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子邂逅大老王
一天，小李子在街上与大老王邂逅相遇。
小李子：哎哟哟，王老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真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大老王：你我素来各忙各的，此次相逢，确实难得呀。
小李子：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给毛泽东理发，我为老佛爷梳头，咱们都是服务战线上的同行哩。
大老王：胡说，谁和你是同行！你是给祸国殃民的封建总头子慈禧梳头，我是给人民领袖毛泽东理发，粪土鲜花，岂能同日而语？
小李子：那倒也是，你给毛泽东理发顶多一月一次，而我为老佛爷梳头却是天天坚持，雷打不动。
大老王：哦，想不到你如此志趣独特，毅力超凡，佩服，佩服！
小李子：过奖，过奖！不过，我这人还真的独特，凡事讲实惠。我问你，你为毛泽东理发，毛泽东封你个啥官？省长，厅长，地专级待遇？
大老王：什么也不封，理发员就是理发员，图什么官，再说，人民的官是那么好当的？
小李子：你说这话真是“冒傻气”，世上人谁不愿当官？谁叫你在天子面前不懂吹、拍，不会讨其欢心？还动辄就“你虽是主席，可理发得听我的”，教训人家，这还得了！难怪你老死还是个理发员。要是我呀……
大老王：哦，这么说，你给老佛爷梳头肯定是飞黄腾达鸡犬升天了？
小李子：岂敢，岂敢，区区奴才，何足挂齿！不过，我总比你强千百倍。我呀，给老佛爷梳头，善观言，工察色，甘语媚词，精谙于摧眉折腰做妇人状，老佛爷烦了我说书，老佛爷痒了我急抓，老佛爷腰痛我按摩，老佛爷洗澡我擦垢，老佛爷骂人我去打，乐得老佛爷直叫“我的小李子”，给我封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奴才总管……
大老王：呸！厚颜无耻！你这出卖灵魂丧失人格的小人。
小李子：哎呀呀，老兄何出此言？人活于世，不就图这功名两字么，富甲天下，高车驷马，名扬朝野，岂不快活哉。像你“全心全意”、“默默奉献”有啥实惠，终生吃苦，死了无闻。
大老王：是的，我一生清贫，死了默默无闻，但还算清白实在，哪像你，遗臭万年！
小李子：你……
（补记：小李子，即李莲英，慈禧太后身边的宦官总管；大老王，即王惠，毛泽东身边的理发员。）
（原载于1992年5月29日《杂文报》）
无日以怠
日前在一友人家作客，但见脏衣服乱七八糟堆似小山的，不禁异而问之：何不及时洗呢？亏你还有全自动洗衣机。答曰：“洗衣机还得让人去开呀！”听了不由惊诧，如此这般之“怠”情，恐怕只有《笑林广记》中那个丈夫外出，将一大烙饼系于脖子上居然怠得吃而饿死的懒妇才能媲美了。
生活上的“怠”固然是件小事，然做事业之“怠”便有点不妙了。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那位奥勃洛摩夫是位“怠”得出格的人物。他整天在沙发上睡大觉，12年不曾去过自己的领地，连谈恋爱结婚这类喜事都视为畏途，结果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终于“习闲成懒”，“习懒成疾”而死。
奥勃洛摩夫毕竟是剥削阶级的“寄生虫”，因“怠”毁了自己的事业，毕竟还是自己的事，然治国理政者持此之道，那就真的不得了。倘若咱们肩负治国理政为社稷谋的干部和“父母官”们，都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凡是工作不沾边”，当官“不问马”，任凭公文堆成山，我自岿然不动，如此“怠”劲还能有什么功业政绩可言！恐怕也只有背后的一片骂声。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骂声”呢？不敢说无。
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都是恶“怠”，忌“怠”，主张“官贵勤政”的。《尚书》有云：“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君子所其无逸（在位的官员不要贪图安逸）；”《左传》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清朝文人王卓把“安逸”目之为“道之贼也”；欧阳修在《五代伶官传序》中更是将“怠”看得十分可怕，他说：“豫逸可以亡身”。于是，古来杰出的政治家无不倡勤肃怠励精图治。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范仲俺“官居参知政事位，日论夜谋虑，兴致太平”；周恩来日理万机，通宵达旦工作这些敬业之举，用《国语·鲁语下》中一位热爱劳动，终生勤勉的贵族妇女的话说就是：“无日以怠”（一个人一天也不能怠惰）。
“无日以怠”可以成为一条高尚的人格标准。人活于世，糟的不就是这个“怠”字么？多少人的理想事业在“怠”中化为泡影，多少人因“怠”而为众所啐骂。将“无日以怠”做为社会公仆的“官德”没有丝毫过份。周公、范仲俺、周恩来何以令人千古景仰？因为他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无日以怠”是一种“砥砺”，也是一种“修行”，更是一种欢乐。“劳动一天，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世，可得幸福的长眠。”幸福和美名永远属于敬业的勤政的人。
（原载于1992年第3期《特区展望》）
给他们多点宁静
名气这东西往往很怪。无名之辈往往为其“无名”而苦恼，殊不知人一旦出了名又有着名人的苦衷。
那苦衷当然不一而足，而觉得特别“苦”的一桩莫过于来自。外界”的搅扰了——登门拜访，取经或采访写传记著专访者络绎不绝，邀请出席座谈会、茶话会、表彰会……有一位捧了什么奖杯的女运动员载誉归乡里，一时城乡鼎沸，地、县、乡镇各级头头“接力赛”般的“护送”，“洗尘”，层层开“座谈会”、“颁奖会”、“报告会”，请她做报告呀，合影呀，没完没了，直闹得这位女健将精疲力尽，肌肉松弛，日见发胖。还有一位棋王被各界人士搅烦得憔悴消瘦，棋艺下降，他的妻子在报上大声疾呼：“求求你们了，别打搅我丈夫！”
高度的搅扰包围着名人，于是名人也就产生了不太合乎时代精神的一种“心愿”和“企盼”——渴望宁静。有位老作家在门口挂着这样的条幅：请勿搅扰。一位青年编辑在其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匾，书曰：“闲聊不超过三分钟。”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一生宁静淡泊潜心治学，杜绝诸如“剪彩”、“开幕式”之类与治学无关的一切“活动”。可以想象，钱先生这一“谢绝”，是下了多大决心，付出了多大努力！这可是一种了不起的“悖常理”和“抗世情”。
名人的另一苦恼是出名之后，便被拉去做官。做官就得理卷牍断公务，登文山泡会海，结果不仅官做不好，反而荒废了事业，碌碌“无为”起米了，多可惜！我们的有关当事人为何不也想一想：无端的耗费他人时间特别是名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我们为什么要做时代的“缺德者”和“谋财害命者”呢？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人要安排俄国著名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到人民委员会当官，然而诗人志不在于官而在于诗。这事被列宁知道后，说：“不要去打扰他吧……他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用自己的笔来为苏维埃和党做更多的工作。瞧，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诗写得多么美！……现在，正是他发挥自己创作才能的时候，不要去妨碍他！”列宁这种不打扰名人，正是对名人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今天，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这个社会，有着不少“杰米扬·别德内依”，我们能不能象列宁那样“不去打扰”他们，给他们多一点宁静呢？不打扰，不妨碍他人的事业，也是一种美德。
（原载于1991年11月8日《杂文报》）
感系市长念错字
一位市长在作报告时，按老习惯将“造诣”念成“造旨”而被一位小学生当场纠正。事后这位市长不胜感慨系之地说：“10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念，总没有人纠正，今天居然由小学生给我上了一课。”
市长的话很值得人深思。如果说市长每念一次此错字都没有被人（特别是手下的人）发觉，那是无稽之谈，然而若说明知市长念错而不愿意去纠正（哪怕是事后），那才合乎实情。而指出并纠正市长所念的错别字又意味着什么呢？谁也说不准。正因为这个“说不准”，手下人总是望“纠”生畏，“纠”不如“不纠”。
由此想起了与此有关的一则民间故事。从前有个县官，一次升堂问案，见状纸上写着原告名字叫“郁卡来”，被告名字叫“齐卞丢”，证人名字叫“新斧”。县官看了郁卡来的名字便喊：“都上来”！三人听了，急忙上堂听审。县官接着看了齐卞丢的名字，又喊道：“齐下去”！三人听罢，又都慌忙退下去。后来又看证人新斧的名字喊道：“亲爹”！顿时哄堂大笑。这时候，一衙役附耳低声对县官说：“老爷，原告的名字还有一种更好的读法，叫‘郁卡来’；被告的名字，还有一种更好的读法，叫‘齐卞丢’；证人的名字当然也有一种更好的读法，叫‘新斧’。”县官如梦初醒，点头称是，乃照衙役的读法去念。
故事中的衙役虽然说不是个直言派，但毕竟还有几分机智，他能用自己的机智巧妙纠正了上司的错别字，还算是一种“对首长负责”。本来，你老爷念错念对，关我屁事。可这衙役却从帮助首长的愿望出发，予以纠正，虽然是转弯抹角了些（不转弯抹角那是要倒大霉的）但毕竟是“纠”了。相形之下我们那些目睹耳闻市长或别的什么“长”念错字而泰然无事的秘书或部下们就显得有点“弗如”了。连其上司的错别字也不敢纠正，况纠正上司说错话做错事乎？
当然，提倡下级勇于纠正上级错别字或错误、缺点，恐怕还要与其上司的态度结合起来考虑。倘若做上司的是“闻过则喜”，有错则改，“从善如流”，你手下的秘书便可能口吐“金玉”；你做上司的若是“闻过则恶”，“谁纠正我的错便给谁好看的”，秘书或部下们当然要鸦雀无声，“三缄其口”了。
（原载于1992年1月21日《改革时报》）
为官者的夙愿
小时候渴望当军官，日思夜盼。“三十而立”那年才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又想当作家，于是焚膏油伴青灯熬长夜终年笔耕，现在终成为省级作协会员；这一阵子又在筹划出集子，但仅仅还是个梦。可以这么说，人总是在一种热切的企盼中生活，永远有着实现不了的夙愿。
那次在“直快”上认识了一位黑面庞的县委书记，三两下子便扯得火热。一席长谈，便觉得这位为“父母官”者坦荡至诚，尤其是他那桩“夙愿”就很有意思。“在我任内要绿化八座荒山三片沙滩！”“不实现这个夙愿，我会遗憾一辈子的。”我不知道这位父母官的实际政绩如何，但还是被这位为官者这种美丽的夙愿所感动。
历史上的一些为官者常常有过象黑面庞书记那样美丽的夙愿。司马公忍辱负重著《史记》，不图富贵荣华，只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王安石、范仲俺敢冒风险励精图治，为的是社稷长治久安，百姓得福；林则徐不避个入危祸禁烟抗英，志在富国安邦，中兴天朝；龚自珍以“疗梅”为终生己任，为的是唤起“九州风雷”；中国当代伟大女性宋庆龄临终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生最大的夙愿。至于当代共产党的精英如方志敏、焦裕禄、周恩来等的夙愿，那就更是催人泪下了。
改革盛世，身为人民公仆的官，其夙愿应当是美丽闪光的，然而“人上一百，五颜六色”，偏偏就有相反的。广东省有一位当了市长的公民，其最大夙愿就是“吃进国宾馆”。此公的理由是，本人官居政要，天底下多高级的宾馆酒楼都吃过玩过，唯独就差那座专门接待外国国家首脑的钓鱼台国宾馆没进过，有朝一日定要“到此一游”，领略一下其“皇家气派”！果真在那次，带足公款随员，经过一番极不光彩的“做手脚”后终于堂而皇之驱车直入国宾馆，美滋滋地喝起国酒，尝起国菜，跛起玉步漫游钓鱼台，了却那番“夙愿”……
这位市长大人的“夙愿”，实在要让人脸红和骂娘。不谋社稷国民，只图肚子和口福，与那些“求田问舍”的“酒囊饭袋”毫无二致。这同黑面庞书记、宋庆龄那样的夙愿相比，又实在要黯然失色的。为官者需要什么样的夙愿，人民回答得最清楚。人民需要为官者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宏愿，而决不是“吃进国宾馆”式的要不得的夙愿！说实在的，有后一种夙愿的为官者一多，天下社稷就必倒大霉无疑。
话又说回到那位以“赴国宴”为夙愿的市长大人那里去，后来此公“夙愿”虽算实现了，但结果却十分不妙：盛事披露，公诸报端，名声扫地，人受处分，官被罢黜，留下终生遗憾。“夙愿”不光彩，人也就丑陋多了。
为官者应有何种夙愿？奉献乎？索取乎？为社稷奋斗乎？求田问舍享福乎？天下每一位人民公仆应于此“吾日三省吾身”，时常掂量掂量才是。
（原载于1992年第1期《特区展望》）
“未雨绸缪”发微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未雨绸缪”，意谓趁没有下雨时把门窗捆绑牢固。后人多用“未雨绸缪”来比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未雨绸缪”是人们事业成功的一条“决窍”。我们筹建某项工程所做的调查研究、探讨论证；打仗前搞侦察，摸敌情……都是“未雨绸缪”。倘若人们每做一件事都能象当年周郎、诸葛亮谋“火烧赤壁”那样，把“事前”办得妥贴便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成功率必定是很高的。
“未雨绸缪”既是事业成功之“法宝”，于是总会有精明之士来“活学活用”。对面楼那位李主任，前几年就预见到将要“退居二线”，于是乎，将一大群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大事”、“小事”，一古脑儿早作安排，使之人人都有份好工作，个个都住上好住房，最后连小女婿的弟弟也调进了机关，这才心满意足地“退”下去，一时博得三姑六姨至爱亲朋赞之啧啧。李主任这等“睿智”，如是“超前”，深得“未雨绸缪”之“三昧”，然而这样“绸缪”，百姓们却要指着脊梁怒骂的。这确实该骂。如果天底下的主任、书记都“见贤思齐”地“绸缪”起来，天下将是个啥样子？
不过，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似李主任这般“活用”“未雨绸缪”者毕竟属少数。更多的还是不知“绸缪”为何物的“老实巴交”的“老糊涂”。隔壁张书记便是。他离休已两载有余，老伴还是“泥腿子”，儿女三个皆在“待业”。在平民百姓眼里，这样“雨前”不懂“绸缪”，甚至是已“雨”了也不“绸缪”的“傻书记”，比“未雨”便早已“绸缪”的“精主任”要高大得多！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聪明是人的一种造化，而扒手的聪明却是人的一种灾祸”。对于“未雨绸缪”，我还是赞同这位哲人的“造化灾祸”之说。我赞美侦察员、周郎和诸葛亮那样将。未雨绸缪”应用到事业上去，促进事业的成功；而对李主任式的“未雨绸缪”，我是要坚决投反对票，甚至还是要加入老百姓“骂娘”的行列呢！
（原载于1989年3月10日《南方周末》）
“击拳选市长”和“掷毫定奶奶”
世界上可谓无奇不有。美国爱达荷州金斯顿市选市长，最后决出两位候选人，“梅雪争春”，旗鼓相当难决雌雄。市民们无奈，遂用近似于“随机”原理的“拳击”法（即击拳比胜负）来“决”之。结果那位叫霍兰的候选人拳技略高一筹而获胜，荣登市长宝座。
“击拳选市长”，恐怕是人类政坛上的“破天荒”吧。幸好这是在无奇不有的异域，与咱们无缘。然而无独有偶，咱们这儿真的也有这么“类似”的一桩：著名导演张艺谋遴选《红高梁》中扮“我奶奶”之角色，一番“筛选”后得两位理想人选，一位水灵大方，亭亭玉立，秀气可人；另一位天姿国色，仪态万千，性感妩媚，弄得这张艺谋导演莫衷一是，无法取此舍彼。“头痛”之际，忽生一计：掷毫取人！结果运气好的那位荣当“我奶奶”，另一位则大为失望噙泪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