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冷静下来，明白妈妈不是“开玩笑”以后，5个孩子就拒绝签字。反应最强烈的是冉敬芳的三个亲生孩子——张敏、张兰英和张远洋。20岁的大女儿张敏对签协议最感委屈：“妈妈做生意时我跟着她吃了许多苦，4岁时我就帮着妈妈淘米、洗菜、洗衣服。14岁时，重庆暴雨，妈妈的牛皮被水泡烂，家里赔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拿出平时存下的零花钱去买米、买菜，记得当时妈妈动情地说，以后一定要让我们3个过上好日子。没想到……”15岁的小儿子张远洋从小觉得反正妈妈有钱，可以花高价读好学校，干想干的工作。没想到妈妈设了个财产不继承协议，把他的美梦完全击碎了。
可是后来，春节发生的一件事，才让孩子们理解了母亲的苦衷。春节的时候，冉敬芳给5个孩子安排了一件事，让自己去挣压岁钱。在母亲的提示下，孩子们就在自家餐饮娱乐城楼下，摆摊擦起了皮鞋，而先前买鞋油、鞋刷的本钱还是向母亲借的，大年初一、初二擦了两天，最后，他们还了本钱，每人还分了20多元。
擦皮鞋事件后，孩子们开始理解冉敬芳了。张兰英说：“妈妈是有钱，但她一个残疾女人，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她的辛苦外人是无法理解和体会到的。我很佩服我妈。虽然她文化不高，但她的毅力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比得上，我们5姐弟做事情的意志，恐怕永远也达不到母亲的程度。”她表示，自己长大后不会依靠母亲，将自食其力。张敏也表示，大学毕业以后，将靠自己的劳动挣钱，不会依附母亲。
协议签订以后，冉敬芳为了培养孩子的计划性，使他们学会量“财”而用，通过考察核算，把女儿张兰英和蒋丽的生活费从每月500元降到了300元，这包括她们在学校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还有每月回家的车钱。这个标准比普通家庭的同学还低，而班里花销厉害的同学每月大约要800元。
2004年，冉敬芳的大女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开学的时候，冉敬芳和女儿一起去了北京，除了送女儿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实地考察女儿的花销，好制定标准。经过几天校内外考察后，她给大女儿制定的标准是每月500元的生活费。这500元是这样分配的：每天10元的伙食费，一个月就是300元左右，100元的电话费及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另外100元可以买书或者请朋友。
2004年暑假，冉敬芳的养殖场里，多了几个特殊的打工仔，他们就是她的5个孩子。从养殖场大门进到牛圈的50来米，需要修一条路。开始的时候，冉敬芳准备承包给几个工人，要花2000来元，后来在大女儿的劝说下，她承包给了5个孩子。挖路基、夯路面、铺石板……一直忙了17天，几个孩子终于将这条路修成了。凭自己的劳动，挣到了一笔工钱。整个暑假，他们都在母亲的养殖场打工，工资跟外面雇用的工人一样，每天按时考勤，迟到、早退或者工作失误照样扣钱。
对于自己的财产以后怎么处理的问题，冉敬芳说，将用来回馈社会，资助残疾人事业。她说，自己是残疾人，一只脚上山割过牛草，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一只脚20年来起早贪黑地做生意，备尝残疾人的艰辛。她准备将更多的关爱，投向残疾人事业，计划今年在自己的几个公司内，将残疾员工的比例扩大到40％，“尽量给他们一个能吃上饭的机会”。
对于自己的这一“出格举动”，冉敬芳说出了自己的理由：“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一个女人，只有小学文化，又只有一只脚，做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的。现在好多学生，在学校吃好的，穿名牌，好逸恶劳，我很看不惯。签订这样的家庭协议，我就是要培养子女自食其力的能力。我一只脚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好脚好手的，为什么不能？我的目的是让我的娃娃们不能丢了我那种生活的精神！”
四川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则这样总结了冉敬芳的做法：“冉敬芳是清醒的，为了防止孩子成为好逸恶劳的人，其良苦用心实在令人称道。冉敬芳与5个子女签下‘不继承协议’，表明中国的富翁觉醒了，开始考虑财富的处置问题了，这种选择体现了社会的一种文明进步。”
中国当代著名企业家的“财富教育观”
南存辉（正泰集团董事长）：“我常常给小孩子们讲，我可能不会有很多的金钱留给你们，但我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加宝贵，还包括现在对你们的教育，使你们能够获得学习的能力。”
余进华（吉尔达鞋业公司总经理）：“儿子在温州一个重点学校念书，一般早上花10块钱打车到学校，下午则自己走40多分钟的路回家。每天的零用钱控制在5块钱左右，回来还要报账。中午和同学们一道在学校食堂吃饭。一次，儿子因为人太多，不想排队了，到外面花几十块钱吃了一顿麦当劳，回来后我批评了他。”
黄如论（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我对孩子非常严厉。长子黄涛读书时，因身体有病，打电话让父亲派车接，遭到拒绝。黄涛现任世纪金源集团副总裁。”
曹德旺（福耀集团董事长）：“当时儿子曹晖为了多挣工钱，经常替同车间的工友三班倒，一天上班的时间常常达到10多个小时，并落下个‘曹氏葛朗台’的雅号，‘与工人同吃同住，吃得了苦。’”
郑秀康（康奈集团总裁）：“女儿刚学走路的时候，想自己爬到床上去，我不是把她抱上去，而是拿了一个脸盘来，在女儿面前示范着，把脸盘倒过来放到地上，让女儿先站在脸盘上再爬上去。”
李兴浩（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些年来，妻子自己工作有工资，我也就不额外给她钱。家用和孩子的零用钱都是她来付，我管大一些的开支，比如孩子的教育经费。但是家用真的花很少钱，我们都很节约。”
荣海（西安海星集团总裁）：“我比较欣赏美国的教育方式——重视对人的素质教育。我相信，有了健全的人格，才会有幸福的生活。”
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孩子要找工作，我不会帮她，不会安排她到我的公司里来。她来接我的班是完全不可能的，她自己的路就让她自己去走吧。”
昝圣达（综艺股份董事长）：“我几乎没有打骂过女儿，但也从不过分宠爱她，对她不合理的要求绝不满足。面对任性的孩子，有些家长一味迁就，怕孩子受苦，然而这样做，事实上不会给孩子真正的幸福。家长要真爱孩子的话，就要从小严格要求孩子、严格训练孩子，不要让他们养成任性的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不懂事时的任性已荡然无存。如今，她依然很有个性，很自信，很要强，但不自负。”
牛根生（蒙牛集团总裁）：“不能留给子女太多财富，那会‘坏了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离开了人世，他生活有问题了，是他自己的事情。”
任运良（大连华丰集团董事长）：“我之所以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跟有素质的人交往，一方面是希望他们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们通过这种交往，为自身的提高、事业的发展带来益处。”
杨卓舒（卓达集团总裁）：“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第一条要做到的是品格好。要善良，正直，有责任心，悲天悯人，终生不变的是高贵情感。”
黄巧灵（宋城集团董事长）：“只要父母不把财富当一回事，孩子当然也就不会当回事。孩子的言行是受父母影响的。我的收入中有2000元是给女儿的，这里面包括她一年的学费和零花钱。我会告诉她，在这个范围里，你可以自己支配，可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行了。”
刘永行（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孩子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受到特别待遇，我很少给他特别的感觉。孩子懂得父母的辛苦，懂得行善的重要性，这是我最感宽慰的。”
傅军（新华联集团董事长）：“父母如果经常替孩子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就会让孩子失去实践的机会，会让孩子失去应有的自信和勇气，更会使孩子感到危机，我们必须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超常的、过分的爱及给予，引起的负效应是危险的——无疑是告诉孩子‘可以依赖父母’，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难以有所作为。”
陶新康（新高潮集团董事长）：“我要让孩子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学习。男孩要学金融，学经济管理，以弥补我的不足，将来可以到我的企业来工作。女孩要学的东西可多啦，比如，艺术、法律、建筑等。女孩子可塑性非常大。孩子要选择世界一流的学校，但不要选择一流的生活设施。我的观念是，环境舒适就没有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