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中共代表博古（秦邦宪）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起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继续与国民党谈判。谈判的对手还是二厅厅长康泽。博古提出，要将洛川会议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写入）中国共产党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康泽则坚决反对，博古和康泽争论得面红耳赤，“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为了打破僵局”博古请示中央将十大纲领改为三大纲领后，双方意见才基本纟允一。
9月22日，国民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23日，国民党又公开发表了《蒋委员长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此基础上，双方就南方各地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上，也在南京达成了共识，一致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初步确定，由叶挺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9月28日国民党当局未征得中共的同意，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抢先公布了叶挺的任命。
由于事出仓促，叶挺还不明白中共中央对他出任新四军军长是什么态度，他急忙赶到傳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向博古和叶剑英报告了他同蒋介石会谈的经过。
叶挺一向注意仪表，即使是在行军打仗时也是这样。当天，他身着一件咖啡色皮夹克，下配浅蓝色呢裤，长筒马靴乌黑发亮，风风火火地走进傳厚岗66号。
按理说，南方游击队是红军留下的革命种子，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应该由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决定其番号，任命正副军长。可是，历史却跟人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了一份电令：“鄂豫皖边高敬亭部；湘浙赣边区傳秋涛部；粵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熊式辉是根据10月6日蒋介石签发的命令照章办事的，却无意中公开发布了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两年后，新四军军部决定这个日子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对蒋介石抢先发布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一事，中共中央开始持审慎态度。中共中央在致张云逸的电报中指出：要警惕国民党利用抗日题目，经过叶挺拔去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撑点。同时，中共中央急于了解叶挺的政治态度。电报中提出：叶挺须来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粵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长人选如此谨慎’还因为有漳浦事件的惨痛教训在先。何鸣是闽粵边特委代理书记，在1937年5月就与国民党粵军第157师代表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将闽粵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由157师指挥的协议。但由于何鸣放松了警惕，未执行上级“政治上要保持独立的”指示，离开了根据地。157师暗中设下埋伏，将近千名红军游击队集合到大操场，借“点验”之名，一枪不放便解除了武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漳浦事件。9月1日，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周恩来等，要求国民党方面退还何鸣部，不得缺少一人一枪。国民党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拖了很久才放了人、还了枪。
在博古办公室的交谈中，博古、叶剑英十分坦诚明确地将中共中央的意见告知了叶挺。
叶挺当即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立即动身去延安，向党中央当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是否就职由中共中央最后决定。
毛泽东：人民军队的建立要从你写起
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安排下，叶挺于10月23日离开南京，经武汉、西安于11月3日到达延安。
在延安，叶挺受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叶挺，亲切地对他说：“我们虽未曾见过面，但对你叶挺，可是如雷贯耳啊！你是我们共产党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建立要从你写起。”
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是开诚布公，真挚恳切的。在谈到新四军的组建问题时，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慎重考虑，认为可以争取将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二师、四旅、八团，由你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陈毅任第一师师长，张云逸任副师长；张鼎丞任第二师师长，谭震林任副师长。叶挺对这个方案表示赞成，同时提出，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的工作。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礼堂的欢迎大会，正式宣布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在欢迎词中，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在讲话中恳切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的道路是艰苦的，很不平坦的，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好同志倒下了，也有个别人叛变了。坚持下来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在毛泽东征求他是否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时，叶挺表示为便于和国民党打交道，“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表示赞成。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叶挺！项英第一次见面。11月13日，叶挺在武汉正式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21日，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叶挺在南京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虽然对叶挺去延安心中不满，但表面上很热情。在新四军的隶属！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上，他全盘否定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方案，对叶挺请批的军费，也推诿拖延。叶挺气得当场提出辞职，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些让步。
叶挺于11月下旬由南京返回武汉，开始筹建新四军军部。利用与国民党要人的老关系，争取经费、编制、军械、物资等；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新四军。正如陈毅后来所说：“没有叶军长出来调停奔走，要增加成立新四军的困难。叶军长为本军的保持发展尽了最大的力量，这是叶军长的功绩。”
8.王瀣铁骨铮铮斥日伪
王瀣是一位公认的国学大师，1871年出生于南京，字伯沆、伯谦，号冬饮，袓籍江苏溧水，明末迁上元今南京）。冬饮、沆瀣出自，楚辞·远游》及注，乃孤高贞洁之象。他在通《明史》的母亲严格教导下，“幼颖甚，教之读，数遍即成诵”。后来他就学于钟山书院’是闻名南京的才子。这样一个才子，被晚清著名学者！诗人陈三立聘请到家中学堂帮助教读其子陈衡恪！陈寅恪，后来陈寅恪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民国初年，王瀣就职于龙蟠里的江南图书馆。那时他勤于抄录稀见图书，如明末阮大铖《咏怀堂诗集》10卷，他先后抄全为三册，后又被邓邦述等传抄。他还先后得“娱生轩”藏书家王德楷所赠明天启刊本《四书宗印》！崇祯刊本）毛诗古音考》等。他先后讲学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教授文学。
他在中央大学教国文，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他教书循循善诱，以《四书》为本。每讲一课，将书里的章句来龙去脉，条贯源流，无不广征博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因而得到了学生们的喜欢。这一部《四书》，他几乎倒背如流，简直被讲活了。在当时这所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上上下下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王四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王瀣对当时的局势发出自己的看法，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疾风劲草，士亦须有骨气。”每每对来宾谈起南明往事，抨击时弊，声泪倶下，听者为之所动容，表现出中国人要求抗日，反对投降的铮铮铁骨。
1937年春天，正是乍暖还寒时，王瀣累倒了，他得了脑中风，腿脚从此不便行走。12月13日南京沦陷。本来他想随学校迁至重庆，但因腿脚原因，未能成行。
没有了学校，就没有了书教，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南京沦陷的日子里，王瀣生活极其困苦。原先在大学做教授，收入颇丰，但他平日里救济了不少亲友，家里没有积蓄，加之生病使得他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与王瀣在同一学校教授中国古文字及古典文学的胡小石教授，曾在《客有驰书告冬饮翁饿者，苏宇奔走醵资以周之，长谣叙悲赠苏宇》诗中写道：’娄胡夙栖肥遁土，冬饮高节吾所尊。数椽寂寞古台下，陷贼诈死长闭门……”可见王瀣当时的生存环境。
这时，南京的汪伪政权为了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争，拟成立伪中央大学，为了找一些教授学者装潢门面，他们派人来游说王，让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伪中大挂个教授空名，不必到校教课，照样领取薪水。王瀣坚决拒绝。汪伪见软的不行”竟来硬的。一天，这伙说客带来两个日本军官，此时老人正卧躺在床上，对他们的到来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日寇先是甜言蜜语，把他们的侵略说成应邀而来，成立中大是为了帮中国培养人才云云。面对敌人的引诱，老人一言不发，他用沉默来抗击日伪反动派。此时，一个鬼子按捺不住了，突然拔出身上的军刀威胁道：如再不答应，立即刀劈。可王瀣老人神情镇定从容，仿佛没看见这把刀。这个鬼子把刀劈到老人头旁，又悻悻地收住，最终只得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走了。
从此以后，王瀣再也不出门，以读书写字度日。那时南京城里，日伪的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有些人经不住“功名利禄”的引诱，摇尾乞怜，卖身求荣。王瀣对这种奴颜媚骨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借词曲大师吴梅（瞿安，先生的韵，填词一首：“蝴蝶成团蜂坐衙，相将空际闹春华。纵横污我奔车水，歌笑随人堕溷花。未必桑中堪有喜，微闻江外欲无家。归飞燕子惊心甚，坏堞犹然隐乱茄。”王瀣在词中对那些形同汉奸的蜂蝶、坏堞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1944年9月25日，王瀣在疾病缠身贫困交加中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妻女：“我生不愿见到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棺材不许出门，就埋在家院里。”家人在悲愤之中遵照遗命办理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为王瀣举行了追悼会。国民政府赠匾纪念：一代耆儒。其遗体也从家院中移葬于南郊花神庙。
9.陶行知“秀绝金陵第一声”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他立志做一名教育家救中国的思想，是从他在金陵大学主编《金陵光》开始的。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在安徽歙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1910年秋，陶行知以优异的成绩从汇文书院直升入金陵大学读书。在金大的日子，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国文、英文、法文等诸科成绩皆为优等，是金陵大学出类拔萃的优等生。
1914年6月，是一年一度毕业的日子。金陵大学校园里正在举行毕业典礼，以文科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的陶行知，宣读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时任江苏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也应邀出席了这次隆重的毕业集会。听着这个小伙子那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语音，黄炎培不由眼睛一亮，他记住了这个青年人的名字。典礼结束后，陶行知快步地走向黄炎培，把他主编的）金陵光》赠送给这位教育家。黄炎培接过书，握住陶行知的手，勉励他好好学习，为国出力。
，金陵光》是我国最早的大学校报之一，于1909年在金陵大学创刊。1913年，陶行知任该刊主编，在此期间，该刊以他为主笔，发表了很多宣传民主共和，反对独裁，反对复古的好文章。
接手，金陵光》之后，陶行知立即对该刊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在原来的英文版保留不变之外，又增辟了一个中文版。他对同仁们说，这个刊物首先是给国人看的，我们的国语词汇很丰富，语言色彩很浓厚，因此所表达的文章思想也是能够准确明白，所以要大力发展国语教育。
在中文版第1期上，他发表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他在文中高呼“光明”、“进步”，号召“力行”、“牺牲”，反对“厌世之流”、“悲观之派”。他要使《金陵光》“作船夫之灯塔，为迷津者指路”，要它“一闪其雷鞭”，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这是金陵大学建校初期，如同婴儿咿呀学语中的一声呐喊，也是当时炸响在南京城上空的第一声春雷。
在1913年至1914年两年间，陶行知发表在《金陵光》上的论著有18篇之多，这些文章涉及政治！哲学！思想！社会！教育！医学等方面。特别是他的《共和精义》一文，针对当时国内“民生涂炭”、“干戈连结”、“经济衰微”和“外患频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共和与社会、政党、教育、文化、交通、社会秩序等方面作了深刻的探讨。
其时正在金陵大学任希腊文教授的司徒雷登，在读了陶行知的一些论著后，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特地邀他在学校图书馆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论谈。他俩的话题从西方的哲学思想谈到东方的封建专制，谈到了民国的未来希望，还谈到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司徒雷登对这位大学生的犀利思想和敏锐眼光感到十分的敬佩，认为中国有这样的人才，完全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1946年”月25日，陶行知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著有《中国教育改造》、《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古庙敲钟录》等书。
陶行知逝世后，黄炎培在哭陶诗中称颂陶在民国初年发表在《金陵光》上的）共和精义》这篇宏文为“秀绝金陵第一声”。
1951年，南京市政府为陶行知建造了纪念馆，1993年，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在原晓庄师范旧址上的陶行知纪念馆兴建新馆。纪念馆大门上方悬有张劲夫题写的“犁宫”和陆定一题写的“陶行知纪念馆”两块铜匾。门厅内有陶行知全身雕像一座，背面刻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3个金色大字，为毛泽东所题。
10.陈鹤琴和他的鼓楼幼稚园
20世纪20年代，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尤其幼儿学前教育。那时，全国只有几个幼儿教育机构，且都是慈善机构或教会所办，儿童接受的多半是西方教会那一套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其时，一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男人陈鹤琴，决心投身幼儿教育。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儿童教育专家。1892年3月，陈鹤琴出身于浙江上虞县百官镇一个世代做杂货生意的家庭。8岁进私塾，191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秋复入清华学校读书，1914年毕业后赴美留学。民国初年，中国只有两名赴美攻读教育学的留学生，另一位是陶行知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