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关的前一年，即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暴卒。围绕着皇位继承的问题，清皇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亲王、郡王共有7人，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
此时，礼亲王代善的势力已远不如从前了，两红旗的实力已经遭到皇太极的削弱，他本人也年过花甲，久不临战，暮气沉沉，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已英年早逝，二子硕托是一位年轻有为、屡建战功的人物，但又不为代善所爱，七子满达海虽有战功，尚属初露头角，还没有多少发言权。代善孙子辈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在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帝位的优势。但代善的资历老、地位高，且手中仍握有两红旗的实力。他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他的支持或反对尚能左右事态的发展。
郑亲王济尔哈朗是镶蓝旗旗主，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又靠皇太极的恩赐做了旗主。虽然他不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但他的向背却对各派系有着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时年34岁，颇有战功。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的日益封建化，也使豪格有实力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1632年）就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1636年）晋封为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频频打击各大贝勒、旗主，拉拢、分化中间势力，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实力，又把原属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形成以两黄旗和正蓝旗为核心的皇权势力，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可以说，豪格是继承皇位可能性最大的一个人。
皇位的另一个强有力竞争者便是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弟多尔衮。他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生母阿巴亥。他比豪格小三岁，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被公认为宗室中的最强者。且身后有两白旗和两位勇猛善战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作为坚强的后盾，而且当时正红旗、正蓝旗和镶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多尔衮，这就更使他如虎添翼。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有继承的资格，即代善、豪格、多尔衮。这三人旗鼓相当，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具体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又有三旗作为后盾，实力要比多尔衮略强。而且代善和济尔哈朗此时已经感到多尔衮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更倾向于豪格一边。
在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谋划活动，并由幕后转为公开。两黄旗大臣们会于豪格之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倡议立肃亲王豪格为君。肃亲王豪格在众人怂恿之下，决心争位，并积极展开活动，争取支持。他派人找到济尔哈朗，对他说：“两黄旗大臣已决定立肃亲王为君，需要和你商量一下。”希望能得到济尔哈朗的支持，济尔哈朗当即表示：“我意亦如此”，但又认为需要与多尔衮商议。
就在两黄旗大臣密谋于肃亲王之家，紧锣密鼓地筹划拥立豪格的同时，两白旗的上层人物也正在积极筹划拥立多尔衮为帝。阿济格和多铎支持多尔衮，他们“跪劝睿王，当继大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尔不继位，莫非是害怕两黄旗大臣吗？舅舅阿布泰和固山额真阿山都说了，两黄旗大臣，愿意皇子即位的不过就是几个人，我们在两黄旗的亲戚都愿你继大位啊”。
双方都在为争夺皇位而加紧活动，时局日趋紧张。首先提议立豪格的图尔格为防万一，令其所辖的三牛录亲兵披挂甲胄，弓上弦，刀出鞘，守住自己的家门，害怕自己首当其冲，成为两白旗诸王的刀下之鬼。
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五天，多尔衮首先赶到三官庙，询问索尼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索尼直率地告诉他：“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多尔衮知道反对他登位的两黄旗大臣态度是很坚决的。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这是一个决定大清命运的关键日子。崇政殿，是皇太极生前议论朝政的地方，皇太极死后，其梓宫也停放在这里。这一天，诸王大臣就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和平顺利解决，还是兵戎相见、互相残杀，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与满洲的未来。会议尚未开始，两黄旗大臣派两旗精锐的护军剑拔弩张，已把崇政殿团团包围起来，大有以武力相威胁之势！尔后，索尼、图赖、鳌拜等两黄旗大臣，又手扶剑柄，气势汹汹地闯入崇政殿，等待会议的开始。这时的形势对多尔衮已颇为不利。会议刚一开始，索尼和鳌拜首先出来倡立皇子。多尔衮则针锋相对，认为诸王尚未发言，他们还没有说话的资格，厉声令他们暂时退下。
在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被喝退之后，阿济格和多铎便出来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见两黄旗大臣气势汹汹的样子，遂犹豫不决，没有立即答应。但多铎却急不可耐地说：“如果你不应允，该立我为皇帝！我的名字已列于太祖遗诏之中。”
多尔衮反驳道：“肃亲王的名字也是太祖遗诏中提到的，不只有你的名字。”多铎在遭到哥哥的反对后，就提出另一位人选：“要不立我，论年长者，当立礼亲王代善。”代善见多铎点到了自己头上，便开口说：“睿亲王如果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不然的话豪格是帝之长子，当继承大统。我已年老体衰，力难胜任。”提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
豪格见自己不能被大家顺利通过，大为不悦，便说道：“我福小德薄，哪能担当此任？”说罢，固辞而去，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见主子离席，便纷纷离座，按剑向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人，食于皇帝，衣于皇帝，皇帝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如若不立皇帝之子，那我们宁可跟从先帝死于地下！”
代善面对两黄旗大臣咄咄逼人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便连忙说：“我虽是先帝之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怎能参与此次议立呢？”说罢起身离去。阿济格也随着退出会场，多铎则默无一言。此时，殿中只剩下多尔衮、多铎和济尔哈朗，以及两黄旗的大臣们。面对两黄旗的武力相逼，多尔衮开口说道：“你们大家说得对，既然肃亲王豪格谦让退出，无继统之意，那么就应当立先帝之九子福临为帝。不过其年岁尚幼，八旗军兵事务，最好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分掌共管，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建议，似乎有点出人意料。机敏的多尔衮，在相持不让的僵局下，不失时机，当即提出了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方6岁的福临来继承帝位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妙处是，一方面满足了两黄旗大臣以死相拼拥立皇子的强烈愿望（对两黄旗大臣来说，只要立皇子就行，无所谓哪一个，因为这样，两黄旗就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显赫），另一方面多尔衮又排除了与自己实力相当的皇长子豪格。同时，对于多尔衮来说，面对刀剑相逼的两黄旗大臣，他虽然被迫放弃了争位的要求，但争取了已有支持豪格倾向的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从而稳定了局面。多尔衮拥立不懂事的稚童，自己作为辅政王，他可与济尔哈朗分掌国家大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的地位可与皇帝相仿，虽无名而有实。对于济尔哈朗来说，自己做了辅政王，自然不会有反对意见。而代善自己本无争位打算，当然也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对此自无异议。
这个妥协方案最终为各方接受了。
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爱新觉罗·福临被决定继立为帝，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理朝政，这个方案一确立，代善便立即召集所有八旗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宣布：“天位不可久虚，伏观大行皇帝之九子福临天纵徇齐，昌符协应，爰定议同心翊戴，嗣皇帝位。我等当共立誓书，昭告天地。”他首先率诸王宗室等对天发誓：“嗣后有不遵先帝定制，弗殚忠诚，藐视皇上幼冲，明知欺君怀奸之人，互徇情理，不行举发；及修旧怨，倾害无辜，兄弟谗构，私结党羽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接着，文武诸臣也进行宣誓：“我等如谓皇上幼冲，不靖共竭力，如效力先帝时，而谄事本主，豫谋悖乱，仇陷无辜，见贤而蔽抑，见恶而徇隐，私结党羽，构启谗言，有一于此，天地谴之，即加显戮。”
然后，为了表示对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作为辅政王的信任和支持，大家又誓告天地，说：“我等如有应得罪过，不自承受，及从公审断；又不折服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紧接着，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也对天宣誓说：“兹以皇上幼冲，众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我等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至此，大局已定，仪式已毕，一场皇位争夺结束了。众人三三两两地散去；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也开始松弛下来。
事过境迁，但时至今日人们仍有疑惑：皇太极的几个儿子当中，为什么多尔衮偏偏选中了第九子福临？有人说多尔衮与福临之母、永福宫漂亮的庄妃早有私情，在庄妃的周旋下，于是便将其子福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我们说，这种情况虽有可能，但决定福临继位的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局势的发展和各派势力的均衡，以及满洲的制度和多尔衮对自己权力精妙设计的结果。
皇太极除了长子豪格之外，共有过10个儿子，但他死时只剩下7个。在五宫后妃中，清宁宫正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只生下三女儿，位于其下的是关雎宫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就是福临母亲的姑母，但不幸的是，她曾在崇德二年生下一子，未及命名就夭折了，她自己也在三年后病逝。排在第三位的是麟趾宫贵妃博尔济吉特氏，生有一子一女，子即博穆博果尔。第四位是衍庆宫淑妃博尔济吉特氏，无子无女，只抚养了一个蒙古养女，嫁给了多尔衮。第五位才是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福临的生母，其他生子的贵妃、庶妃还有7位。从年龄来讲，当时比福临大的还有叶布舒（时17岁），硕塞（时16岁），高塞（时7岁），常舒（时7岁）等4人，但皆为庶出；从地位上来讲，博穆博果尔之母为西宫皇后，高于福临之母两级，为什么多尔衮不在这5人当中选一嗣君，偏偏选立了福临呢？
可能有如下原因：首先，多尔衮提出选皇子但并不同意豪格。自己做辅政王，目的是为了控制皇帝，自己独揽大权，使自己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因此，绝不能选择年龄较大者继立为帝。所以，叶布舒和硕塞就被排除在外，因为如果那样，他根本就没理由提出设立辅政王，即使勉强设立了，也不能辅政时间很长，这对于他当然是无利可图的。
其次，满族极重嫡庶之分，所立皇子的母亲必须是地位较高的五宫正妃，而不是没有徽号的侧妃或庶妃所生之子。皇太极生前最喜欢的妃子有两个，一是宸妃，此妃贤淑文静，与太宗感情极深。皇太极曾取《诗经》中以表达爱情著称的“关关雎鸠”诗句，来为她所居宫室命名。崇德六年（1641年）她病逝之后，皇太极痛不欲生，饮食俱废，很长时间都未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另一位，就是福临的生母庄妃。此人在五宫后妃中最为年轻，且又美貌动人，聪明伶俐，她善于体察皇太极的心意，因此很得皇太极宠爱。特别是宸妃死后，她就成为皇太极晚年生活中的唯一爱妃。这二人本是一姑一侄，且都只生有一子，但宸妃之子不幸夭亡，庄妃之子福临就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提出他来继嗣，应该是符合先帝心愿的，诸王自然没有话说。
但是，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还有一个人，即麟趾宫贵妃的儿子博穆博果尔。此子于崇德六年（1641年）十二月出生，为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也是最后一个儿子，当时不过两岁多。其母博尔济吉特氏地位也比永福宫庄妃高。那么为什么多尔衮没提出博穆博果尔作为皇位继承人呢？也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传说麟趾宫贵妃和衍庆宫贵妃原来都是察哈尔林丹汗的老婆，后来为清军俘获，代善等劝皇太极纳之，后来分列五宫后妃中的第三位和第四位。这样，她们就不是皇太极的元配，在人们眼中的地位就不甚高贵。此外，麟趾宫贵妃也不太被皇太极宠爱，她和衍庆宫淑妃之所以被皇太极安排在永福宫庄妃之上，其政治上的需要可能远比夫妻感情的因素要大得多。就是说，这是招徕蒙古诸部的一个手段，因此其实际地位当低于她的名号。其次，博穆博果尔才两岁，虽说多尔衮是辅佐幼主，但太小了也不合适，举行仪式时，总不能由母亲抱着，连起码的场面也应付不了吧？
因此，福临在当时被选中了，这绝不是偶然的机遇，或是凭多尔衮信口道来，而是由当时诸多的客观因素决定的。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辅政王的人选呢？为什么诸王大臣只得同意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而不是豪格、多铎或代善来辅理国政呢？多尔衮出任辅政的原因比较清楚，他是牺牲了皇位继承权而出任辅政的，这等于是个交换条件。这一点，恐怕双方都很清楚。起初，多尔衮代表两白旗出来争夺皇位。此时，他出任辅政同样是代表着两白旗，这体现着最高统治阶层中各派势力的一种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多铎和阿济格自然不能同任辅政王。当然，多尔衮个人的才能也为众所周知，多铎和阿济格不可能取而代之。
同样，福临即位，已经代表了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利益，豪格再出任辅政，均衡就会被打破，这是多尔衮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但是，能不能就由多尔衮一个人担任辅政王呢？不行。一边是六龄幼主，一边是雄才伟略的叔父，难免会出现大权独揽、个人专政的局面。这样，就必须有一个中间派上台，表面上并非多尔衮的敌对势力，实际上起一种抑制多尔衮的作用。对于多尔衮来说，也必须拉上一个比较好对付的人一同登台，这样，才可以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使对手较容易接受自己的提案。谁能充当这个角色呢？代善不行，他早就表示“老不预政”，皇帝都不愿当，何况辅政王？于是，就非济尔哈朗莫属了。对于多尔衮来说，济尔哈朗容易对付，而他又曾支持豪格，拉他上来，两黄旗的人必定没话说，而且，把他放在第一辅政王的位子上，该方案就更容易被通过。这是平衡各派势力的最佳方案。
对于满朝文武来说，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出任辅政也并不出乎意外，因为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就是这两人。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日理万机，不胜劳累，在外出休养时，国事“著大学士范文程、希福诣和硕政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处会议”。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列于首位。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皇太极赐诸王玄狐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仍列首位。五月，他又命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向罗洛浑传谕。六月，饶余贝勒阿巴泰征明凯旋，皇太极令诸王大臣出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排在最前面。八月，因阿巴泰征明大捷，文武群臣上表称贺，又是济尔哈朗和多尔衮领衔。这一切都表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在皇太极统治时期乃是群臣之首，而且济尔哈朗排在第一位，多尔衮排在第二位。这二人现在做了辅政王，众人也不会觉得意外，是最顺理成章的人选。
然而，尽管皇太极死后所形成的政权格局，是各派势力充分较量后，大家共同接受的结果，但仍有一些人公开或暗地里表示反对。
镇国公艾度礼在宣誓之前就说：“二王迫胁盟誓，我等面从，心实不服。主上幼冲，我意不悦。今虽竭力从事，其谁知之？二王擅政之处，亦不合我意。每年发誓，予心实难相从，天地神明，其鉴察之。”他还把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在集体宣誓之前焚化，表明他是被迫盟誓的。
多铎或许是对多尔衮不同意立他为帝不满，他后来居然对豪格说：“和硕郑亲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多铎仿佛不再是多尔衮的兄弟，而是变成了豪格的死党。
代善的子孙硕托和阿达礼在盟誓两天之后，对拥立稚童福临颇不甘心，仍积极活动，企图把多尔衮推上皇位，改变既成的事实。于是，在八月十六日阿达礼先跑到多尔衮那儿，对他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接着又跑到济尔哈朗那儿，对他说：“和硕礼亲王让我经常到睿王府中往来。”硕托也派吴丹到多尔衮处，对他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最后两人又一起到代善那儿，以探视足疾为由，在床前悄悄对他说：“今立稚儿，国事可知，不可不速为处置。”又附到代善耳边说：“众已定议立和硕睿亲王矣，王何默默？”代善听后明确表示反对，并告诉他俩说：“既立天誓，何出此言？更勿生他意！”
对阿达礼和硕托的四处游说，多尔衮迅速做出反应：当他们找上门时，多尔衮“闭门不纳”。二人跑到多铎处求见，多铎也令人对他们说：“此非相访之时！”始终不出见。硕托和阿达礼无奈，只得又回到代善那儿去恳求他的支持，代善见告诫不听，立刻发了脾气，说道：“何为再发妄言？祸必立至，任汝所为！”为了不牵连自己，代善立即将他们告发，多尔衮说：“吾亦闻之。”于是他俩的活动被揭发了出来。
据说，阿济格对多尔衮立幼子为帝心中也颇不满。“自退出后，称病不出，帝之丧次，一不往来。”
肃亲王豪格见到两黄旗大臣一立了皇子就不再坚持拥立他，便认为他们“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王。”他还大骂多尔衮“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并叫嚷“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他手下的杨善、伊成格、罗硕、俄莫克图等也纷纷愿为豪格效死。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挑战，新统治集团的核心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甚至代善都主张坚决打击，决不手软。济尔哈朗下令将艾度礼和他的妻子及其子海达礼一齐斩首，家产人口全部没收。豪格被夺所属七牛录，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其死党杨善、伊成格、罗硕、俄莫克图全部被砍头。其他知情者安泰、夏塞等俱遭鞭责。支持多尔衮的人，代善和济尔哈朗是主张重罚的，多尔衮也就更不能心慈手软。对于硕托和阿达礼，代善都可以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多尔衮要是容情，就势必被人认为是有私心。于是，他二人被宣布扰乱国政，以叛逆罪论死。阿达礼母、硕托妻因结党助逆，与同谋的吴丹一并处死。在十六日晚上，硕托和阿达礼被捕送到衙门，“露体绑缚”，与硕托之妻和阿达礼之母，“即缢杀之”。
面对阿济格的消极抵制，多尔衮派人警告他说：“汝虽患病，皇帝丧事，不可不来也。”阿济格听后非常害怕，第二天就扶病上朝，不敢有所怠慢。
经过一番剑拔弩张的皇位争夺战，皇帝的宝座将由皇太极6岁的幼子福临继承。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朝文武斋戒祭告上天，改第二年为顺治元年。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皇太极的丧期未过，就举行了顺治小皇帝的登基典礼。满洲贵族以及蒙汉各族大臣齐集笃恭殿，恭候新主登基。年幼的福临乘辇升殿，其乳母欲与他同坐，他不同意，并说：“此非汝所宜乘。”然后，由东掖门出，诸王、贝勒及文武大臣跪迎两旁。他上殿后，问侍臣：“诸伯叔兄朝驾，宜答礼乎？抑坐受乎？”侍臣答道：“不宜答礼。”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率群臣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然后颁行登极大赦诏。
诏书曰：“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鸿功，贻厥子孙。皇考大行皇帝，嗣登大宝，盛德深仁，弘谟远略，克协天心。不服者武功以戡定，已归者文德以怀柔，拓土兴基，国以滋大。在位十有七年，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上宾，今诸伯叔兄及文武群臣，咸以国家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谓朕为皇考之子，应承大统。乃于八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朕年幼冲，尚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所有应行赦款，开列于后。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颁诏完毕，文武百官再行三跪九叩头礼，大典即告结束。
二十几天后，王公大臣们齐至崇德殿，将皇太极的梓宫哭送到陵宫，马驼前导，出了大清门。通往陵宫的道路两旁，齐齐跪着大小贵族官吏以及外藩蒙古丧使，待大行皇帝梓宫安放完毕，王公大臣上前跪祭，最后把皇太极生前衣服及陈设用品一一焚化。至此宣告老皇帝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多尔衮开始了他的摄政生活。
在新皇登基前后这一个月里，多尔衮一直处在矛盾旋涡的中心，他的努力使满洲贵族内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瞬间烟消云散，虽然还没能最终解决矛盾。多尔衮的名次居位虽然都在济尔哈朗之下，但由于他的识略均远胜于济尔哈朗，因此，福临继位之初的军国大事依然主要由多尔衮来处理。九月初九日，济尔哈朗便与阿济格率军出征宁远，至十月中才归，这实际上说明多尔衮已处于支配地位，在朝中处理军政大事。按朝鲜人的说法就是，“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出兵兵事皆属右真王（济尔哈朗）”。
十二月，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始称摄政王。其间，两位摄政王召集诸王、贝勒、贝子、王公大臣会议，向他们说：“前者公议公誓，凡国家大政，必众议认同之后决定。现在考虑众说纷纭，不易决断，反误国家政务。”然后二人当众表示：“我二人当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唯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唯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责重，不得不言。”在如何安排皇太极成立的六部时说：“方先帝置我等管理六部时，曾谕国家开创之初，故令尔子弟辈暂理部务，等大功告成，即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摄政，不便兼理部事，而诸王仍留，亦属未便，从今以后诸王管理六部事一概停止，止令贝子公来代理部务，你们看怎么样？”经过众人进一步讨论，议定：“贝子公等管理部务亦停止，惟原在部之贝子博洛、公满达海不令卸事，其余王、贝勒、贝子俱罢管部务，部务悉由尚书处理。”
其后，多尔衮又先后谕各部尚书、侍郎及都察院官，让他们“克矢公忠，有见即行，勤劳罔懈”，都察院严加稽查，三年考核。接着，又以考满称职，给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六部尚书、侍郎、启心郎、理事官等官员二十余名加官晋级，给予奖励。这样一方面减少了诸王对政事进行干涉的机会，又通过硬软两手使部官勤劳政事，一切权力皆向多尔衮一人手里集中，使摄政王的名称更加副实。这样，济尔哈朗实已退居多尔衮之下，多尔衮成了实际上享有皇帝一切权力的摄政王、太上皇。
为了尊崇多尔衮的显赫地位，顺治元年（1644年）一月，由礼部议定摄政王多尔衮居内及出猎行军的礼仪，诸王不得与之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皇帝的尊荣和权力，成为清初的实际执政者和决策者，从而为他以后所实行重大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