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讽刺神话一般是假借神话的外壳来表达对神学、宗教和社会道德的嘲弄情绪，具有寓言的性质，也许有人认为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神话，但我依然把它们置于本书的神话系统中。
一、古代戏曲、小说中的幽双与讽刺神话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有许多内容可以划归幽默讽刺神话中，如《闹门神》。这个剧通过除夕日新旧门神的交接班之争，暗喻官场中的权力斗争。按照中国古老的风俗，每到农历岁末，农家各家各户就会撕去旧的对联和门神像，然后换上新对联和新门神像。剧作家茅维根据这一古老的民俗活动，展开联想的翅膀，将门神像赋予生命并进而将它们神化。于是旧门神便幻化成一个爱权贪权、厚颜无耻、蛮不讲理的官痞。新门神来上任，他竟赖着不走。钟馗、紫姑、灶君，还有各路神仙一齐来劝他，他却置之不理。直到九天监察使者下凡亲自过间此事，将他和仆从顺风耳滴遣到沙门岛，事情才有了个了结新门神终于上任。这是一出短小的讽刺喜剧。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对丑态百出的官场和愚蠢贪婪的官僚作了深刻的嘲讽。
在古代传说和小说中，类似的幽默讽刺故事更多。牛僧孺《玄怪录》中的《萧志忠》，李祯《剪灯余话》中的《长安夜行录》，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劳山道士》等也都是具有强烈的讽刺色彩的神话故事。
《萧志忠》通过兽类命运的突转，影射人类律法的荒唐和统治阶级的贪婪无耻。冥界使者向林中众兽传布北帝(实为阎王)之命，说唐中书令萧志忠将于腊日败游，届时，虎凹鹿泵，狐兔锥雁都将死于萧志忠的箭下。按说，这些野兽气数将尽，在劫难逃。
可是它们居然在冥界使者和被滴为虎的仙人严含质的帮助和指点下，以美女佳酿贿赂滕六，让滕六降大雪，使萧志忠取消了败猎行动，改变了它们的命运。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在世间一切事物中，钱占居了重要位置。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金钱万能，不仅适用于人类，居然也适用于神界，这真是绝妙的嘲讽对封建时代的无法无天、荒淫贪婪的嘲讽。
《长安夜行录》假借一对夫妻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侮辱与掠夺，同时也讽刺了封建文人们假造历史，粉饰太平，为统治者涂脂抹粉的无耻行径。卖饼者之妻，明明是被唐王强夺入宫，并受到百般威逼，只因此女性如烈火，誓死不从，“终日不食，竟日不言”，唐王无奈，才“叱遣归家”，夫妻团圆。
可是这件事到了史官们的笔下，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孟桨的《本事集》就为唐明皇大打马虎眼。他说：“宁王宅畔，有卖饼者妻美，王取之经岁，问曰：‘颇忆饼师否？’召之使见，泪下如雨，王悯而还之。”在孟桨笔下，唐明皇成了一个克己自律，爱民如子的贤君。对这种弥天大谎，这位受侮的女性十分气愤，她说：
“殊不知妾入宫中，首尾只一月，而谓经岁，妾求死而得出，而谓召之使见；王实未尝问妾，亦未尝召妾夫至也。厚诬若此，何以堪之？而世之骚人墨客有赋《饼师吟》，咏妾事者，亦皆逞其才思，过于形容。岂不冤哉？。”作者还通过这对年过七百的夫妇之口，揭露了李隆基之兄李伪，之弟李范和李十业等人玩弄女性，残害女性的罪行，对伪造历史的无聊文人发出了嘲讽的嘘声。
《劳山道士》是一篇家喻户晓的故事。它鞭挞了懒惰与空想，浅薄与愚盆，对抚们人类所共有的那种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狂想癖习性作了深入骨徽的嘲讽。
二、《子不语》中幽欲讽刺神话举要
袁枚编写的《子不语》，可以说是一部讽刺离言集。它包含了相当数量的讽刺或幽默性神话。《子不语》这一标题本身就很有点戏谑圣人的味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孔二先生的准则。既然孔先生对怪、力、乱、神这些东西都避而不谈，那么，我们这个崇拜孔圣人的民族似乎也大可不必谈这些东西了。可是袁枚却偏要来点离经叛道。但凡“子不语”者，他都要在这本书中大谈特谈。正是由于这种超然态度，规定了该书从容唾笑，幽默俏皮的戏谑风格。
《官癖》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明代南阳府某太守死后，灵魂却不愿离开衙门，每天黎明升堂时，他已早早上堂南向而坐，当衙役们向新太守叩头时，他也在那里额首受拜。天明后他才消失。
直到雍正时，一位姓乔的太守上任，听说了这件怪事后，他便在黎明前，未等鬼魂坐上堂，就抢先占居鬼魂原来所占的位置，才把鬼魂赶走。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明代茅维《闹门神》的一个翻版，对官迷心窍的官僚们讽刺，相当深刻。
《狐仙冒充观音三年》与《成神不必贤人》讽刺鬼域横行、豺狼当道的官场，也颇具匠心。前丫个故事，写受人供奉、祭拜的观音，竟是一个修炼千年的狐狸精。当初，只因周生一念之仁，为这位狐狸精向张天师说情，使她获受三年香火的恩准。狐狸精竟得意忘形，在上方山某庵中充起观音来，而且知恩不报，翻脸无情，竟然对当初为她说情的周生也施起魔法，使他在上山敬香途中舆坏人伤。这个故事不仅以彩射手法，暴露了那些外表冠冕堂皇，骨子里邪恶歹毒的权势者的真面目，同时也具有破除宗教中偶象崇拜的积极意义。而后一个故事《成神不必贤人》具有双重否定意义：第一，对贪赃枉法的注氏作了揭露与批判。汪氏受死囚之贿，却不为死囚效力。汪氏的无耻与官场的险恶在这里彻底曝光；第二，王某生前掘坟盗财，被叛死罪，这是罪有应得。他为了保命，厚贿掌管刑部的汪某，可是到头来，财破命断，终不免一死。王某的受骗令人同情。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被判过死刑的罪恶之鬼，后来竟然也厚颜无耻地做起关帝来了。作者在这里对这个罪恶而贪婪的厉鬼作了嘲讽，同时，也通过他对黑暗的、无理性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世上观音、关帝，皆鬼冒充，”这是厉鬼王某的愤世嫉俗之言，更是袁枚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粼与价值体系的最严厉的判决。
《土地奶奶索诈》与《恶鬼吓诈不遂》，前者隐喻官府如匪似盗的敲诈勒索，后者隐喻社会恶势力的绑票似以强抢恶要。作者一方面讽刺了土地奶奶们的贪婪，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她们的虚弱。
袁枚似乎要告诉人们，对于那些凶恶、贪婪的统治者们和恶棍们，要采取灵活的态度，同他们进行周旋、抗争。对于那些社会恶魔，既不必过于胆怯，也不能毫不在意，对那些本质虚弱者，应该用强硬的态度击败他们，对那些哲时比自己强大的统治势力，则不妨与他们作巧妙的周旋。
《陇西城煌神是美少年》也是揭露神界之贪赃枉法和助封为虐。城煌本应为人民的保护神，其职责应是惩恶扬普，可这位城隆却贪婪成性，为了一点供奉，竟然干起保护行窃小偷的勾当。某生谢某目睹小偷与城隆之间的罪恶交易之后，怒而作文相斥，城隆不仅不知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对谢某之师进行恐吓威逼。谢某的老师只得将谢某韵贵神文焚毁。可是此事终不能瞒过东岳帝君。城煌被撤职，美少年谢某当上了新城惶。在这里，城嗅显然象征着那些与匪人勾结、独霸一方的地方官吏。作者通过城煌与贼人的勾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政权的腐败与堕落。美少年当上城隆，显然代表了作者的一种改良思想。作者的理想好皇帝、好官吏的理想，集中体现到了东岳帝君和美少年的身上。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作者思想的矛盾：一方面对社会政治和官僚阶层极为不满，一方面对最高统治者寄予期望。
《土地一受饿》既是对两袖清风的清官在浊世中的尴尬处境的一种微讽。同时，也是对腐蚀人心的罪恶世道的一种控诉。顾某身为土地神，清廉自持，正直无私，不收非分之财礼，也不受理没来由的官司‘，因而终年无烟火，成天饿肚皮。清廉的官吏只求为民作主，不求升官发财，可是也不能成天饿肚皮。土地神顾某的尴尬处境，象征地展示了袁枚的时代正义与善良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同时也曲折地展示了作者心灵的困惑。在这样的世道，堕落是福，进取是灾；随波逐流是福，高标自持是灾，为虎作怅是福、为民作主是灾。我们到底是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呢夕作者显然希望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是这么做是否真能给社会给人民带来实惠，是否有效，作者显然是没有把握的。
《乌头太子》主要揭露太子党的横行不法。化身为乌鸦的太子们啄食农人胡某的稻谷，胡某扔土击之，击中其中一乌，从此祸。因为在乌鸦太子们看来，他们吃一个农人的粮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农人竟敢用土块袭击他们，这就是大逆不道了。于是太子们就来报复胡某，不仅在他衣服上满了鸦屎，而且还作崇让他得了重病。胡某偏又是个翠头翠脑的粗汉，不肯服输。他自以为正义在手，成竹在胸，妄图凭着一股牛劲和他那颗简单的头脑，同太子们打官司。他没有想到，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天是太子们的天，地是太子们的地。正义早已被太子们逐出这个世界了。
这里有的只是邪恶、堕落和不幸。他想要同太子们见高低，实际上是想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于是作者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少年，连骗带枪地夺走了胡某的状词，并代他向太子们求情道歉，胡某才免遭灭顶之祸。这个故事同《土地受饿》一样，在尖刻的嘲讽中融入了浓厚的悲观色彩。
《城隆神酗酒)i}。过一个恶作剧引出的一场冤案，对不讲律法、草营人命的司法制度作了深刻揭露。城隆因与夫人喝醉了酒，因此胡乱判案，：胡参用。使沈’}}受不自之冤，最后因苦刑而死。明察秋毫的关圣帝君虽然为沈丰玉“恢复了名誉”，并许辱让他转身后二十岁中进士，可是对草营人命的城i}a却只是作了个不痛不痒的“提参治罪”，可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也不过是个和稀泥者和补锅匠。正义和公理，对处于下层的人民和那些地位卑微的小吏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些画饼而已。
《枯骨自赞》、《狐遣学》、《鬼宝塔》、《鬼借官衔嫁女》是三篇较为轻松的幽默讽刺故事。
《枯骨自赞》写扬州汪某住上方山某寺时，每日听到阶下有人喃喃自语，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僧人们。僧人们怀疑是鬼在诉冤，于是用犁锄挖掘，掘出一个棺材，里面只有一具枯骨，于是重新埋好。可是不到半刻，棺中又发生了喃喃语声，众人不解其意，于是请来通鬼语的德音禅师。德音禅师来听了很久，终于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此鬼前世作过大官，好人奉承。死后无人奉承，所以就在棺材中自称自赞。那些靠人民血汗养肥的官僚们，对物质与精神的奢求e经深入骨髓，须臾不可废离了，即使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具枯骨，他们也述残存着奴役人民精神的渴望。袁枚用极度夸张的笔法，表现出对官僚阶级的极度的轻蔑。在他的轻蔑的一瞥中，这具枯骨这个吸血鬼和精神上的守财奴，即使是在幽冥世界中，也不得不自敛行色了。
《鬼宝塔；。通过布商老丘的亲历亲见，对封建时代偶然得势的大小官僚们无法无天、飞扬跋馗的丑态作了穷形尽相的展示。十二个女鬼，看到商人老丘端坐片下，竟将老丘团团围住，“未几，二鬼飘然居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飘然据其顶，若戏场所谓搭宝塔者然。又未儿，各执大圈，齐套颈上，头发俱披，舌长尺余。”众鬼猖狂至极，布商却镇定自若。在这一动一静之间，作者的褒贬抑扬，早已不言而喻了。同时，作者冷静从容、潇洒超然的智者风度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鬼借官衔嫁女》揭示的是另一种社会荒唐。故事说的是一女鬼为了嫁女时的排场和派头，先是求张建成代做金箔纸制钗步摇，后又求他摹写东邻官宦唐家的官衔封条。张建成一一照办后，女鬼真的风风光光地为女儿办起了婚事。作者写道：
数日后，半夜山中烛光灿坦，鼓乐咬天，村人皆启户遥望，以为人家来卜葬者。近视之，人尽被红花及山间万家，素无居人，好享者欲追视之，相去渐远，帷见灯笼题唐某官衔字样。方知鬼亦如人间爱休面而素势利，异哉！
故事最后一句“方知鬼亦如人间爱体面而崇势利，异哉”可以说是点晴之笔。人类的虚荣势利、娇饰浮夸、趋权慕势。在这里全被暴露无遗了。
《狐道学》以狐狸的真道学，反衬人类的假道学。它同《沙弥思老虎》这篇妙趣横生的小幽默一样，具有明显的反宗教倾向。
《沙弥思老虎》虽然并非神话，但却颇能代表作者的讽刺风格，值得一读：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状在山顶修行，从不一下山。
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屯，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漪；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于走过，沙弥惊问：“此又蔑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谁咬死，尸骨元存。”沙弥唯唯。
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怒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怒那吃人的老虎，心土总觉舍他不得”。
在这里，禅师的指“女”为“虎”与沙弥的明知女为“虎”，偏把女人思的果决态度，形成成了鲜明对照：禅师的狡猾与沙弥的夭真更是相映成趣，在禅师有意的误导与沙弥的直觉反应所产生的喜剧性对抗中，不仅佛教的性禁锢，一切封建蒙昧主义的努力，一切自我标榜的戒律戒条，都受到了致命的嘲讽。宋明以来，朱程理学高倡“存夭理，灭人欲”，和早已在中国生根的佛教以及中国的道教一起，大力推行摧残人性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到清代，这种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在统治者的支持下，更加变本加厉。作为一个文人，袁枚主张直抒性灵；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小官僚，袁枚反对朱程理学的扼杀人性。他不仅在思想主张上毫不隐晦地表达对压制人的个性、剥夺人的基本的爱欲权利的朱程理学的强烈不满，而且在行为上也是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纵情声色。
据说他的学生中就有不少是女性。这样一种直率的性格和表里如一的人生态度，自然不能容忍社会上的虚伪、浮夸，这大约就是袁枚在《狐道学》中对狐狸的毫不含糊的真道学大加赞赏，而对人类的假道学进行婉转的嘲弄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袁枚的讽刺矛头，始终是指向人类生活的三个方面：一是官僚阶级；二是佛道及朱程理学；三是世态人精。对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统治者，对于摧残人性的宗教及理学，对丑陋荒谬的世态风习，袁枚总是用一种戏谑的、轻松的态度，从容地放出他的焚毁一切的讽刺毒焰。在袁枚看来，无论是多么大的官，多么神圣的偶像(关帝也罢，观音也罢)，多么“崇高”的教义，说穿了，全都是狗屎一堆，狗屁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