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摄影记者，在异国的外出频率很高。我在南联盟期间，感觉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许多人见到我就用不太熟练的中文与我打招呼，有的则用单词加手势与我简单交流，还有的看我是中国人，就摆一个拳击的动作，并会说“功夫”一词，这大概与电影电视的宣传有关。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普遍习武，个个都会武功。我到南联盟之前，有中国少林武僧刚来这里表演不久，当地人感到非常震撼，特别是年轻人非常羡慕中国的功夫，见到我后自然问我会不会。为了不使当地朋友感到遗憾，我表示我的功夫还不错。有一次，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河畔的中国大酒楼，几位常年在这里工作的南联盟服务员希望我能给他们表演一下中国功夫。因我常在该酒楼吃饭，与他们都很熟，无奈之下只好拿出花拳绣腿在甲板上（该饭店建在一条游船上）给他们表演了一套拳术。没想到他们很开心，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Very%good。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其实只有我知道，小时候学的这套“花架子拳”只有给外国朋友看看热闹还过得去。如今，南联盟民间还成立了中国功夫研究会。有一次，我到贝尔格莱德一家电视台与同行商谈电视节目交流事宜，适逢南联盟中国功夫研究会的会长和一些成员正在这家电视台做与中国功夫有关的节目，其中有25岁的南联盟警察，身强力壮，曾自费到中国郑州少林武术学院较系统地学习过一年武术，刀、枪、棍、剑等器械样样皆会。他不无自豪地拿出中国少林武术学院颁发的红色结业证给我看，上面用中文详细记载着该学员的各科成绩，成为倍受当地人羡慕的佼佼者。他告诉我，到中国学习功夫对他在警察局的工作帮助很大，至少基本功及擒拿格斗比别人高出一筹，他的同行及很多人都想去中国学武术，只是由于目前的经济原因很难成行。
2002年12月1日，据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他的两个女儿正在学习中国武术，其中一个已开始学汉语。在访华前夕，普京总统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再一次由衷地表示：“我们对汉语，对中国的文化、文学和历史都非常感兴趣。”2006年3月，普京总统访华时还专程到河南少林寺“以武会友”。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对国外包括欧洲国家的莫大吸引力。
塞尔维亚青年的理想
初春时节，我曾约请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塞尔维亚族青年，就年轻人学中文的话题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到古老的中国去留学，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以方便为华人服务。因目前翻译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谁的中文好，约请的华人就多，生意自然就好。过去这里会中文的人极少，竞争不明显，由于近年来学中文的人渐渐增多，华人选择翻译的面也随之增大。贝尔格莱德一位开中餐馆的华人告诉我，他的饭店需一名懂中文的南联盟人做翻译，广告在当地报纸刊登后，前来应聘的人就有几十个。老板只好与应聘者逐个交谈，感觉与谁对话不费劲，就说明谁的语言好，再考虑选择谁。可见会中文的当地人不在少数。实践证明，要想真正学好和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最理想的就是到所在国去学，否则很难掌握或学精。就我自己而言，这方面的体会颇深。1999年初，我首次出国前往匈牙利，在北京登上飞往布达佩斯的班机时，一句匈语都不会说，包括旅途中要啤酒喝，都要求助于旁边的华人翻译。但等到了匈牙利后，由于每天生活在这个国度，日积月累词汇量慢慢就多了起来，加之我有意识地到匈牙利最古老的罗兰大学学习匈语，基本掌握了日常用语，为日后的工作生活提供了诸多帮助。2001年到南联盟工作后，所在国讲的是塞尔维亚语，我虽没进过学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也能说几句日常用语进行简单交流。这都得益于到了这个国家的缘故，如没机会到这个国家，我想自己很难学会。所以对南联盟的年轻朋友来说，学汉语，去中国，这已成为众多当地中文系大学生乃至中学生的美好愿望。但很多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实现这一理想。我与学中文的学生谈起留学话题时，他们几乎都流露出了渴望到中国留学的美好愿望，还有的人一时出不去就选择到中国餐馆打工，一方面积累词汇，另一方面积攒资金，等时机成熟再到中国留学。很多家长也都希望能送孩子到中国留学，但由于南联盟目前的经济危机，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许多困难。通过采访，我不仅了解了青年朋友渴望到中国留学的愿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南联盟不同家庭今昔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
拜访玛利亚及家人
2001年初的一天，我和翻译夫妇开车离开贝尔格莱德市区，踏着积雪驱车约1小时，来到郊外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在蜿蜒起伏的公路旁，有一家很不起眼的生产供传真机、打印机、收款机使用的专用纸厂，它是正在贝尔格莱德人民大学学中文的中学生玛利亚的父亲开的小工厂。厂子斜对面有一幢两层的欧式小楼，这就是玛利亚的家。玛利亚和众多年轻人一样，渴望到中国留学。
玛利亚的父亲秋拉菲齐是南联盟南部城市黑山人，他本人1978年毕业于克罗地亚杜卜劳温尼克大学外贸和旅游专业，回到家乡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3个女儿活泼可爱。由于南斯拉夫受经济制裁、战争等原因，每个家庭在经济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黑山，仅靠他微薄的工资已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为了不使生活受到影响，秋拉菲齐想，去首都找工作机会可能较多，特别是孩子上学会更方便，于是1990年举家来到贝尔格莱德找工作。秋拉菲齐首先在空气清新的郊外租好房子，然后四处打听用工信息，为了找到合适又能挣钱的工作，特别是为孩子能上好的学校，他不怕吃苦，先后在很多地方打过工，并换过许多工作，还和兄弟合伙做过贸易生意，但他一直期望自己开发生产一种产品。他说，很多家长为了挣钱忽视了孩子的教育，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努力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孩子。因此，当战后南斯拉夫原料价格等相对稳定后，2001年年初，秋拉菲齐在住家附近创办了这家专供打印机、传真机、收款机、电脑使用的专用纸厂。由于没钱买新设备，他就在废品收购站买旧零件自己制作生产设备，一件3000美元的新设备，他在收购站只花了200美元就买到了能够替代的旧设备，经一番改制后就派上了用场。他在每个环节尽量降低生产成本，历尽艰辛，总算生产出了产品并打入市场，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家庭充满了欢乐，孩子接受教育也没受到影响。秋拉菲齐认为家人都应常在一起，因此每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仍坚持天天给孩子讲故事，使得家庭气氛非常融洽。平时他太太和两个大女儿帮他在工厂工作，成为他生意上最好的帮手。虽有了生活门路，但秋拉菲齐感到仅靠小工厂维持生活，特别要实现对女儿的求学愿望，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他们全家每月房租、水电、孩子教育等各项开支加起来就要700多美元，而他厂子的收入只够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和正常的生产。如今，大女儿玛利亚已16岁，是中学生，正在贝尔格莱德人民大学业余学中文，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到中国去留学。面对我的摄像机话筒，她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家庭及美好的愿望：“我叫玛利亚，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妹妹和我的小妹妹。我是中学生，在贝尔格莱德人民大学学习汉语。我很喜欢学汉语，我很喜欢中国，我最大的希望是在中国上大学。”玛利亚为我们朗诵了李白的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女儿叫娜达莎，今年15岁，正在上中学一年级，平时喜欢运动，擅长400米、800米中长跑，曾多次在南斯拉夫及欧洲国际大赛中获金奖。她的最大愿望也是到中国去，但不是留学，而是期望能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娜达莎说，她最理想的计划就是姐姐先实现去中国留学的愿望，等到2008年她去北京时，姐姐能到机场接她，因此，她每天坚持长跑20公里，风雨无阻，为代表本国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积极创造条件。最小的女儿叫叶莱娜，今年4岁，上幼儿园，虽年纪小，但聪明伶俐，已培养出了绘画的情趣。面对女儿们的诸多美好愿望，秋拉菲齐表示会全力支持。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虽然自己挣的钱不多，但要尽力创造条件让她们到中国去。
回忆幸福的童年
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叶连娜，现任南联盟《政治报》编辑。提起以前的生活，她记忆犹新，不无动情地说：过去南斯拉夫比现在好得多,日子很好过。我的妈妈以前是军人,她很有钱，比平均国民收入高得多，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去外国旅游，到过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我先后去过荷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捷克、波兰、奥地利、新加坡、泰国、埃及、土耳其等。我第一次去外国时只有1岁左右，所以说，我的童年过得很快乐，真的，比现在好得多。但是1990年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候，生活水平突然降低了很多，所以我就是在中学的时候感到生活特别难。上大学后可以说有了好转，但仍赶不上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从1990年到现在，我只去过希腊，还是中学班游，除此外我真的没机会，主要是没钱，经济条件是最大的问题。1999年8月，我去中国留学，是在天津，是公费的，没办法自费去中国留学，所以我特别珍惜去中国留学的机会,学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知识，现在是语言学院的研究生。那时候我就下决心考中文系，我觉得我的选择没错。我的父母在20世纪90年代就退休了，虽然日子过得清闲，但经济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是靠退休金过日子，买比较贵的药都成了大的问题。我是独生子，以前的人喜欢家里孩子多些，但现在因生活条件所限，南斯拉夫人虽然都希望家里有几个孩子，但他们都不要，要不起，这都跟经济有关。我在一家报纸的公司工作，跟编校和广告有关，除了这份工作外，我还在上波斯语课。当然，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理想，10年来的经济困难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一般的年轻人都希望可以找到能保证他们未来的工作，但是很难，工作绝对不好找。包括我的同学，他们跟我差不多，大部分都想找到理想的工作，但确实非常难。南联盟要想恢复经济，特别是能够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还要走很远并且曲折的道路。
从前的小康生活在贝尔格莱德临时做中文翻译的马尔科，身高1.90米，此前我们曾有过接触，他本想做我的翻译，但因人员所限未能如愿。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子过得比较轻松，可以这么说，以我看来，南斯拉夫经济的转折点就是1991年，从此以后我们的经济日益恶化。我家以前是小康水平，平时夏天去海边，冬天去山上，能享受得起这种娱乐，那时候我也是小孩子。长大后，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就差多了。我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经济师，他俩同在一个工厂工作。跟大部分南斯拉夫人一样，那时维持生活很容易，就是小康水平，一般来讲日子过得比较好。现在他们也在上班，但没有以前那么好，挣钱不太容易。因为我们遭受了经济制裁，跟别的欧洲国家没有打交道，所以工作机会也相当少，工资也就没有过去那么高。以前我们可以去海边和外国旅游，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我很想走向世界，看看别的国家情况怎么样，但现在我没这个机会，这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对别的国家很感兴趣，比如中国文化、欧洲文化。我们塞族也有悠久的历史，很多人不知道，我特别喜欢。我对塞尔维亚历史很感兴趣，也喜欢研究别的国家历史，所以我很喜欢旅游，看看别的国家的名胜古迹。我还有一个姐姐，可以说我们两个人还是靠父母过日子，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自己偶尔给别人当翻译，在新贝70号有许多中国商人，有时需翻译时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们办一些手续。通过这个方式只能挣个零花钱，但这不是正式的工作。”
中文研究生亚非娜
我和喜欢中国文化的塞尔维亚姑娘合影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亚非娜，今年25岁，目前是年轻人中中文学历最高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