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德国的掠夺更加不择手段。战前，德军统帅部曾指示部队：“使德国得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石油，这就是战争的主要经济目标。”由德军统帅部战争经济与军备局研究制定的针对苏联的第一项经济掠夺计划，就是要阻止苏军在撤退时毁掉粮食、原料和工业品储备，破坏国防工厂、矿山和铁路干线。在对苏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开始利用苏联欧洲部分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德军的战争需要。因此，计划尤其强调占领高加索石油产区的重要性。
为进一步获得有关苏联军事工业、原料和燃料产地的详细资料，并加以研究和利用，德军战争经济与军备局还成立了一个代号为“奥耳登堡”的战争经济参谋部。苏德战争爆发后，该部又增设5个经济检查处、23个经济检查队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开发”占领区的经济。该部拟定的文件规定，将苏联的贵重原料(如铂、菱镁矿、橡胶等)和设备立即运往德国，并夺取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石油。在1943年的交货单中，就列有900万吨谷物、200万吨饲料、300万吨马铃薯、66.2万吨肉类。在德军占领期间，德国从苏联运走900万头牛、1200万口猪和1300万只羊，运走的其他物资不胜枚举。
在西欧，至1940年底，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区没收了13.5万吨钢、2万吨铅、9500吨锌、9000吨镍和9000吨铝，仅掠夺的法国汽车就可装备德军88个师。不仅如此，德国甚至将那里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和艺术珍品也劫掠一空。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共有4174箱，21903件，其中绘画10890幅。”此外，德国还对荷兰、比利时、法国和丹麦的经济实施一体化，通过指令性的加工定货，充分利用它们的工厂企业为德国的战争经济服务。
令人发指的是，纳粹的掠夺连死人也不放过。集中营犯人受害前，他们的衣服和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头发被理掉以制造潜艇人员的专用鞋。犯人尸体则作为制造肥皂和肥料等产品的原料。
德国每占领一个国家，便马上夺取这个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和外国证券。例如，德国在奥地利就没收黄金和外汇4.5亿先令，后来又接收了捷克、法国和比利时的部分黄金储备，没收了南斯拉夫国家银行的全部资金。此外，德国在占领区禁止一切外汇交易，对私人持有的全部黄金和外汇进行登记，限制使用敌方帐户，要求个人把全部黄金和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指定机构，最后由该银行和指定机构转让给德国。至于集中营囚犯的黄金、首饰，德国一律没收，甚至连死人的金牙也要拔掉。
德国凭借军事实力强迫其占领国和保护国，提供远远超出它们所能借出的贷款额，并在清算协定中明确规定，这些贷款要到战争结束后偿还。通过这种方式，德国获得的款项相当可观。例如，法兰西银行被迫贷给德国45亿马克。
占领费是德国的一大笔收入。德国迫使被其侵占的国家(丹麦因未参加战争而被除外)，按德国要求的标准和该国的支付能力负担德国占领军的全部费用。例如，到1944年2月，德军向法、比、荷三国分别征收占领费258.5亿马克、45.2亿马克和77.2亿马克，向挪威征收12.8亿马克，向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分别征收5.6亿马克、37.6亿马克和0.3亿马克，向东部地区专员辖区和乌克兰专员辖区分别征收7.5亿马克和13.5亿马克。此外，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芬兰等德国的卫星国也无一幸免，共被征收18.5亿马克。至战争结束前，德国共攫取占领费约600亿马克。其中，法国缴纳了350亿马克，年均70亿马克，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每年赔款数额的4倍以上。
罚款，是德国惯用的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它不时在被占领国内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罚款，以取得更多的资金。例如在挪威，1941年9月，斯塔万格市政当局因所谓破坏电话线的罪名被迫向德军缴纳200万克朗的罚款。在荷兰，仅对62个市政当局的罚款至少有2024.3万盾。在法国，罚款多达4.1亿法朗以上。
总之，通过种种名目的敛财途径，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1040亿马克。
缺乏劳动力是德国这部战争机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奴役占领区的劳动力是德国对外掠夺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弥补德国劳动力的不足，早在1930年5月23日希特勒就指出：“非德意志地区的居民不服兵役，可以提供劳动力”。欧战爆发后，德国把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源源不断地劫到德国服劳役。然而，在占领区为德国服劳役的人数远远超过在德国本土服劳役的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服劳役的战俘1940年为34.8万人，1941年为131.6万人，1942年为148.9万人，1943年为162.3万人，1944年为183.1万人。此外，希姆莱于1942年春决定，要最大限度地使用集中营里的劳工，于是，在纳粹集中营中又增加了“劳动教育营”、“外国民工营”和“强迫劳动营”等新的类型。数百万囚犯被迫为德国人无休止地干活，直至累死。
5.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10月1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那里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10％；铁沙、铸铁、铜、铝、棉花、铅、锡、锌、羊毛等自给率也很低，分别为23％、70％、59％、30％、20％、8％、29％、29％、5％。此外，如橡胶、锑和镁，日本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质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它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它建立自给经济圈。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它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