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流尽同胞血，空被邻人笑几回。
——《闻战炮声有感》
对比了张先生在清末所写“日暖风和光景好，挥毫且自颂皇仁”（《辛丑元旦试笔》）和“天晴日雨风光好，衢路欢腾颂帝恩”（《丙午元旦》）诗中对大清皇权的媚俗歌颂，以及多首题为《自嘲》、《自慨》诗中流露出来的“村居不问沧桑事”、“济世无才浑不管”之类的无奈思想，则其社会见识上的增长度大略可知。
张先生是一九一七年入籍的南社社友。遗憾的是，目前问世的诗作，却都是作于其前的，大抵到一九一七年夏天为止。人间多故，据作者一九一七年夏录正一百六十二首诗入为上集时的计划，他的《葫芦吟草》将有手稿三本，可是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是其上卷部分，以及另纸写录的《端阳杂咏，和陶亦园韵》四首（可能中、下两卷已佚，或者因受其女牺牲事刺激遽然亡故而竟未编成）。他在序言中说：
余雅好吟咏，髫龄时即喜为之。顾当时科举思想未能破除，壮年精力大半销沉于八股试帖中。及弱冠之后，科举废，新学盛。既不能舍旧谋新，与当世士相角逐，乃稍稍致力于古今体诗。计自庚子（一九〇〇年）迄今十余年中，共得百余首，存之箧笥……今岁执教鞭于梨花村，吟咏之兴又复勃发，而同事者更日相唱和。知自今而后积稿当倍于前。因取旧作录正，冀就教于大雅君子，名曰《葫芦吟草》，盖不敢自以为是也。
吴江市文联主席俞前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葫芦吟草》中最能扣我心弦的是《时事有感》、《闻战炮声有感》、《感怀·为袁铁铮续成》等对时事政局的评述和《分湖晚渡》、《晓发梅堰道中》、《谒明仙媛叶小鸾墓》、《梨川八景》和《乡村销夏杂咏十首》等描写吴江风貌的诗。”他还交代编书背景道：
那天，为了商讨编辑《顾野王》和《同里宣卷》，张舫澜先生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说起了编辑出版《葫芦吟草》一事，他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并且说他家藏张农的《戊午日记（正月初一——四月廿七）》，于是我专门去了芦墟，带回了这本张农的日记。这日记的时间与《葫芦吟草》写作的时间相近，就向金建陵先生提出了附录《戊午日记》和《张应春传（节选）》的建议……保存与编印地方文献是吴江的光荣传统，当年柳亚子等人曾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葫芦吟草》的出版，也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吴江历史悠久，我们的前辈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吴江有不少特色文化，诸如莼鲈文化、丝绸文化、南社文化、垂虹文化、午梦堂文化……值得我们去传承，去光大。
因此，江苏南社研究会副会长、苏州沧浪诗社社长魏嘉瓒先生在参加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于松陵宾馆举办的“纪念南社发起一百周年、张农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暨《葫芦吟草》发行座谈会”上即席赋七言绝句诗一首，并吟诵道：“如磐风雨忆当年，南社群才欲挽天。一卷《葫芦》认真读，汾湖遥对拜前贤。”我即请其用黑色水笔书于该书的环衬页上，一卷《葫芦吟草》遂连书带诗，成为吾雁斋中可遇不可求的珍藏之本。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日）
5、“花木丛中情常在”的章品镇
大凡前辈作文到达一定境界之后，绝不会循章守法。大抵信笔所至，落墨纸面皆为文章也。日前福州夜趣斋主人林公武先生有短信来，为贾植芳先生（一九一六-二〇〇八，山西襄汾人）去世而发老成凋零之叹，于是检书橱得《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六月），开卷读之，以为纪念。
首先寓目的是卷中的一篇：《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不料全文读罢，方知这篇一九九二年的应征稿，重点却是写出了素性好与文人交往，也“应该交”和“值得交”的章品镇先生的。这引号中的六个字，正是贾老对于首度交往的章先生的品藻。贾章结识于一九七八年，恰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三十年后的章先生在南京缠绵病榻已有二三年，但当年这大时潮中的小浪花，却不能不为之一记。文中语焉未详的那部“现代文学资料集”，大概就是《巴金专集》（汤淑敏、陈乃祥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下文需注意的是，是贾老那评人的尺度：
一九七八年，因为一部现代文学资料集的出版问题，我由一位同事相陪，第一次到了南京，由出版社安排在一家挺不错的宾馆型招待所住下以后，我们这部资料书籍的责任编辑汤淑敏女士，介绍我认识了她们的总编章品镇先生……我那时虽然头上还戴着那顶政治帽子——“胡风分子”，但是这两位出版界朋友却没有把我当异类来看待。
（章先生）在听到我已到宁的讯息后，就立即跑到旅馆来看我，说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理应由他来看望我，不应该先由我去看他。光凭这番话，我就觉得这位穿中山装、头发花白、身材瘦长的长者（其实他比我年轻），并不像一个出版官，而倒是一个很重情义的知识分子，一位从事出版事业的知识分子，正像我在旧社会上海滩上相熟的那些私营出版社的老板朋友一样。
于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那些私营出版社的老板朋友之可风，尽在不言中了。其实南京此行之后，《贾植芳小说选》，也紧随《巴金专集》之后，在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了。此事是否与章先生的关照有关，不得其详。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贾老发此言论的时候，这比章先生问世的那部在书林声誉鹊起的《花木丛中人常在》（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三月）要早五年。窃以为，尽管章先生交游满天下，但将此番知心之言注玄尚白、付诸公开发表的，可能还当屈指数为第一。果然，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九日，网络上有一个读者在读书日志中写道：“《花木丛中人常在》，恕我寡闻，章品镇这个作者以前没听说过。里面，都是记人的文章，认得的有陆文夫、周瘦鹃。打折的，三折，那就要吧，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雁斋主人有缘，先后得金陵止水轩主人、白下尚书楼主人之助，“章氏随笔三书”的签名本，即《花木丛中人常在》、《自己的嫁衣》（岳麓书社，二〇〇五年三月）和《书缘未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一月），是收藏齐全了。
记得第一书是在八年前的中秋参加凤凰台的一次品书活动时，请章先生现场题写的，后两书是上个月请宁文兄前往探望时才转请题写来的。依然是那笔熟悉的“鸟迹兽蹄文”，不过是更苍劲了，落款五字“品镇卧病书”，叫人看了顿生烈士至暮年、病虎落平阳的无奈，悲壮中露出一些悲凉来。
《花木丛中人常在》不到十八万字，就标题看似乎也不过写了十六人而已。记述老辈有苏州周瘦鹃、南京陈方恪、南京张慧剑、南通顾民元，其中一九八一年九月所写《花木丛中人常在——记周瘦鹃》为书名所本。大概是因为章先生当日为周瘦鹃编选《花木丛中》问世，而有许多自己的话想说出来的缘故。写陈方恪先生，是在六年之后的十一月了，他以《徜徉在新社会的旧贵族》为题，写出了其人的精气神，用笔不多，却贵在见真。他们都是身历一九四九年国家大变局的同命人，但两人的运程却不相同。
章先生写周瘦鹃道，尽管他自述祖辈是从苏北里下河一带移民泛宅到苏州来的新移民，到他未过三代，但“当时我总觉得这老人身上残留着一份贵胄公子气”：
周瘦老大概可说是极为道地的苏州文人了吧？虽然年已耳顺，即使穿上套卡其的人民装，犹可见那么挺括，稍感瘦长但还灵活的身材，犹可见年轻时的楚楚。脸色有些苍白……但本性固在，与他相处，觉得他老少无间，示人以真；不计场合，随兴玩笑……同他可以脱略形迹，不必担心失礼，这样做人真是惬意的事。我对他之有好感，原因在此，倒并不由于他的文章。
固然，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往的岁月中，周瘦鹃“在新旧两端中，他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当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殚思竭虑，“把这样一位已经退隐于花木丛中的人，团结到革命的红旗下来”，而他也被时代所感召，愿意步出其“爱莲堂”赋竹枝新词后，却为“党棍”张春桥所赚，一言杀士，遂成悲剧。当拨乱反正之后，章先生回忆至此，不禁写下了这样两行痛定思痛的字：“他又哪里会晓得是张春桥之流的作祟呢……这样的教训永远不应淡忘。”
至于以人生细节三五事来写陈方恪这位真正的“贵胄公子”，章先生可谓论世知人：
方老一生历经浮沉，世态人心看得多了。他说过：“人不可俗；但不可不随俗。”解放后说这句话，这个俗字当不是雅俗的俗。似乎是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因此，他能在党直接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深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的……许多熟人都说他无扬己露才的文人习气，更有口不臧否人物的雅量。
在认真考量了陈方恪生平经历之后，他发表观感道：“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一节早就闭幕。他之所以能在照明装置下作了近二十年的亮相，只是闭幕时匆忙间幕布将他挡在台上，多逗留了几分钟而已。”章先生的见解是“地球上的血亲政治没有结束，甚至与他有关的那个网也还在力图延续；人世间也仍有奢靡、也仍有奢靡后的辛酸，只是不会是他所经历的那种形式了。”
《自己的嫁衣》有一半是搜集来的旧作，依时序编排成书。该书问世后，止水轩主人薛冰在当年的上海《文汇报》七月四日发表读后评论说：
书中的几篇游记，写景固然不乏点睛之笔，但他笔下更生气盎然的，还是同游的朋友们。他的叙事功夫也很高，一篇《交臂失之述例》，将几十年间可遇可求、遇而未求的珍籍文玩，写得活色生香，让如我之辈的后生，无比欣羡。这本书中，还插配了几十幅珍贵的老照片……不但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形象参照，而且每一幅照片后面，都有故事。
我的印象中，要说二十世纪的文坛掌故，在江苏没有比章老更清楚的了。他进入文化界甚早，后来因为工作的便利，与前辈文化人有着密切的接触。他是有心人，记忆力又好，所以百年旧事，只要提个头，他就如数家珍。错综复杂的人物与事件，经他条分缕析，便豁然开朗，津津有味，颇有点听说书的味道。而章老亦以写人物见长，两个细节，寥寥数语，常常就能将一个人写活。这说明他的观察力、对人情世故的理解非同一般，语言表达功力也十分深厚。
《书缘未了》是直接继承《花木丛中人常在》笔法的作品，回忆吴白匋、段熙仲、唐圭璋、陶白、高二适诸前辈，怀念叶胥朝、陈瘦竹、卞之琳、王鹏、施子阳、曹从坡、顾尔钥、顾尔镡、陆文夫等，淡笔浅墨中，自有一种深情意和大悲悯。
要说章先生的文章，也是不怎么蹈规矩守章法的。因此，检三书目录中标示的人物并不多，可是逶迤写来，其中所包容着的人和事可真是不少。有关于朱东润、吴调公、纪庸、宋词先生的，等等，等等。因此，在《花木丛中人常在》后记临末，他自己也不忘提示读者一笔道：“需要说明的是，文章虽少，牵涉的却非屈指可数的几位，何况事非平常。”
试看花木丛中，嫁衣宛在，缘却未了，凡观“章氏随笔三书”者，曷以此念为品镇先生祈寿？
（二〇〇八年五月七日）
6、汪荣祖的三部历史随笔集
无意中，先后得读台湾史学家汪荣祖先生的历史学随笔两种三册，即《学林漫步》初版（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和增补版（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九月），以及最新问世的《书窗梦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十年弹指一挥间，与庸椽楼主所结的文字缘，居然已有如是岁月了，尽管个体生命的这十年，相对于人类大历史而言，不过是如白驹之过隙。作者于《学林漫步》初版卷首自序云：
一九七八年之秋，我应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之邀，充当客座教授一年……在《中国时报》的高信疆先生的鼓动下，开始为他主编的《人间副刊》写专栏，每周二三篇，每篇千余字，专栏即以“学林漫步”为名。专栏作者多喜用笔名，我也随俗用了“庸椽楼主”。庸椽楼原是我祖先在徽州的读书楼，藏书颇丰。我生也晚，未能享用，以此为名，略表怀念之意。我于一九八一年首次回乡，不仅人去楼空，而且百年老宅亦已不见踪影。庸椽梦碎。（一九九八年春节）
平生见闻不出校园，仅能在“学林”中拣拾一二。所谓“漫步”者即随意兴所至，东涂西抹云尔……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认为尚有结集的价值，遂成一编，分为“谈艺”、“书后”、“随想”、“人影”四类。（一九八三年三月）
原来天津百花文艺版《学林漫步》，是从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的初版而来！一九八三年三月所写的台北版序言结末，作者感慨道：“一生交友有限！若能藉文字因缘，广交思想上与感情上的朋友，岂非一大乐事？谨以此册为‘交友’的渠道，谨盼读者时惠教言。”以文会友的初衷溢于言表。
治史离不开读书，史家读书主要读的是古旧书。因此开卷阅读《学林漫步》，首先入我眼帘的是《善读》、《书之恋》和《线装书》诸篇，或者说，它们也就是我解囊买下该书并就此与作者文字结缘的原由。
汪先生认为，“一本书，也要有境界。若书中有许多错误的事实、谬误的观念，根本谈不上境界；能入流的书，才有资格谈境界”。他告诫“所谓善读，就是专找好书读，不看无聊的书……除自己判断外，尚须依赖二种工具：其一是书评……其二是索引”。还提示说，我们有博览群书之便，但“尚须多访名胜，流连古迹，想见古人、古事之所以发生”，“如今交通发达，观光开放，能不尽求天下奇闻壮观、名胜古迹以增识见？再说，要复兴传统文化，又安能不登齐鲁之都，以观孔子之遗风；不至京师，瞻仰宫阙之壮丽”？当他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参观，发现这个图书馆“不仅能穷追全世界出版的新书而不舍”，而且阅览室里座无虚席，或在研读或在笔记时，不禁感慨道：“今天的日本人既有钱，又有学问”，因此“不能小看”……如此等等，足见其阅读观是恢弘古今中外的。
读书不仅能够给人知识和学识，更是能够给人以智慧启迪的。因为守旧开新、继往开来，作为人类社会的大规则，决定了历史运行的基本法则：每一代人其实都是在自身生存的需求和发展的欲望导引下，利用时代所赋予的客观条件，在以往所能掌握的经验基础上，摸索着前行的。仍以书文化主题为评论依据，书中甚多文化忧患之言，至于其史学见解，仅从作者学术简历中可知其有关专着宏富，有《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家陈寅恪传》、《蒋介石评传》等，以此厚积学殖，发为随笔，其当行出色，更是毋庸赘述。
增补版与初版的不同，在于“增补”。大抵在初版之“谈艺”辑增入五篇、“书后”辑增入八篇、“随想”辑增入六篇、“人影”辑增入八篇，凡新增了二十七篇。其所增，按类相从，以便阅读。如“谈艺”辑原有《浪漫的“五四”》一文，增入的《“五四”思想性格的再商榷》便插于其后，而“书后”辑所增入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中国史着之后、外国史着之前。在“随想”辑增入的《读书的甘苦》中，他指出：“不仅能提供新智，增广见闻，且能启沃心智，震撼到灵魂深处，令人回味无穷……今日电脑普及，据说将来整个傅斯年图书馆可以输入随手携带的电脑之中，在荧幕上可随时取览。果如此，读书虽无见书之苦，或将失去风檐展书读，墨香沁鼻来的乐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