奕的学识和才智都不及恭亲王奕，但他在官场上的遭际却远比奕顺利。奕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为人谨慎谦卑，不因身份显贵而稍露锋芒，这是他一生荣显的重要原因。
奕的第五子载沣，光绪十六年（1890年）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成为摄政王。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年），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继承了其父懦弱的性格，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面对鼎沸的局势，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
醇亲王府连续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也就是所谓“两代潜龙，一朝摄政”。这本是清朝史上前所未有的荣耀，却因清朝灭亡于其手而黯然失色。
醇亲王奕一生，大致分为三段，即读书阶段、参政阶段、执政阶段。
第一阶段，从出生到20岁（1840—1859年），读书阶段。奕10岁时，其兄咸丰帝奕登基，他受封醇郡王。此后十二年（1850—1861年）里，他没有再得到过什么“恩典”，也没有过多地参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就是在上书房读书。奕从6岁起就在上书房读书，整整度过了14个寒暑。这段经历，给他的一生都留下鲜明的烙印。
奕的师傅朱凤标，字桐轩，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元年，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朱凤标第一次到上书房，给皇七子奕授读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当时奕6岁，朱凤标是他的启蒙老师。到咸丰八年（1858年），朱凤标再次到上书房给奕授读时，奕已经19岁了。
上书房读书，规矩严格，贵为皇子或王公也难免受罚。奕在《竹窗笔记》中提到，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且须师傅批准。读书间隙许可讲书论史，但不准外出闲逛。如果功课没有完成，或罚书或罚字，也有罚下榻站立诵读的。严格刻板的上书房教育，给皇子的学识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对其性格的陶冶也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在奕身上反映得尤其明显。他曾自述：“余自幼迄长，与师相依，如负冬日，不可暂离；又如行悬崖，傍深渊，不敢旁移跬步。”奕在这里说的“自幼迄长”相依靠的师傅，就是前面提到的朱凤标。他与师傅终日相处，关系密切，感情深厚，甚至达到“不可暂离”的程度。但师傅的严格教诲，又形成他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秉性。即便后来位极人臣，他仍旧终日如行悬崖，如临深渊，不敢越雷池半步。而他一辈子功业的成败，与这一性格特点又是息息相关的。
咸丰九年（1859年），20岁的奕奉旨成婚，这才分府出宫，住进了西城的太平湖醇郡王府。此后开始步入政治舞台。
第二阶段，从21岁到44岁（1860—1883年），参政阶段。奕出宫后，开始担任过一些八旗官职，但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作为，直到其侄载淳（同治帝）即位，他的政治地位才骤然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他与慈禧太后的至亲关系。
奕的正福晋是太后的亲妹妹。由于这层关系，在咸丰末年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奕站到了太后一边。当时奕正在热河，他通过自己的福晋，为深处宫闱的慈禧太后传递密信，又与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联系，终于成功发动了政变。在顾命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送咸丰帝梓宫还京途中，又是奕将肃顺亲手拿下。关于奕的这段经历，在清朝末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有生动的回忆：
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
的确，拿肃顺，在奕一生中是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此后仅半年时间，奕就得获一大堆头衔：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事务……同治三年（1864年），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十一年，晋封亲王。
总起来看，同治一朝，奕虽多了不少职衔，在政治上仍没有什么作为。恭亲王奕虽只长他8岁，但能力超群，长期主持军机处，内政外交，运筹帷幄，了然于胸。才智平庸的奕即便进入权力中枢，在他的风采面前也不能不黯然失色。
同治十三年（1874年），载淳病死。载淳的死，为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提供了机会。因继位的小皇帝载湉是奕次子，所以又给奕的人生带来新的转折。载淳在位13年，无嗣子，按照祖制，应从近支晚辈中选立皇太子。但这样一来，慈禧太后就成为“太皇太后”，再也没有“垂帘听政”的机会。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她在载淳死去当夜，召集惇亲王奕讠宗、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孚郡王奕等商议立嗣事宜。诸王中有人提出在近支晚辈中“择贤而立”，也有人建议选年纪稍长者立为国君。她当即反驳说：“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慈禧太后所说的“我二人”，指自己和东太后。她随即宣布，由4岁的外甥载湉承继文宗为子，并承袭帝位。这天深夜，载湉被从睡梦中唤醒，在群臣和侍卫的簇拥下，从醇王府进入紫禁城。次日清晨，他宣布入承大统，年号光绪。同时，宣布由两宫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颁布的懿旨称：“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选中年幼的载湉，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首先，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堂弟，他继位只能作为文宗（咸丰帝）的嗣子，这样她就可以太后身份继续垂帘听政；其次，载湉年方4岁，登基后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朝政，便于她长期执政；最后，与载湉父亲醇亲王奕有至亲关系，她的妹妹是奕的正福晋，立载湉为帝自然便于控制和施加影响。
慈禧太后让载湉以咸丰帝嗣子名义继承皇位，不仅违背了父死子继的祖制，而且使同治帝失去后嗣，这对清朝严格的宗法制度是一个明显的破坏。难怪她的懿旨一出，不但出乎王公大臣意料，奕骤闻之下，竟然吓得昏迷伏地，不能起立。慈禧太后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却绝不能让它们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选立载湉嗣位，使慈禧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奕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是不会失态到如此地步的。
载湉即位后，奕就借口病重奏请免去一切官职。慈禧太后允准其请，命他监修穆宗（同治帝）陵寝，并照料小皇帝在毓庆宫读书。父以子贵，又赐其亲王爵世袭罔替。只保留了一条：“有大政事备顾问。”这样一来，奕在载湉即位后的前十年（1875—1884年），除了照顾小皇帝读书，很少过问政事。
第三阶段，从45岁到51岁（1884—1890年），执政阶段。奕养尊处优的闲散日子一直过到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希望利用奕来削弱恭亲王奕的权力，从而为他敞开了通向权力峰巅的大门。
事情还要从慈安太后（东太后）的猝死说起。同治年间和光绪初年，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西太后）两度共同“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性格温和谦让，召见大臣，往往讷讷无语，事无巨细，多听任慈禧太后裁决。慈禧太后为人机敏，锐于任事。名义是两宫垂帘，掌握实权的只是她一人。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偶感风寒，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痊愈，不料第二天病情陡重，神志不清，牙关紧闭，痰壅气闭。戌时，死于钟粹宫，年45岁。慈安太后暴死，有传言谓慈禧太后下毒所致，无确凿证据，成为千古疑案。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来，两宫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历史至此结束，开始了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听政的独尊局面。
慈禧太后独自垂帘后，大权独揽，削夺恭亲王奕执政权力的意图越来越强烈。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起，奕主和，奕主战。慈禧太后赞同醇王。随即宣布把奕逐出军机处，罢除一切职务，同时把军机处大臣全部换班。太后又宣布，今后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奕商办。这就意味着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大权。奕才虽平庸，志却远大，很希望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表现，只因恭亲王久居首席军机大臣高位，使他难以遂愿。奕被罢，让他第一次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但是，随着地位升高，权势加大，他的性格弱点也被放大。尤其在太后面前，他愈加诚惶诚恐、谨小慎微了。
奕执政生涯中，有两件事是应该提到的。第一件是总理海军衙门，第二件为慈禧太后大修园囿。其实，这又是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应该从海军衙门的成立说起。
中法战争后，扩充海军的呼声高涨。光绪十一年（1885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总理其事。一年后，自德国购买的“定远”等铁甲舰到达，直隶李鸿章请奕同乘海晏号出大沽口，检阅南北洋合操的军舰。看到整齐、雄壮的战舰队列，还引发了他诗人的雅兴。他在途中吟诗多首，以《航海吟草》集刊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
这次巡阅，是清朝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军检阅，引起中外关注。没想到，事后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奕在出发前，特请太后委派亲信太监李莲英一路伴随左右。李连英，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9岁时因生活所迫，入宫为太监，分在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名下当差。李连英聪明乖巧，善于察言观色，很快得到主子赏识。同治八年（1869年）太监安德海被捕杀，李莲英取而代之，升为大总管。慈禧太后违反祖制，亲赐他二品顶戴，赏给黄马褂。奕巡阅海军，每见文武官员，皆命李连英随同。其本意，是为了避免专擅军权的嫌疑，引起慈禧太后疑忌。而李连英怵于安德海的前车之鉴，也不敢张扬，布靴布衣，每天还手执醇亲王的长杆烟袋，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公余谢客，不见一人。各地卑鄙官员，本来都想乘机逢迎大总管，结果大失所望。醇王左右和李连英都是一介不取而归，醇亲王大加赞扬。但不管怎么说，李连英出阅水师，明显破坏了清廷“太监不得干政”的祖训。于是，御史朱一新上疏弹劾李有劣迹，朝议哗然。慈禧太后要奕作证。奕矢口否认李有劣迹。太后颁布懿旨，以“风闻不实，希图耸听”的罪名，将朱降职。
这次巡阅圆满完成，两年之后（1888年），北洋水师已拥有大小军舰25艘，主力阵容包括德制“定远”“镇远”两艘7000多吨的铁甲舰和巡洋舰、炮舰、鱼雷艇，基本具备了近代海军规模。据说已跻身于世界海军“八强”（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国），实力超过了日本。
奕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支持李鸿章改进并扩大海军的方案。他还支持某些汉族督抚，如张之洞等人引进西方工业的举动。但是，他的缺点是行事不果，对慈禧太后的一意孤行颇为顺从。恭亲王执政时，屡次制止太后修园。奕主持海军衙门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为太后大建园囿，以致发展海军的宏愿半途而废。
清代帝后都喜欢在行宫或园囿居住。康熙、雍正、乾隆历朝，先后在北京西北郊兴建了畅春园、圆明园以及万寿山（原名瓮山，因慈禧太后办六旬万寿，改名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山五园”。咸丰十年（1860年），著名的三山五园被英法联军一举焚毁。慈禧太后不满意常年居住在被她诅咒为“红墙绿瓦黑阴沟”的紫禁城里，决意修复西郊园囿。
同治十二年（1873年），载淳亲政后，在慈禧太后授意下，以“奉养两宫”为借口，下令修治圆明园。修复这样一个废园，不但工程浩大，而且需款很多。恭亲王奕等王公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缓修，加以各地经兵燹之后，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太后不得不宣布尽罢各省摊派，停修圆明园。
光绪十年（1884年）恭亲王奕被黜退后，奕接掌大权，为了迎合慈禧太后，首先对紫禁城西侧的西苑三海（即南海、中海和北海）进行大规模修治，前后用工600万个，支出经费589万余两，其中多达436万余两挪借自奕主持下的海军衙门。
慈禧太后并不以此为满足，不久又动用巨帑在北京西郊大修清漪园。清漪园已成废墟，修治的难度比西苑大得多。慈禧太后授意醇亲王奕，以办海军的名义，重修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在昆明湖恢复水操，并设水师学堂于湖畔。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大婚，慈禧太后归政。在此之前，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重新修葺西苑及万寿山殿宇，取“颐养冲和”之意，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作为太后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地方。
颐和园工程浩大，前后历时10年。究竟耗费了多少银两，历来众说纷纭，一般估计在3000万两左右。其中挪用户部银1000万两，海军经费2000万两。为了筹措巨额经费，奕以海军衙门的名义四处挪借。为了防止舆论不满，又托人向有关大员打招呼。光绪帝的老师大学士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
“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朴庵”是奕的字。“昆湖”和“万寿山”均是颐和园的代名词，“滦阳”指热河，“渤海”指北洋海军的建设。意思是说，慈禧太后原有重修热河行宫的计划，后来几经劝说，方许诺以修建颐和园代替。而海军经费又被挪用于园工，因而有以“昆湖易渤海”的提法。实际是奕在请求当事者的谅解。
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至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八年间北洋海军支出平均每年不过二百六七十万左右。这一期间，名义上作为建设海军用的购船经费，大半都被挪用于修建颐和园。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海军就没有再增添一舰。日本却在此时投入巨资，大力购买和建造兵舰。至甲午战争前夜，已有兵舰70余艘。实力超过中国海军。
慈禧太后耗四海臣民之膏血，以奉一己享乐，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奕名为总理海军，实则着力修园。结果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如果问甲午战争为什么败得那么惨，固然可以举出种种理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军经费被拿去修了颐和园。清末北京民间流传这样一句民谣：鬼子六，败家七。“六”指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七”指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奕奉命留京议和，和洋鬼子打交道，这是蔑称，含有里通外国的意思。败家七，则指奕不会办事，把大量银子挥霍一空。
奕体弱多病，并不妨碍他对军事的关注。除了发展海军，他曾负责演练八旗神机营，同样毫无业绩可言。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八旗禁军一触即溃。战争过后，清廷不能不感到编练禁军的重要。京师八旗各就所属地方设立公所训练，并挑选各旗精兵1万名，组建神机营。奕受命管理神机营后，把规模扩大到14万名，设马步队25营，购备西洋枪炮，选派旗兵学习德国兵法，一时呈现出新气象。
奕对训练神机营很尽心，经常亲临阅视。保存至今的奕最早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在军营外拍摄的，照片上共有三人。奕气宇轩昂，横握腰刀，站在中央，两名侍卫各持长矛、火铳，分立两侧。奕在照片上亲笔题诗：
波面残阳耀碎金，
炎光消尽觉凉侵。
莫言倥偬三军事，
也得逍遥一律吟。
碧草马嘶欣脱辔，
青溪人坐乍开襟。
云容乣缦随风布，
念切油然早作霖。
下书：“晚操后步至长河作。”
奕乘着暑热消退到长河边漫步，忙里偷闲，仍不忘赋诗一首。诗中没有提到神机营，也没有点染操练的紧张。从“莫言倥偬三军事”句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态已完全沉浸在晚操后的闲适中。
奕是一位好诗人，却不是一位好统帅，何况八旗制度早已腐朽不堪，非一二人努力所能逆转。奕为管理神机营费了不少心思，结果却令人失望。
神机营建立后，八旗官员竞相投效，机构日益臃肿，各种职官540余人，竟比兵部还多了300余人。官兵渐染八旗腐化的积习。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一度逼近京畿地区，慈禧太后欲遣神机营御敌。一日神机营会操，遣内侍前往观察。还报说：罢操后，诸兵各手拿一鸟笼，已游荡于茶馆店铺中。民间谣谚，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进营要少”，讽刺他们临阵奔逃，出操则预雇替身，平日很少到营出操。太后听说后震怒，令奕前往检阅操练。奕受命大阅，只见士弱马疲，步伐错乱。有一兵丁竟从马上跌落，摔断了腿骨。经查问，回答说：“我是打磨厂卖臭豆腐的，哪能骑马？”
光绪年间，神机营纪律更加松懈，而且鸦片泛滥。神机营在顺治门外校场口训练，会操前各兵丁已将附近各胡同口用帐幔遮掩。兵丁每操练一回合，即纷纷步入帐幔。有好事者绕道窥视，只见“满地排列鸦片烟具，各兵丁拼命呼吸，候令再出”。督操王大臣走后，便呼啸而去。这些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八旗“精锐”，实际是一群无力作战的烟鬼。在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七回《管神机营王爷撤差》，对这事也有生动的描写。
清朝统治已病入膏肓，神机营的腐朽，只是全豹之一斑。奕纵有重振之心，结果也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