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以大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宫的虚职居颖川时间不长，其兄苏轼就去世了，他在悲痛欲绝之余，把手足之情凝聚于笔端，为其兄写下了一篇用心最深，用力最勤长达7000余字的墓志铭。
这篇墓志铭有两处让世人颇为费解。一是墓志铭不同于神道碑，它规模较小且埋于地下，一般字数都不多，而这篇墓志铭7000余字，实属罕见。二是苏轼作为文坛领袖，其诗文词成就很高，苏辙对此谈得很少，却以时间为顺序，用大量笔墨细细地记述了苏轼一生的故事，好像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从这些反常的现象中，可以窥见苏辙写此文的用意——用它为其亡兄辩诬。苏轼的文学成就人人共知，难以抹煞，但其政治上的功过争议很多，可能后世对此也会存有争议。这一点，苏辙看得十分清楚。苏轼一生的遭遇及蒙受的冤屈他最清楚，即使当代难以为苏轼昭雪鸣冤，也该让后人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担子对苏辙来说就责无旁贷了。所以苏辙在文中尽量介绍苏轼的经历，有意多写他人不知或他文介绍不多的一些事实，从而详于政事略于文学。
为了辩诬，苏辙把事实原原本本记载了下来，以让读者从中作出判断。他以大量事实表明，苏轼不管在朝在外，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是光明磊落，为国操劳，为民办事。
这筒墓志铭看似“汪洋淡泊”，却溶人了苏辙火一样的情感。尤其是功绩与迫害、尽忠与排挤之间多次强烈的对比，把苏轼的政绩、精神风貌、艰难处境表露无遗。这篇文章也为后世了解苏轼，研究苏轼留下了重要的资料。
安葬了兄长苏轼后，苏辙看到政局越来越对自己不利，害怕被政敌抓住什么把柄而再次受到陷害打击，就闭门不出，谢绝来访的客人，自号“颖滨遗老”，读书作文。《壬辰年写真赞》，表达了他官场失意的愤懑与无奈：
颖滨遗民，布裘葛巾。紫缓金章，乃过去人。谁与丹青？画我前身，遗我后身。一出一处，皆非吾真。燕坐萧然，莫之与亲。
从“紫缓金章”的官员到“布裘葛巾”的隐居者，这中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但作者却是这样的人。如果给作者画一张前身的像，那也不是真的。因为作者整日默默地坐着，心中所思所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该赞虽短，但构思十分精巧，表面上是厌弃过去，实则发泄自己一腔愤懑。
与给其兄写墓志铭的用意一样，苏辙为自己写了自传—《颖滨遗老传》。该文洋洋洒洒篇幅很长，对自己一生重要经历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这篇自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散文。
正如苏辙担心的一样，朝廷中政治局面渐渐恶化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即苏辙居住颖川的第二年，蔡京当了宰相，焚元佑法，苏辙被降为朝清大夫。九月，朝廷把元佑时期文臣执政官司马光等22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35人，余官秦观等48人，共120人列人元佑党籍，书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
崇宁二年，苏辙这时65岁了。四月，朝廷下诏把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来、晃补之、秦观等人文集的印版全部焚毁。九月又下诏令，要求皇族宗室不得与元枯奸党子孙通婚姻。
祟宁三年，苏辙66岁。六月，诏颁元佑奸党姓名309人，刻石诸州。三苏父子的姓名赫然在内。
直至崇宁五年，苏辙68岁时的正月，因大赦天下，才把元佑奸党姓名石刻毁去，但政局对苏辙仍然不利。苏辙70岁的大观二年，又大赦天下，苏辙恢复为朝议大夫，迁中大夫。但朝政很混乱。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苏辙终日默坐，不出大门一步。当地的官员嫌弃他是元佑党人，老百姓畏惧他曾在朝中当过大官，都不与他来往。他为了避祸，谢绝一切来访的人。有个四川乡党不远数千里路来看望他，被看门的挡在门外将近一月。客人与看门人混熟了后，请看门人给他想个办法见苏辙一面。看门人说宅南有丝竹，竹间有小亭，苏辙有时在风和日丽时去竹间小亭散步，你可在那里等待。过了几天，客人果然在此处见了苏辙。苏辙当时吃了一惊，把客人安慰了一番。然后说：“你且在这里等我一下。”就回了家，到夜里都没有出门。客人无奈，只好快快地回了四川。
就在朝廷下诏毁去元佑奸党姓名石刻这一年，尽管政治局面还不明朗，但已有了暖意。苏辙已“身世相忘，俯仰六年”，受到这个信息的鼓舞，尽管“然已老矣，目眩于观书，手战于执笔，心烦于虑事，其于平昔之文益以疏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辄存之于纸。”写下了《历代论并引》。历代论共有45篇，分5卷。这些都是苏辙在居住颖川之后，“洗然无所用心，复自放图史之间。偶有所感，时复论着”。写作的目的是发掘古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微妙的用意），把先前先儒有所未悟的东西阐发出来。所以，《历代论》对各种历史人物或现象，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在隐居颖川期间，苏辙在思考“古今成败得失”的同时，钻研佛法、道学，写了《春秋集解》、《古史》、《老子解》等文章，也写了大量诗文，是个“少以文字为乐，涵咏其间，至以忘老”（《亲城后集引》）的老人。他亲手编定自己的文集：《架城集》五十卷，收嘉佑四年至元佑六年的诗文；《架城后集》二十四卷，收元佑六年至祟宁五年的诗文；《架城三集》十卷，收崇宁五年至政和二年的诗文；《架城应诏集》十二卷，收早年所写进论、进策、秘阁试论。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朝野人士都同情元佑党人，为他们鸣冤昭雪的呼声高涨。苏辙这年73岁，不需要默然坐于家中避祸了，他不由得思考起自己最后的归宿地点来，把思归故里而不得，只好随遇而安的心境写进《卜居赋并引》中去。序言中说他被贬滴岭南之时，为解除后顾之忧，留一子在颖川居住，当时目的是“姑糊口于是”。岭南七年归来后，要回到故乡还有数千里，全家人根本无法回去，只好“姑寓于此”。住了五年以后，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就又买田筑室，耕地面积比原先多了几倍，说：“可以止矣。”不想到别处去了。他想到父亲苏洵生前要求他们父子三个都要归葬故乡的遗言，知道“异日当追蹈前约，然则颖川亦非予居也。”可他研究道学30多年，在其随遇而安思想的影响下，决定“惟所遇可也”定居颖川，作《卜居赋》以示告者。该赋写道：
吾将卜居，居于何所？西望吾乡，山谷重阻。兄弟沦丧，顾有诸子。吾将归居，归与谁处？寄籍颖川，筑室耕田。食粟饮水，若将终焉。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阅岁四十，松竹森然。诸子送我，历井扣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几百年，归扫故歼。我师孔公，师其致一。亦入瞿昙（佛王代称），老聪之室。此心咬然，与物皆寂。身则有尽，惟心不没。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从吾父，东从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处？老腆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这篇赋言简意丰，蕴含的思想深刻而广远，文笔圆滑自如驰骋舒放，表现了一种凝重沉郁的情绪。
政和二年（1112），苏辙74岁了。这时的政局对他十分有利，在他的请求下，朝廷同意他转大中大夫致仕。苏辙心情好转，一反常态，有时躬耕于田间，有时出外游山玩水，《自写真赞》就是表现了苏辙此时的心情：
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朝廷的代称），远居里间。秋稼登场，杜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
这篇短赞很有情趣，充分表达了作者的闲适心情。
苏辙“杜门幽居，无以自适，稍取旧画阅之，将求古人而与之友。盖于三国得一人焉，曰管幼安。”他从管幼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慨颇深，挥笔写成《管幼安画赞并引》。管幼安是个何等样人呢？文中说幼安少时遭到战乱，就渡海居住在辽东，37年以后才回到故乡，躬耕于田庐，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幼安虽老不病，戴白帽、穿布衣；其宅后数十步有流水，热天能拄着拐杖到水边洗手足，观看花草；每年按时祭祀他的先人，每次都跪拜成礼，84岁时去世。对于这么一个“功业不加于人”的人，苏辙却大加赞赏，就是因其“明于知时，审于处己，以能自全”，即能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自己。为了说明管幼安处世方式的正确，苏辙列举了东汉末年颖川孙文若、彭城张子布、平原华子鱼、汝南许文林4位贤人的遭遇，证明在乱世之时“直己者，终害其身；而枉己者，终丧其德”，而管幼安“明于知时，审于处己”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是很明智的了。苏辙为此赞管幼安道：“少非汉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管幼安画赞并引》写的是管幼安，实际上是自己当时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写照。苏辙晚年“杜门幽居”颖川“十有三年”，回顾了自己宦海浮沉的经历，最后终于大彻大悟，认识到了平平淡淡过一生的可贵，以此文向世人交待了他“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宋史·苏辙传》）的原委。
这一年，苏辙破天荒地游览了颖川西湖，写了记游诗《游西湖》：
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诗人十年多不出门了，到西湖游览仿佛梦境一般。走过街巷是人们虽然争相问候，但没有人知道诗人是谁，就是西湖的游鱼鸣鸟也惊疑猜测（当地人不知这位旧日副宰相的长相，只凭着传言猜测）。这时元佑旧人大都离开人世，举目一看没有一个可以谈得来得人，更没有人与人在湖上饮酒论文，只能索然无味默默回家中，掩屏睡在床上，希望与旧友在梦中相会。这首诗名曰“游西湖”，却没有写西湖的优美景色，只写了游西湖时的心情，充分表露了诗人晚年孤独、悲凄的心境，读来令人伤感。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一代文豪苏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4岁。十一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淳熙中，谥文定。政和七年（1117）三月二十五日，苏辙夫人史氏卒，与苏辙同葬汝州郏城县上瑞里，即当年安葬苏轼的那块地方。
苏辙有三子：“伯曰迟，仲曰适，叔曰逊。”孙6人：简、策、籀、范、筠、筑。苏辙6个孙子的“名”与“字”都是由其兄苏轼给起的，含义全部出自儒家的经典之中，可谓“无一字无来处”。苏辙晚年在《六孙名字说》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以鼓励孙辈求学上进。苏辙的后代状况史书记载得不多，据《苏氏族谱·苏氏源流考》称：“其曾孙继芳于宋建炎间，诏还党籍，入官爵为铜陵邑令莅四载，思乡谢职……东石城县由时达次子忠良（苏辙第十九世孙），宋宁宗朝配公主，拜驸马都尉，生子裕泽，赘夏将军女，迁居长林益山分居湾里。”
《宋史·苏辙列传》中说：“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着《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架城文集》并行于世。”又说：“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阂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佑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苏辙写的诗数量不少，但出色的诗作不多。他有一首《南窗诗》，受到了苏轼的称赞，说“人间当录数百本”，应广为流传。他的景物诗也有不少佳作，如“白龙昼饮潭，修尾挂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玉龙峡》）就写得清新、淡雅、别致。苏辙的词作不多，存词也少。
苏辙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从少年时跟着父亲、兄长学知识，而“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历代论并引》），苏辙受此影响，擅长于评史议政。他写的许多评史议政文章，都成了宋代散文中的名篇。父子三人都各作一篇《六国论》，苏洵论“弊”，苏轼论“士”，苏辙论“不知天下之势”，议论的视角各异。苏辙在该文中认为六国对付秦国的上策应是“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但六国却不这样办，使“韩魏折而人秦”，战略上的失误，导致了六国的灭亡。苏辙写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北宋看似强大，但民贫兵弱，在对付辽、夏强敌的侵犯方面束手无策，没有一个长远且正确的应对谋略，其形势与六国相类似。所以，苏辙虽然是论史，但隐含了对边患的忧虑。
苏辙的记叙文一般是借事明理抒怀，几乎很少记事。他的《黄州快哉亭记》、《东轩记》、《武昌九曲亭记》等文章都是这种写法，在散文中堪称佳作。苏辙的《墨竹赋》盛赞文与可画竹的神妙，全篇采用主客对答的方式，对其画技及高洁的人格极尽颂扬。这篇赋构思新颖别致，行文挥洒自如，是苏辙赋中的代表作。苏辙的记叙文大都写得摇曳多姿，挥洒自如，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有一波三折之妙。
苏辙的书信虽不多，但《为兄轼下狱上书》、《上两制诸公书》、《上枢密韩太尉书》等文也是有名的佳作。如《为兄轼下狱上书》，他婉转地替兄长表明心迹，希望皇帝能够开恩，免除兄长的死罪，并愿意“乞纳在身之官”来为兄赎罪。书中还引用了堤萦救父的故事，增强了感染力。这封上书言辞凄切悲伤，用词委婉有度。
苏轼评论苏辙的文章说：“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辙的散文虽没有苏轼那样的气势，但在平易中见真情，在徐缓中露风骨，在淡泊中含洒脱，以其独特风貌卓然自成一家。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文学上都有建树，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被号为文坛三巨匠。他们的文章各有特色：“比渊偶坐明月中，使二三子取次朗诵，敛枉而听焉。中若老吏断狱，隐伏毕见；若晓骑行沙漠间，粹莫敢犯，此其老泉（苏洵）已乎？泛泛乎骊龙出海，飘飘乎鹤在片云，此其东坡已乎！澄湖浸天，轻舟自在，平沙细草，媛烟乍凝，此其颖滨已乎！以言乎气，老泉其浑也；以言乎才，东坡其雄也；以言乎理，颖滨其近也。盖皆有以尽天下之故，挽秦、汉之风也。”（《眉山县志》赵渊语）父子三人以不同的文风，写下了千古不朽之文，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对于三苏为文为政的功过评论，涂长发在《渴三苏祠》中说得十分中肯：
眉山父子植英奇，崛起西南今不朽。
老泉晚学收名远，辨奸论似蒲牢吼。
二子名说定终身，昆弟奇才重朝右。
长公高世物争仇，箕张其舌牛奋口。
劲节凌霄千丈松，笔端气挟风云走。
次公谨重承家学，贤相预储施未久。
一门忠义贯坤维，不独文章夸九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