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苦撑八年的战争终于胜利”，随着国共之战“烽火再起”，作者的人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已从军中退役的父亲所心心念念的“等天下平靖，他要带我们到南京定居”的宿愿，从此也就成为了泡影。
因此，当作者晚年打开记忆的闸门写作本书至于结尾时，不禁感慨系之道：“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眼，五十二年过去了，五十二年后的今天，尽管实质情况未变，可是潮流变了，时代变了，人们的想法变了。我们望望四周，我们展望这个世界，我们在等，等甚么？等天下平靖，等高品质有尊严的自由和生活。虽然我们等得头发都白了，我们还是要等，等等等……”
字里行间，一种身世沧桑之感透破了纸背。值此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让我们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共同整合政治智慧，继承先辈精神，担当历史重任，去努力开创中华民族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吧。
4、《浮生手记》
乙酉小、大暑间重读《浮生手记（一八八六-一九五四）》，不禁感慨万端。
《浮生手记》是骆憬甫先生所着回忆录。作为我国第一代新式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在浙江长期从事小学、中学的教育工作。日寇侵华战争之前，他在杭州执教，担任过十七余年的小学校长，在杭州基础教育界颇有声名。杭州沦陷以后，他不愿做亡国奴，遂领全家大小人众辗转流亡于浙南、皖南、浙西一带的非日寇占领区，继续执教，并先后支持儿女从事抗日宣传文化活动，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
作为一个具有良师、贤人、君子风范的平民知识分子，更作为一个爱家、爱国、爱民族的开明士绅，骆先生用自己的笔墨，先后着有《我的一生》、《流亡》、《浮生杂忆》、《国难吟》等自述生平的文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真切翔实的二十世纪上叶的人生经历记。其中在抗战八年中，有关他自己和家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实录和国破家亡的见闻感悟，尤其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
二〇〇四年十月，由作者的外甥洪燕南、舒燕平等将《我的一生》、《流亡》编为《浮生手记（一八八六-一九五四）》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问世。出自台湾作家刘墉先生笔下的“代序”，即以《大时代的震撼与震颤》为题。他指出：
读憬甫先生文章，不能不佩服他的博学强记。透过他细腻的描述，将一部中国近代史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而其中的有记事，有言情，有写景，真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尤其对清末科举贡院的描写，大到写典章制度，小到物品陈设，乃至青衣号军的嘴脸、贡院门口的对联，都巨细靡遗地记录，足以补正史文献记载之不足。
憬甫先生又逢中国历史最动荡的时期，清廷既输了中日的甲午之战，又订了与八国联军的辛丑和约，保守陈旧的力量与维新的理想拔河，新式的学堂与老式的科举并行，而憬甫先生能由旧制入新制，继而参加学校的革新运动，再以他的新观念注入教育工作，任校长近二十年，其间社会的变迁，大家族的纠葛与亲人的聚散，更使这本自传拉大舞台的宽度，且呈现史诗般的力量。
刘墉先生还见着见微地指出：“再往人情的细处看，可以见到作者少时的愤懑与老时的宽容，又由他孕育的子女身上见到那革命的激情与锲而不舍的毅力。”
编者在后记中说：“在编整外公着作的过程中，我们深被他充满感情、朴素流畅的纪实叙述而感动；在那样的朝代，他‘反叛’地批判科举和遗产的流毒；在那样的家庭，他‘逆道’地护妻爱女，勤俭守分；在那样的社会，他‘硬骨’地创新办学、改善政风，在颠沛流离中奉献子女踏上抗日革命大道。”可见骆憬甫先生的笔墨传达着一种精神，至今仍具有感人的魅力。
六十八岁时，骆憬甫先生为《我的一生》所写的题记里十分谦抑地说：“我写的一生，其目的并不是写我，而是借了我，写出我所处的时代背景。我生长在封建社会里，我出身在封建地主家庭中，环境害了我，使我成了一个无能之人，虚生了一世，对国家、对社会一无建树。让别人来写我，就是写一个字，也是多余的，现在我自己来写，把六十多年来的生活，从我的一生的具体事实反映出来，想来不是没意义的吧。这样我就陆续地写了。”
其实，由于作者超人的强记和细致的史笔，因此篇章之间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见闻：
旧社会里对于上学是很重视的，事前要发请帖通知至亲。至亲知道了，要来送礼，而外婆家送的礼格外丰盛。状元糕、粽子，这是取“高中”的意思。绿色的书包布，这是取“落落顺溜”会得读书背（音佩）书的意思。书包布二尺见方，一只角上镶有红绸的“如意头”，如意头里面绣着一块锭子（同马蹄形样的银子）、一支笔，合起来称为“必定如意”（必定是“笔锭”的谐声），书包带子是红色的。状元糕是一种长约一寸八分宽约一寸四分高约五分的长方形白粗米粉糕，上面印有凸起的红框子，红框子里面印有凸起的“状元及第”或“连中三元”等字样。粽子的馅子，一定是红枣，取意是“早中”。
总之，都是祝颂你将来在科举场里可以早早（枣谐音“早”）考取，而且中（粽谐音“中”）得很高（糕谐音“高”），中的是头名“状元”，或者竟是“连中三元”，即“解元”（举人第一名）“会元”（进士第一名）、“状元”（翰林第一名）。这些荣誉，“必定”能够“如”你的“意”。全部的封建思想、虚荣观念、利禄观念，都在开始入学的一天里灌输入幼稚的脑中，使它生了根，使你的思想终生在幼稚阶段中打旋，不会发荣滋长。这好像入耶稣教时的受洗礼，出家做和尚时的受戒一般，要使你永远不要忘了这一天。
与史料相比，更令人难忘的，是骆先生那种借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身世遭际，写其生活时代的史家精神。骆先生在接受到比常人要多的文化教育以后，拓展了自己的生活半径和事业空间，在社会实践中日益形成自己的知识理性，使他的人生观豁达、通脱、清明，终于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为己悲的境界。这种柔而韧、刚而不折的人生品质，让他成为了俗世的智者，乱世的强者，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同时，其精神魅力所在，更得力于骆先生深刻的省察人生、检讨自我的反省精神。因为《我的一生》不是伴随着作者人生成长脚印、思想成熟轨迹的每日记，而是他晚年回望人生的回忆录，因此使他得以站在人生历程的高点上，客观地回首来路上的人和事。
下篇《流亡》，作者生前曾经多次修改整理，“没有夸大，没有虚构，是劫后余生的一点纪念物”。他期待这包含着流亡人的血和泪的文字，能够作为“抗战史上的一种民间文献”传世。由于作者有意为流亡史见证的史家精神，因此他在抗战一开始，就留心逐日记载每天发生的世事和人事活动，而且他的记载，常常在笔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如其篇首分析中日之战这一场“空前国难”的动因，“倾国之战”的两难，以及被迫和西湖、上海“话了别”的悲愤，都显示出作者无比鲜明的立场。他写道，在那年月：
谁都知道中国和日本必将有一场大战争，但谁也不知道这场大战争将在哪年哪月哪日开幕……自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来，“不抵抗主义”就被人唾骂、痛恨，抗战的决心，早已隐伏在四亿五千万人的脑际，只要有猛烈的导火线一引，这战火就可以漫天匝地的爆发起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中国军队实在忍无可忍了，轰隆一声，开炮抵抗，于是中日大战揭开序幕。
“小乱避于城，大乱避于乡”，这是炎黄子孙世代相传的逃难经验。然而，当保家卫国之战在中华本土家园中揭幕，就意味着全民抗敌行动的展开。可是积弱大国初不能抵御暴发强寇处心积虑的战火冲击波，于是平民百姓的大流亡也就揭开了序幕。而骆先生纤笔细墨的《流亡》，正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在抗战流亡中，经历千辛万苦不做亡国之奴的难得实录。由此遥想当年今天过了不知明日如何过的流亡生涯，真是危然动容。《浮生手记》不仅是江南骆氏的一部坎坷家史，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抗战烽火中保存元气以图复国后有所贡献的生存史和奋斗史。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5、《永州旧事》
家长里短随口说出来不过都是些市井俗事，可要是用笔记录了下来，便可能成为不可多得的民间珍闻了。一个在柳宗元《永州八记》之后，被文化界遗忘得太久了的永州城，如今可能因为一部《永州旧事》（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的问世而得以重现。
作者之子、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邓晓芒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她妈妈晚年在病中写作这些回忆文字时，“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心境”：
那个小城，那条小街，那条清幽幽的潇江，那些可亲可爱的亲戚和邻居，儿时的玩伴，还有大人们讲的和自己亲历的许多美丽的故事，隽永的故事，悲伤的故事，都如画一般地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眼光展现出来，其语言的韵味，风格的清新自然，描绘事物的准确，表现人物的栩栩如生和传神，都令人惊叹。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母亲有这般写作才能，更惊羡她的记忆如此细腻和真实，有读过的人认为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南方小城镇的风俗画来看，其中保存了极为可贵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