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作奸犯科者何以能够“作奸”？除了利令智昏恃势妄行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国无人莫我知兮。”然而，他们恰恰犯下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忽视前后左右上下的“绿衣使者”。西门庆潘金莲搞的那等艳事可谓“天字号”的“绝密”罢，谁料偏偏出有“绿衣使者”郓哥儿捅了“壁脚”，其结局是奸夫头落淫妇做刀下鬼。事实证明：只要有人群，就必定会有勇于说真话，揭露假丑恶的“鹦鹉”式的“绿衣使者”。报章杂志上那些杀人越货者，其亲人往往催（拉）之去投案自首，这些亲人，无不是“绿衣使者”。古往今来，总是“坏事传千里”。这，谁说不是“绿衣使者”们的功劳？
人们常爱用“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旬古话来说明只要德行高洁，自然会芳名传扬受人崇敬的道理。这里头有没有“绿衣使者”在“作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人，大都在人群中生活，其嘉言懿德，好事善事总会给周围的人以感化和教益，自然也就出有“绿衣使者”为之传播和弘扬。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生前著有不少优秀作品，可他临终前却要友人将他的作品全部焚毁，故生前仅发表了很少一部分。然而他死后，他的朋友们都将其大部分作品编辑出版，轰动了文坛。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夫卡的友人们也正是不忍于沧海遗珠的“绿衣使者”。也有句谚语叫做“好事不出门”，窃认为未必正确，这仅是针对于“坏事传千里”而言的。而事实上，只要人类有“绿衣使者”，好事、善事总是要破“门”而“出”，昭扬于人间的。
杂七杂八“弹”了这么多，然而并非题离万里。鄙意在于劝人行善去恶——多做利国益民有益于人类的好事、善事，少做损人利己害国害民的坏事、丑事。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必会德高名扬，反之则为人类所不齿。那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人的周围永远有着一群爱憎分明，抑恶扬善的“绿衣使者”。
（原载于1990年第10期《学习与思考》）
纸、笔、公章用途简说
纸和笔，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了，连小儿也懂得它们的用途：纸用来书写，绘画，印刷和包装……笔用来写字，画画；公章就有点复杂了，它是机关或团体的印章，“权力的标志”，是覆行公务的有效凭证。这一点，小孩们是绝不懂得的。
纸、笔、公章本身都是由一些物质制成。纸，用稻草、树皮或别的什么制成；笔则用毛、竹（如毛笔）或用铅芯和木头（如铅笔）制成，有的还可用合金和塑料什么的（如钢笔）制成。公章呢，则多用木头、骨块或钢块刻铸而成。纸、笔、公章本身没有什么昂贵的价值，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然其用途则大乎哉，能办大事。单说我们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吧，秘书用纸、笔起草文稿，经首长审批、修改、打印、盖上公章，便成了文件。文件一下发，便能指挥、协调，监督所属各地方，各部门（或系统）。看来，这纸、笔、公章还具有理政、治国、办公事的用途呢。
专门撰文论述纸、笔、公章的用途，似乎有点多余，好笑，然而未必，因为在不同的人的手里，它们的妙用便是“春兰秋菊”，各有迥异。古时的“清知府”们，凭着手中的纸、笔、公章，便可弄到“十万雪花银”；《水浒》中的高俅，凭着手中的纸、笔、“公章”，也可以将林冲套上枷锁刺配沧州；慈禧女士凭着手中的纸、笔、公章（玉玺）便可挪公款建颐和园为自己作寿，也可以屠戮进步，丧权辱国。这算是纸、笔、公章在旧社会中的“妙用”。而在今时呢？以上“妙用”并未绝迹。广东有位“局级”的头儿，那手中的纸、笔、公章甚是“吃得香”，可以调动公款使儿子进校读书；可以令下属单位出款万元，保送其女儿上学；可以从工头手中得到万元巨款；可以解散下属公司的领导班子，可以凭之任命新的经理取而代之，可以令人强行抢走该公司的印章、文件和档案……此公有句口头禅：“敝人凭一张纸、一支笔、一个公章就可以决定你们每个人的命运。”妙绝了，这便是这位局长大人对自己手中纸、笔、公章的“用途”再也明白不过的注解：我就是高俅、慈禧，你们当心！得意虽然得意了，无奈终究好景不常，东窗事发，秽行曝光，财被藉没，人坐班房，群众拍手称快。
偌大的中国，这样凭手中的纸、笔、公章来办“私”，捞“外快”，来“决定别人命运”者到底有多少？可以肯定，并非一个。君不见那些被人们咒为“电霸”、“水霸”、“油霸”或别的什么“霸”的还在不同的位置上凭着其纸、笔、公章增“关”设“卡”，勒索搜刮……当然，这些“霸”类也是短命的，到头来还会象上面所说的那位头儿那样，逃不脱人民的公正的纸、笔、公章的惩罚。须知，如今早已不是高俅、慈禧的时代，而是艳阳普照，法纪严明的改革盛世。
纸、笔、公章的用途并非等闲之说，它维系着人民的利益，事业的兴衰成败。对于它的用途，我们每个掌管它的人民公仆，无论如何也要掂量再三，遵循正道，切不可觅玄弄妙，另辟蹊径，那无异于“走钢丝”，要摔将下来的。
（原载于1988年3月17日《海南日报》）
“钱眼”的厉害
一位老干部因参与倒卖进口汽车，牟取巨款而锒铛入狱。咎由自取，是“钱眼”埋葬了他。震惊之余，未免领教到“钱眼”的厉害：往往误人的前程，毁人的晚节，要人的脑袋！
关于“钱眼”的厉害，古今中外的书上无不写得明明白白。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贡，信奉活着就是守钱柜，为了金钱，可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一旦钱柜被窃，轻则“捶胸顿足”，重则“不要这条老命”；西晋的鲁褒在《钱神论》中讲得更明白：“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也这样描述了“钱眼”的厉害：“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自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古往今来，“钱眼”要人脑袋之事屡有发生：明朝大奸臣严嵩、严世藩父子，为虐多年干尽虎暴狼贪、鼠窃狗偷之勾当，后终“东窗事发”，人被正法，家被藉没。清代宦官和珅，因贪赃枉法，富甲天下，招致“抄斩灭门”，万古唾骂。今天这位“昔日的功臣，今日的囚徒”可谓又是一条好汉。他们虽说未相识，可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是“为钱而活着，为钱而殉葬”。
其实，这位成“囚徒”的老干部与严嵩父子、和珅、阿巴贡之类并非完全等同。后者本是蝇营狗苟之辈，说“为钱而活”并不脸红；前者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曾有过“天下有忧身先当，有乐先让人民享”之节操；富贵荣华使他们“位尊忘国忧”，利令智昏使之坠入“钱眼”，终于沦作“为财死，为食亡”的丑类。这同“一生守清贫，手过千金，分文不贪”的苏兆征、方志敏相比，反差何其强烈！难怪同样是共产党人，有的临终前向党交上几万元党费；有的则因侵吞国家万元、10万元巨款而被人民押向刑场、死牢。
《红楼梦》第一回诗云：“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此句若把“乞丐”改为“囚徒”后用于某些坠入“钱眼”的人，倒也适当，它揭示了拜金主义者的最终结局。若是他们“警钟长鸣，心明似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那是演不出坠“钱眼”之恶剧的，也没有“饮弹身亡”，“锒铛入狱”之悔恨了。滑向“钱眼”者。戒之戒之！“钱眼”这东西，正如一位哲学者所说的，“是世界上一种最厉害的东西”。
（原载于1986年7月16日《羊城晚报》）
且说“如今都这个样”
日前，托同事为乡下来的何兰娘办了一件小事，阿兰娘便提了沉甸甸的一袋苹果、香蕉等上门答谢。嗔她何必如此见外，她正色曰：“嗨，如今不都是这样吗？”
阿兰娘的话令人感慨之极。是的，今时耳边多闻“没有礼物办不成事情，没有‘意思’找不得人家”。“烟酒烟酒，研究研究；意思意思，可以可以”什么的总不大相信，这一回可是“眼见为实”了。一个社会出现类似《儒林外史》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那样的“世风”，该是多么可悲！好在今天这种扭曲的现象毕竟只是“一个指头”，从全局来看，“九个指头”还是端正的。
至于说如今某些角落确实是“这个样”，当然事出有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晚上或一个早晨是难形成此“气候”的。社会上不少人效法性、攀比性极强，“见人吃肉口水流”，“人家怎扭咱怎扭”，看见别人“这个样”，他也急忙“这个样”。要责之怪吗？“对不起，如今不都是这个样？”于是“堂而皇之，道得其行”，“自然”而成“习惯”，“习惯”而更“自然”；你“这个样”，我也“这个样”，他也“这个样”，人人都“这个样”，故“如今都这个样”也就成为社会某些角落的“世风”了。
在“如今都这个样”面前，人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先人早做出了榜样。《颜李遗书：李恕谷先生年谱》中载：刑部员外郎郭子固从不受贿赂，亲朋好友皆劝其圆通些。有一尚书对他说：君洁身自好，凡事不求托上司或同僚，何也？郭子回答道：“公事有公办之地，私无事，何求之有？”尚书婉谕道：“如今世风就是这个样，你别太固执。”郭答道：“尽管世风是这个样，可我个人就是这个样。”尚书默然。郭子固一生德行高洁，“其卒之日，囊钱不满百，敞衣书布袜以殓”，为后人所赞。今天，倘若全社会个个都象郭子固那样抵制不正之风，从我做起，社会上能出现阿兰娘所叹息的“如今都这个样”吗？
社会影响可改变个人，个人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这就是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因此，在“都这个样”面前，需要的不是喟叹、默认和随波逐流，而是。高风亮节，”“苏世独立”“偏不这个样”，这才是“世风清正”之根本，我常想。
（原载于1990年10月14日《南方日报》）
从“金厕所”说到“金发塔”
据美国西雅图消息，美国设计家蒙贝尔设计了一种黄金制成的厕所，除了整个厕所都用黄金铸制外，厕盖还用35颗宝石镶成一个皇冠图案，闪闪生辉。整个厕所价值200万美元。据说这玩艺运气真好，一出来就受到当地富豪们的青睐，争相抢购。
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咱们这里连金项链、金耳坠尚未普及，人家已用上“金厕所”了！也许因为美利坚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吧？然而，这个首富之国，还有大量失业工人和其他穷人，未知他们的富翁们坐在金厕所里拉屎时会作何感想？
由此我不由想起了咱们老祖宗的金发塔。那是300年前的乾隆皇帝，为使其太后娘娘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万世不朽”，竟动用国库黄金3000多两铸成一个金灿灿的“金发塔”，你说那值多少钱？因此，要说“美的享受”，咱们的祖宗还远远走在“老美”前头呢。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当时乾隆皇帝统治的华夏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日给之外，已无余粒”。这就是乾隆的“子民”的生活惨状。
当然，“金厕所”，“金发塔”之类亦可算是人类的“艺术品”。然而它们却成了人类中一些人醉生梦死，奢侈糜烂的“物凭”。有人说这是艺术的一种悲哀，然而它们仅仅是艺术的悲哀吗？我总怀疑。
1200多年前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悲愤淋漓地揭露鞭挞了万恶的不平等的封建社会。鲁迅把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概括为两个字：“吃人”。吃人的制度必然会出有“酒肉臭”的“朱门”，必然会发展到造“金发塔”之类的玩艺，必然要造就畸型变态的以过糜烂生活为荣的可悲的人——这是中国古代的“国情”。
可人家呢？不幸得很，在“私人占有”高度集中的“文明的金元帝国”，竟也批量出产令人咋舌的“金厕所”。这难道不值得人们特别是那些一味崇拜“西方文明”的人们扪心深思吗？
（原载于1990年3月31日《南方日报》）
“始”与“终”的思考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始有终的。人的一生，自母胎中呱呱坠地为“始”，以“盖棺入木”为“终”。下象棋，以楚河汉界摆开阵势，蓝军先行为“始”，以“兵临城下”，“双车逼宫”，“将帅就范”为“终”。读书，唱歌，修水坝，建铁路等同理。《礼记·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算是对这一客观规律的最好概括了。
然而，生活中常常看到与这个规律相悖的现象：有“始”而无“终”。看书，往往只看头几页，便弃之一边；长跑锻炼，头几天还可以，时日一久，就“松”了乃至“废”了。冈察洛夫笔下有个叫奥勃洛摩夫的，恋爱谈是谈了，但后觉得这玩艺儿实在太熬人，于是废而不行，“始”而无“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