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岩仓使节团外，明治政府还向国外派出了各种专业考察团。学习外国的方针，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博采众长。明治政府认识到，工商是富国强兵之本，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经济发展的快慢；前者以英国为样板，后者主要以美国为楷模。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既不学习大国，也不仿效小国，而是对普鲁士由“小国”走向“大国”的历程感到特别亲切和敬佩，决定要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并且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
走出去的另一种方式，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外派留学生于1860年由幕府开始，到1867年的8年间，幕府、一些藩的留学生共153人。明治政府成立后，1869和1870两年就派出留学生174名。到1873年，日本的留学生共达373人，其中自费的120多人；两年后，留学生总数达500人左右。这时的留学生都是士族出身，除极个别人外，他们不辜负政府的期望，全都回国效力，在物质欠缺的困难条件下，为本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出去的同时，明治政府还重视把外国专家请进来。1875年，明治政府聘用的外国专家人数最多，约530人，其中以工部省、文部省聘用的人数最多。起初，由于急需人才，不惜重金聘用外国专家，一般月薪在1000日元左右，最高达2000日元，而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太政大臣，月薪才不过800日元。政府部门的外国专家只是充当顾问，政府官员完全掌握决策的主导权。随着归国留学生、大学毕业生等本国人才的成长、增多，19世纪80年代初外国专家就减少了一半，以后继续逐年减少。
对于学习外国，同时期的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之间，真有天壤之别。由于外国方面一再建议派人出国考察，清政府才于1866年派满族老顽固斌椿率使团访欧，这个头脑僵化的老家伙对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走马观花地匆匆结束访问回国。清政府派出这样一个使团，就是因为不愿学习外国，更害怕学习外国。第二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即将卸任回国，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干脆任命他为中国出访欧美的特命大使，一位英国人为一等秘书，一位法国人为二等秘书，二位中国官员听从他们的领导。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世人耻笑。以后，清政府还曾派出过考察使团，仍然是做表面文章，仅仅应付差事而已。
至于出国留学，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仅有容闳等3人出国留学，清政府和洋务派过了30年才开始行动，1872—1875年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120人，1875年开始派出留欧学生。但对于留美幼童，后来却以“德性未坚，易沾恶习”为由，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途召回了。
（第四节） 脱亚入欧论
东方后进国要走上富强之路，学习西方文明的长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明治初年，日本学习欧美也表现在文明开化方面。所谓文明开化，是学习欧美，在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方面破旧立新的变革。文明开化的目的，既是为了开发民智，以适应富国强兵国策的推行，也是为了显示日本在努力与欧美国家齐头并进。
文明开化首先是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思想观念的变革。明治初年，活跃着一批启蒙思想家，1873年（明治六年），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成立，其成员为森有礼、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西周、津田真道、神田孝平等人，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洋学家、思想教育界的名流。一年后，明六社拥有会员约30人，网罗了当时日本几乎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1874年发行《明六杂志》，其论文的内容新颖，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很受大众欢迎。
启蒙运动是通过批判封建意识形态，唤醒人们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克服愚昧、守旧和无所作为。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着作、译着、发行刊物、举行演讲、从事教学等方式，传播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功利主义以及自立、自强观念。福泽的《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中村正直的译着《西国立志篇》（即斯迈尔着《自助论》）和《自由之理》（即穆勒着《自由论》），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都起过很大的启蒙作用。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福泽谕吉，无论从批判封建意识的深刻性，或从立论见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响的深广度来说，他在启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福泽谕吉说：“所谓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智德的进步。”在人的智德方面，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是自立、自强思想。这同明治政府的奋发图强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是传布最广的启蒙书之一，加藤弘之在向明治天皇进讲时，也以它为教材。这本书特别强调“自助”，其格言是“天助自助者”。所谓自助，就是能够自主自立，自强不息，不依赖他人。这种自助精神是人们获得智慧、克服困难、成就事业的基础。因此，“当大多数国民‘自助’时，国家便充满了生机和旺盛的精神”。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批判了封建道德对人的束缚，十分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斯迈尔的“自助”、“自主”是一个意思。他在《劝学篇》中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才是“文明的精神”呢？福泽回答说：“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他所讲的“独立”，是指不论在智慧上，还是在钱财上，都“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他把这种个人独立看作国家独立的基础，“只要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劝学篇》中的一句名言是：“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因为有独立精神的人，才会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深切地关怀国事，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
福泽的《劝学篇》共17篇，是作为小学课本、民众读本而分篇出版发行的，后来合为一册。包括翻印版在内，出书达数百万册，流传之广世所罕见，影响非常大。福泽认为人人都能独立，未免有些理想化。但是，他认为人人都应有独立精神，讲得很有道理，也非常切合当时日本的实际。尽管在明治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的独立精神仍然受到限制，但是，正因为人们在各自的事业上独立自主地努力奋斗，才有国家的独立富强。福泽提倡的“独立精神”，至今仍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财富。
在文明开化中，除了出版书籍之外，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幕末仅有不定期的报纸。明治初年，各种日报和其他报纸纷纷问世，到1877年共有一百四五十种。幕末仅有《西洋杂志》，明治初年各种杂志也相继发行。众多报纸杂志的发行，既是文明开化的表现，也促进了文明开化与各项改革，使破旧立新的新思想、新事物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认同。
为了移风易俗，天皇和政府官员带头示范，甚至用法令加以推行，把文明开化的风气导入日常生活中，诸如使用阳历（1873年元旦开始），允许武士剪去发髻，提倡穿西装，普及肉食，禁止华族染黑齿，不许男女混浴，禁止复仇，非军警人员不许带刀，不要随地便溺，等等。在大都市，建造了洋式砖房，装上了煤气街灯，开起了西餐馆，奔驰着公共马车，还有数不清的人力车在穿梭奔跑。因为公共马车一时未能普及，也不完全适应需要，有人想出了人力车，很快便普及全国，车夫成为新职业，一些破落士族也加入车夫行列，中国的“黄包车”就是从日本传来的。到了80年代，东京等大都市，有了更快速平稳的铁道马车。东京的日本桥、银座、筑地一带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华景象。
当然，文明开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日本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日本人往往过着“和式”与“洋式”两种生活方式。在本国原有文明与外来文明激烈碰撞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欧美近代文明的基础是产业革命所确立的机器大生产，明治初年日本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明治政府领导人注意到，必须纠正“虚饰多而实效少”的弊病，应“徐徐诱导，勿为无益之举”。同时他们也认为，文明开化有“排除忠孝仁礼之风”，“令人不胜焦虑”。到后来，旧思想、旧观念有所回潮。
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曾作为幕臣，在幕府的洋学翻译研究机构任职，是幕末开明派。进入明治年代后，几乎都曾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即便是拒不任官的福泽谕吉，也是倾向于官方立场。他们是官僚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有较深厚的儒学教养，除福泽曾强烈抨击儒学外，其他人并不彻底否认儒学的价值，或者力图把儒学与西洋思想相折中。这些情况不能不使他们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加藤弘之在“天赋人权”思想的宣传上很有贡献，1874年兴起自由民权运动，要求成立民选议院，其立论依据就是“天赋人权”说和“四民平等”思想。但加藤弘之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以“时期尚早”为由不予支持，甚至强烈反对。1875年，明治政府为了压制自由民权运动，颁布了《新闻纸条例》《谗谤律》。同年9月，明六社宣告解散。以后，启蒙思想家们先后向右转向国家主义立场，如加藤弘之于1882年发表《人权新说》，否定了“天赋人权”思想，鼓吹国家主义。由此可见，文明开化、启蒙思想在观念、意识上对日本社会带来了冲击，但仍有很大历史局限性。
在眼下流通的日本最大面值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印着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着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正是这位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学者，在100多年前将原本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脱亚入欧”的轨道，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扩张道路。
出身下级武士家庭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20岁时进入当时日本有名的洋学塾适斋，学习西学和实学。在明治维新前曾三次出访欧美，后成为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1860年，福泽访问美国时，他们这些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1862年，福泽又随日本使团远赴欧洲考察，怕没有吃的，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到了巴黎他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他们住的是五层楼旅馆，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福泽不禁慨叹百闻不如一见，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回到日本后，福泽立刻开始着书立说，宣传文明开化。1862年，福泽谕吉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事情写成《西洋事情》一书出版。日本人从这本书中才知道西洋文明的真实情况。1868年，他创办庆应义塾，成为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私立大学的创始人，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1872年，他发表了有“明治的圣经”之称的《劝学篇》，1875年发表了《文明论概略》。这两部代表性着作蜚声全国，影响巨大，仅《劝学篇》的销售量就达70万册。该书的开头语“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人人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几乎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福泽谕吉共着书57种，在学习西方文明与争取民族独立、学习先进事物与按照本国国情等问题上，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还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平等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福泽还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不能恃强凌弱，“只要真理在，非洲黑人亦需畏服，本着人道，英美军舰亦不足惧”！他意图通过宣传文明开化，使日本摆脱列强欺辱，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然而，伴随着日本的国家实力在明治维新之后不断膨胀，福泽迅速抛弃了先前主张的国际公理，提出了“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的理论。福泽认为，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福泽在文章提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进入80年代后，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带上扩张主义色彩。1885年，福泽发表了着名的《脱亚论》，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中国）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
福泽谕吉强调道：“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方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随之，“脱亚论”泛起，为日本统治者积极备战、蓄谋挑起侵朝、侵华战争推波助澜。
此后，年近花甲的福泽谕吉不分昼夜地执笔撰文，大力要求政府向中国开战。他先是提出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事关日本前途命运，必须取胜；接着又鼓励日军抢掠中国财富，称日军“目中之所及，皆为战利品。务要掠尽北京城中金银财宝，无论是官是民”。
令日本人敬佩的是，福泽谕吉的思想成了国家的文明基石，在此后的100多年间，几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脱亚入欧”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