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自责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严于世界观的自我改造，诸如“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人不答，反其敬”……
国人的自我改造的最高体现形式是自责。《左传·襄公二年》载：（郑成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意为楚先王在鄢陵大战中眼睛中箭，这不是别人的责任，而是我郑成公的责任，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自责”。不过郑成公这种“自责”倒也不难做到，光凭嘴巴随便“空对空”式的外交辞令，谁不会？最重要的还是来点真格的。当年诸葛亮兵败街亭，遂向后主奏请“自贬三等”，从丞相降至右将军，并要朝野上下“勤改吾阙”，这才有点见真。“自责”最见真的还是算春秋时晋文公的狱官李离了。此公误听于手下人的不实之词而错斩一人，便实行“自我拘禁”，自判死刑。文公闻之再三请求，此公不许：“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终于“伏剑而死”，（见《史记．循吏列传》）。
“自责”不但是咱们中国人的优良品德，而且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一枝秀葩。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杀其生父娶其生母竟全然不知，后为平息忒拜国内流行的瘟疫，按照神示终于发现杀害父亲的凶手就是自己，他悲痛悔恨欲绝，遂刺瞎自己的一双眼要求放逐。这样的高度“自责”精神，几千年来一直震撼人们的心。
“自责”是精英伟人，醇儒巨匠们的一个共道之处。廉颇、张飞，李逵“负荆请罪”，曹孟德“割发代首”。鲁迅无情解剖自己，巴金晚年写《随想录》自暴其丑；美国名将巴顿当着黑压压的将士面前向一位受他委屈的士兵公开认错……都给人们留下赞赏的佳话。
“自责”又是人的一种“彻悟”，是人的一种自我完善。《贞观政要》中载魏征上疏李世民之事，其疏中有这么两句：“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通观中外古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大多是“尽己”、“求身”之典范。
世界上有这么一类人，天生下来就没有错，要他认错自责自罚，除非日自西上。当初项羽，从拥兵百万自封霸王，闹到垓下“别姬”身死城东，不但不觉悟，反而呼喊：“天亡我也，非我之罪”。有些人士有了错，既不知自责，也更容不得他人来“责”。谁“责”就给谁“好看的”。商纣王、隋炀帝、慈禧太后便是其代表。明代那位崇祯，明知错治了袁崇焕的罪而居然死不肯认错，别人可以，我“真龙天子”哪里会错？这类人等，要让其“自责”，“自贬”，那真是无异于缘木求鱼。
近读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感触良深，周恩来，这位原来被会议声讨的处于“被告席”上的人，居然被与会者所原谅和谅解，继续留在红军最高领导班子中。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那勇于认错，严于自责，负荆请罪的高风亮节，他一一列举自己的错误危害性，要求会议撤自己的职，罢自己的官，并推举能人贤士以代自己。“自责”对于入来说，难矣，而对“居庙堂之高”的“人上人”或具有“光辉形象”的人来说，“难乎其难”矣！
正是因为“自责”之难，自责者才是显得高大。人类，不正呼唤这一种“高大”么？
（原载于1992年4月第二期《共鸣》）
马甘尼的发现
近看《中国人史纲》，得知英国人马甘尼访问中国之事，颇有感触。公元1792年，英国派以马甘尼为首的600余人的庞大使节团浩浩荡荡前来北京晋见乾隆皇帝，受到清政府盛大款待。马甘尼回国时，乾隆皇帝特意让他穿越辽阔的中国领土，从陆路南下，其目的在于使这群“英夷”震惊于大清帝国的强大、富庶和文明，以吓阻“英夷”对中国的邪念。
乾隆的如意算盘打得真美。然而，这马甘尼又看到了什么呢？这位外交家没有被北京的“皇家气派”所迷惑所吓倒，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出如下这样的结论：政治腐败，已使社会溃烂，这样的大国，岌岌可危，“时日不久”也！
马甘尼最大的发现是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入肺腑，层层贪污，层层盘剥，层层加码。当时乾隆批准对英国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白银5000两，这算是一笔骇人的巨款，然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私囊。马甘尼与清朝官员混得熟了，清朝的这种丑恶“内幕”也逐渐为其所掌握。一位负责招待外宾的赵大人贴着耳朵告诉马甘尼，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5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3．5万两，只剩1．5万两发下到广州。银两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得到的不过是象征性的数目而已。因此这位西洋外交家断定：不出多久，这个腐朽国家将要发生民变。
马甘尼能在被历史上号称为“乾隆盛世”的年代发现了进入膏肓的贪污病菌，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敏锐。事实上，他接触到的只是贪污病菌的一小部分，而这个盛世的“病菌”早已是成亿成万，噬咬着这个强大的躯体。这种贪污细菌不仅祸及黎民百姓，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要深吃其苦头。清人何刚德的《春明梦录》载道：道光皇帝佝裤子补了一个小洞，竟花了3000两白银。他怒诘内务府，得到的回答是，皇上的裤子是花湖绉布做的，剪过几百匹，才有花头相合者，故造价昂贵。《满清十三朝之秘事·清潭》记载了“乾隆不敢多吃鸡蛋”之事：有一天乾隆召见大臣汤文瑞，问他早早赶来上朝“曾用点心否”。汤文瑞回答说：“臣家计贫，每晨早餐不过鸡子四枚而已”。乾隆听了，大吃一惊，忙说：“鸡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汤文瑞当即想这是内务官员层层加码，层层贪污，到了皇帝那里鸡蛋才如此贵，可是不敢直言，只得说：“外间所售鸡子皆残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贱值得之，每枚不过数文而已。”贪污贪到了皇帝头上，这样的“天朝”焉能不“忽啦啦如大厦倾”乎？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滋生“贪菌”，贪污成风，必然腐败朽化，病入膏肓，覆亡不远。星移斗转，时过境迁，今天改革盛世，绝不能与当年“乾隆光景”同日而语。然而，鉴古可以知今，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肃贪倡廉，反腐防蚀的今天，重温当年马甘尼的发现，重温当年乾隆辈“家天下”的历史悲剧，显然是有着“警钟”和“镜子”的作用的。
（原载于1992年6月12日《杂文报》）
“火焰”与“闲气”
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现在搞事业，于四化，非得同心协力“拾柴”不可，这个道理毋容多提。可奇怪的是，往往“柴”虽“拾”了，人也“众”了，那“火焰”却不见得“高”出多少，抑或还有“低”的时候。
对这种反常现象，有人归结出三个原因：一是“柴”之数量不足，因拾柴者“偷工”所致；二是“柴”之质量不佳，因成“减料”之势；三乃“鼓气”不足，缺少“氧气”，“火焰”自然高不了。此论大抵正确，在下还想再补一条“拾遗”：闹“闲气”。
何谓“闲气”？“闲”者，“无事”或“与正事无关”也，推而断之，“闲气”作“无事或因无关紧要的事而生气”解。《东坡笑林》中便有“闲气”的记事。一天，桃符抬头望着艾人骂曰：“汝何等草芥，辄居我上？”艾人俯而应曰：“汝已半截入土，犹争高乎？”桃符怒，火撞顶门，争吵不休。这时，门神在一旁插嘴道：“吾辈不肖，方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在门神眼里，你艾人和桃符实在太“窝囊”！同是寄人篱下度日，相依为命，同舟共济还来不及，竟还要争于纤介，闹不团结。倘若如此这般闹将下去，惹得主人光火，通通将尔等驱出门外，岂不是大家一齐完蛋，连“傍人门户”也不得了么？看来门神还是颇有见地的。
今天，在共同“拾柴”，为四化高炉增光添热的队伍中，有没有“闹闲气”如桃符、艾人者？答曰：有。既然“拾柴”者“众”，当然就有“拾”多“拾”少的，按理应“比学赶帮”，相互勖勉，可偏偏就是“拾多的”（其实也多不了多少）贱看，嘲笑“拾少的”，“拾少的”（货真价实的少）见忌于“拾多的”，你骂我是“何等草芥”，我咒你为“半截入土”，非争个高下美丑不可，于是乎冤家相见，由“争”及“斗”，颇象《红楼梦》中说的乌眼鸡们那样子。更有甚者，还象春秋的子都那样，人家颖考叔奋勇攀上城头杀敌立功，便炉火中烧，“飕”的一箭，正射中人家后心，起到敌人起不到的作用。“闲气’闹得这般地步，你说那“火焰”能“高”得起来吗？虽然闹这般“闲气”者的数量甚微，但其“能量”毋容忽视。因为此“气”不仅不“闲”，而且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分子，能使“火焰”降弱甚至熄灭，休得轻看之！
稍为留心观察，便不难发觉：此“闲气”，作用于“火焰”，总有着一种类似数学上“反比例函数”那样的关系。“闲气”闹得愈大愈多，那“火焰”便愈低愈弱；倘若“闲气”达到“∞”，“火焰”呢，不消说，肯定是“火熄焰湮”的了。石达开可谓盖世英雄矣，但仅因为洪秀全对其不信任便怒从中起，率师离京出走，可谓闹“闲气’之极致。结果孤军奋战，败死于大渡河畔，使天国革命的“火焰”骤然下降。“闲气”与“火焰”的关系可见一斑。当然，这是“古”事，但令人能从中得出一点借鉴，无疑也是有益的。
看来，如何开展以控制，降低和消除工作中的“闲气系数”，减少并杜绝“内耗”，增加“火焰”高度、热度为主旨的专题研究，应早日摆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原载于1987年8月《现代作家》）
假的魅力
“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中这一句也够耐人寻味的了。不过，文学作品和戏剧舞台上的假毕竟还是假，而生活中的假才是真的假。2000多年前的中国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假作真”之事：秦丞相赵高指鹿为马。百官们皆战战兢兢认鹿为马说假话，并非假话有何魅力，而实出于被迫无奈耳。依那情势，谁个说声“是鹿不是马”，那是要丢乌纱帽甚至身首异地的！倘若在百官们各自家中，那光景就大不相同了，官员们准得呼呼拍着案子喝叫：“混蛋瞎了你！是鹿不是马！”
说假话办假事虽有“被迫”，“无奈”之时，然更多的恐怕还是主动的，自觉的，盖因假的东西往往具备蜜浆鲜花美酪般的魅力，分外吃香。法国莫里哀剧作《伪君子》中那个答丢夫，凭着那满口假话浑身假动作，便可混入富商奥尔恭之家大享酒肉色欲清梦之福，那弄虚怍假便是其专业，吾国古代那干精明透顶的佞臣们，只要对昏君们吹嘘自己如何爱民治国有道理政有方，便可升官发财刷新乌纱帽，只要贴在耳朵上说某某人“意欲谋反”或犯“欺君之罪”便可杀之而后快；在异域，出过将谎言重复一万次而成真理的假话专家，能把自己纵的火说成是别人纵的火，照样也可以抢班夺权。在吾国现代，则出有那场“假话大竞赛”，一句“亩产二万斤”便可上报纸捞荣誉晋级升官；今天说这个是“叛徒”，明天说那个是“内奸”，竟也可大紫大红青云直上。到了改革盛世，虽没有“假话大竞赛”式的荒唐，却也有并不荒唐的假的灾难：假药、假酒、假烟、假钞票、假公章、假证明、假文凭、假信息……岂止是话假、物假、事假，连人也“假”了起来。一位在某基层任了两年团支书的后生哥儿居然不是团员；一位上考场的“考生”竟是其胞兄！当然，这码事并非本域之专利而实有点“世界性”：公元1989年，美丽的西班牙度假村出有一名假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率一伙“随员”浩浩荡荡进驻其中，吃兮喝兮拉兮撤兮玩兮乐兮，足足闹了六天六夜，然后大摇大摆扬长而去。假的事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记得老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哲味甚浓的话正确与否姑且莫论，然“假”作为一种“存在”而有其“合理性”之论没错。盖人活于世“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名乎利乎皆不可或缺也，而假则是获取“名”利”之最佳手段，所谓“假之所至，名利生焉”。答丢夫的假，吹牛佞臣们的假，诬谄忠良的假，使谎言变成真理的假，“亩产二万斤”的假，假药、假烟、假酒、假钞票、假公章、假信息之类的假，还不是为了那点钞票那点名气那点可怜而肮脏的荣华富贵？公元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位大野心家说：“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原来如此！说假话为的是办“大事”。此论可做“假之魅力”之最佳注解。盖此公言下之“大事”，实乃荣登70年代中国“至尊至圣”之宝座，荣获天下之大名大利也。可见，火般的邪欲和虚荣心，是孕育人类大大小小光怪陆离的假的胚胎。正如一位洋哲人听说：“只要人类的邪欲和虚荣之火没有湮灭，假就水远是芬芳的鲜花媚人的少女。”而将“假”目为“鲜花”、“少女”而迷之恋之追之求之，实在是万物之灵长的人类的莫大悲哀。
于是我想，什么时候将人类的邪欲和虚荣之火驱除得一干二净，什么时候人类的假的魅力，假的丑剧就会化为灰烬。然而一切的一切似乎还是那洋遥远。
（原载于1989年6月《现代作家》）
小气辩
“小气”可以说是吝啬、气量小的别名。“小气”者，谁人不鄙夷之？连小儿也懂得。
记得儿童时我就常闹“小气”，手里的那把糖果翻来弄去，死活就不肯分给小伙伴们。于是“小气鬼”这个绰号就给安上了。如今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然而大人的“小气”就让人笑不起来。《水浒》第三回中的鲁提辖给金老汉送盘缠，向身边的李忠借银子，李忠半天才摸出二两来，鲁提辖见了，骂道：“也是个不爽利之人”。在鲁提辖眼里，“不爽利”便是“小气”，“不足与交也”。
“小气”是人类的一种“多发病”。莫里哀《悭吝人》中那个要待客人催促两次才倒酒，且在“倒”之前还要往酒里掺水的阿巴贡；巴尔扎克笔下那位从来不吃不请人家的，对妻子的病不舍得出钱医治，强迫女儿吃冷水面包的葛朗台，都是些典型的小气鬼，被全世界人嘲笑了两个多世纪，今后恐怕还要笑下去。
人总在人群中生活，对池人“小气”确是扮演了一种自私而不光彩的角色，多为人所鄙弃。这号人总不如仗义疏财者被人所乐道。
不过，对“小气”也不能搞“一刀叨”，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千万不要被“小气”的帽子吓得蒙住了眼珠。某地要建造一座土神庙，某富户捐上千把几百的，自然得到“慷慨大方”的美誉，光采得很；而某公对此“公益”并不“热心”，只捐了10元、5元，便成了众矢之的，堪受“小气鬼”的一通指责。殊不知此公确实窘得慌，老母长期住院，其费用尚付不起，还捐甚么“鸟”款！对这种搞封建迷信的事，我还是提倡吝啬、且越吝越好，最好是一个钱也不用出。
穷家子的“小气”人值得称道，富足人家之“小气”更应弘扬。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拥有亿万，却从不给其子多花一分钱；“世界船王”包玉刚，对女儿严格要求，裤子破了，便让夫人添补丁，女儿皮凉鞋不破，就是不给买新的，这可是称得上“小气”之奇观。然而这等“小气”总令人敬佩。常听人说西欧洋人阔气大方，花钱气派，然事实并非都如此。今时的瑞士，算是一流的富国了吧？可在日内瓦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半天才发一张饭茶票，定时且定量，你要多喝多吃。对不起，请自己掏钱！这等“小气”，“小”得有理，不象咱们有些会议，动不动便设“龙虎斗”，“螃蟹宴”，吃还不算，还要公费旅游、发纪念品什么的。富甲天下的美国的有些宾馆设有各种食品盒，宾客可以将宴席上的吃不完的肴馔带回家，这在我们当中的某些阔佬眼里，显得是多么小气寒酸。1986年5月1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设国宴招待咱们中国客人，那菜十分简单：一是熟蛋、芦笋，二是烩鸡，三是鸡肝，四是菠菜，五是红萝卜，真“不敢”与同咱们有些单位的“龙虎斗”“螃蟹宴”之类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