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兄于近日受暑，夜间又或受风露，体中小有不适。请焦听堂诊治，服药两帖，已愈矣。闻弟病疟，不知痊愈否？罗逢元言尚未愈，韩升之兄言脤成章鉴之方，已十愈八九。澄侯信言十六日全好，则尚未悉后有反复也。七月以来，不审全复元否？体气素弱，不宜多服克伐之剂，而有病在身，又不宜服补剂，殊为惦念。吉安克复尚无把握，千万不可焦急，
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耳。千万忍耐！千万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至嘱。
国藩再墨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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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第一义为，要求具有超凡的制力；第二义为，要求有容人之量，于人为怒，于己为忍；第三义为，要求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第四义为，当断则断，不留后患。统归为，修身忍，“处世忍”、“战术忍”、“断事忍”。成大事者，此四者缺一不可。
【综述】
曾国藩在回忆自己自改名以来，务以“坚忍”为怀时说：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賴，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致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灯燃，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致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个享用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与胡林翼生平至交，每当他不能忍时，胡林翼便温言相劝。而胡林翼的坚忍更是曾国藩的一面旗帜。据薛福成回忆，胡林翼与官文初时一为巡抚，一为总督，一驻长江上游，一驻下游，矛盾很大，但胡终以坚忍胜之。二公当湖北全境糜烂之时，皆竭膘经营，各顾分地，文忠尤崎岖险阻。
胡林翼初时极其轻视官文，有人对他说：“公不欲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坦中，从善和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啻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而剿賊，谁能禁之？”胡林翼大悟，亲自拜见官文。两人遂和好如初。
王湘绮（《湘军志》）和徐宗亮（《谈往录》）都说官胡交好后，胡知官奢汰，乃以监厘月三千金充督署公费，又划出荆州的竹木税收由官文派私人征取，直接报户部支销，因此官文亦感胡之厚待。至胡林翼做起官文宠妾的干哥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记之甚详，且亦有趣，录如下：
官文恭有爱妾，常欲宠异之……值妾生曰，伪以夫人寿辰告百僚，拟待贺者至门，然后告以实为如夫人也。届期客集，藩司某已上手本矣。阍者以实告，藩司则大怒，索手本去。胡文忠亦至，询其故。藩司曰：“夫人寿辰，吾齐庆祝，礼也，今乃若此，
我朝廷大僚岂能屈膝于贱妾！”卒索手本去。胡文忠从旁赞叹曰：“好藩台！”乃语甫毕，竞自昂然传“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顿首拜”之帖入祝矣。当藩司之索手本也，道府以下纷纷随索者不少，及胡文忠以巡抚生之祝，則又相随而入。官氏妾几于求荣反辱，得文忠完其体面，妾大德之。文忠和文恭（官文）之爱而畏其妾也，归署乃以夫人之意讲官妾宴，无告太夫人善待之。妾至，胡太夫人认为义女，自是官文有不同意见，妾曰：“你懂得什么！
你的才具识见安能比我胡大哥，不如依着胡大哥怎么做便怎么做罢！”官辄唯唯奉命惟谨。自此官胡交欢，而大轼之成实基于是。
写得有声有色，兴致淋漓，尤其是最后用几句口头语，更是传神之笔。《清史稿》于官胡交欢一事，不便写胡妾在其中，但史稿所说的亦可补薛福成、梁启超之不及。如云：当官文之在湖北，事事听胡所为。惟驭下不严，用财不节，林翼忧之。阎敬铭方佐饷，一日，林翼与言恐误疆事。敬铭曰：“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长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划除畛域之效。然湖北居天下要卫，朝廷宁步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不专已自是，岂甘事事让人。官文心无成见，兼为旗籍，每有大事，正好借其言以伸所请，其失仅在私费奢豪，诚于事有济，岁糜十万金供之，未为失计。至一二私人，可容，容之；不可，则以事支之，彼意气素平，必无忤也。”林翼大悟。
胡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能谦逊对待官文还能调和众将。湘军两员水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不和，胡林翼往亲拜之，使和好如初，以收同舟共济之功。他交欢官文后，揽封疆全权，对曾国藩帮助极大。曾国藩督两江，胡林翼劝他：“包揽把持”、“放胆放手”做去，又为之多所赞划，胡林翼死后三年，曾国藩即成大功，故曾国藩称其：“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获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又说：“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
感懵心得
修身忍，处世忍？战术忍，断事忍，其事必成，其人必贤。
和血吞齿
【原典】
漫、温、沅、洪四弟足下：
二十五日春二、维五来营，接家书数件，俱悉一切。
乘败仗之时，兵勇抢劫粮台，此近年最坏风气。向帅营中屡屡见之，而皆未惩办。兄奏明将万瑞书即行正法，奉严旨饬骆中丞即行正法。闻胳中丞不欲杀之，将附片奏请开释。近日意见不合，办事之难如此。
周万胜一案，唐父台既经拿获认供，即录供通禀，请在本县正法可也，立毙杖下可也，何必遣澄弟先至省城一次？既非湘乡署内之幕友，又非署内之书办，而仆仆一行，何不惮烦？谓为出色之乡绅耶，则刘、赵诸君皆不肯去，而弟独肯出头，且县署办案，必一一请乡绅去省一次，则绅士络绎于道矣。谓为吾军中之事耶，则军事极多，澄弟能一一管之耶？且军中事件，家中亦不宜干预。唐父台径禀来营，兄可批令正法也。自兄办军务以来，澄弟在兄左右得谤议甚多，澄弟肝气亦甚旺。人咎怨于弟，弟亦咎怨于人。去春在省在岳之景象，岂忘之耶？澄弟在省河告假归家之时，其意似甚忿嫉，若终身不愿复出家门者。而今忽又至省一行，将何颜以对兄乎？澄弟接此回信，务望即刻回家。凡县城、省城、衡城之事，一概不可干预。丹阁叔受辱之事，可为前车之鉴。提捐项五万，前有此札，后因武昌失守，又有札止之。凡有信托商大营事者，弟概辞以不管可也。捐项事尤不可干预。湖南捐项，实未多解交吾军，十月以后未解一文。粮台所抢，陕西、江西之银也。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常恐弟等在家或受侮辱，故不惮迫切言之，不知弟果知兄之意否也？
吾癣疾大发，幸精神尚足支持。罗山在广信府大获胜仗，杀贼三四千。塔军门在九江平安，吾常有家信并奏折寄回，而来信言塔公回鄂，不听吾家信，而专听谣言，何也？
纪泽儿读书记性平常，读书不必求熟，且将《左传》《礼记》于今秋点毕，以后听儿之自读自思。成败勤惰，儿当自省而图自立焉。吾与诸弟惟思以身垂范而教子侄，不在诲言之谆谆也。即候近祺。
兄国藩手草三月二十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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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俗语叫“打脱门牙往肚里呑”，这往往是世俗之人所为，也被人非议，可曾国藩这样的“饱学之士”对这句话则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亦从居官数十栽中得出的人生感悟。
【综述】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往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识拔的无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湘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了。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国藩、塔齐布等人。
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两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势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起豹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
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六日，绿林军居然列队，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
又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瑪抚骆秉章的偏门，骆秉章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这就是曾国藩生平常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的委曲求全处世之道。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方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初次出师图援湖北，行至岳州，猝遇大风，沉没船只数十号，勇夫落水淹死的也不少，军中士气颇受打击。陆师王鑫一军，行至羊楼司，与太平军遭遇，大败而回。曾国藩此时又以上年在衡州时，奏请以杨键人祀乡贤祠一案，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
曾国藩“任劳任怨”，为淸廷卖命，结果为了一点小事，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其内心的沉痛，早可想而知的。所以当四月初二日亲率水师于靖港出战太平军，遭受挫败时；他预料清廷必将科以重罪。展望前途，大局已毫无希望。于是纵身投水，图以一死超脱自己。然而连续两次，都被左右救起。幸得陆师塔齐布大破太平军于湘潭，歼斩达数千人。得此捷报，曾国藩才打消死念，重新振作精神，部署再战。
此后湘军作战颇有进展，声誉日起，而清廷为了抑制汉人，却还不时蹈瑕抵隙，找点小毛病来挑剔责难一番。例如八月间曾国藩军克复武昌，有旨授湖北巡抚，曾国藩上折固辞。这本是曾国藩谦退的表现，淸廷却恼羞成怒，降旨准辞巡抚而责其折中不具巡抚官衔，有“违旨”之罪，著严行申饬。令人觉得荒谬可笑。
是年十二月，湘军水师攻太平军于湖口，舢板船驶入内湖，被阻不得出。周凤山陆营又敗湖口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大营遭受偷袭，连旗舰（坐船）都被太平军掳了去，文书密件尽失，曾国藩几乎被俘。幸乱中有人驾一小船，救出曾国藩，避人岸上陆营，才免于难。连番挫折，使曾国藩愧愤不已，立即骑上战马，要冲人敌阵，壮烈地战死。罗泽南、刘蓉等一班将领幕僚，拼命劝阻才罢。
此时湘军主力全在江西，理当以江西财源，全力支援湘军军饷。江西巡抚陈启迈，也是湖南人，又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翰林院同事。凭着这样深厚的关系。照理应该更容易合作才对。然而事实却大为不然，陈启迈并不感谢湘军为他守土保官的功劳，反而处处与湘军为难，拒不供应军饱。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兵部侍郎督办军务”的身份在江西作战，本身不负行政责任，没有地盘，军饷的来源，全得仰赖江西及其他省份解款接济。现在地主省份都居然拒绝供饷，湘军便立即感受到生存的危机了。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李谋与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李谋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陈启迈却有意曲庇李谋，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借此平息李、彭的控案，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了彭寿颐的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迫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胪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査奏。
一年以后，文俊复奏，词颇含混敷衍，陈氏被饬回籍了事。由此可见清廷并没有采信曾国藩的弹劾。其革退陈启迈，不过是唯恐曾、陈不和，影响战局而已。
感悟心得
当此乱世，黑白顛倒，为事万难，亦当再之隐忍，勿与计较。
【原典】
字谕纪泽儿：
萧开二来，接尔正月初五日禀，得知家中平安。罗太亲翁仙逝，此间当寄奠仪五十金、祭幛一轴，下次付回。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抑或暴戾不近人情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此间近状平安。自鲍春霆正月初六日泾县一战后，各处未再开仗。春霆营士气复旺，米粮亦足，应可再振，伪忠王复派贼数万续渡江北，非希庵与江味根等来恐难得手。
余牙疼大愈，日内将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阅，不另致。
涤生手示正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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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面对屈辱一般会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不要命地反抗，一种是忍耐，曾国藩用的是后一种，但是他绝对不是消极地忍耐，他以此来磨炼自己增长才干。
【综述】
曾国藩经常把自己摆在一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