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有大街小巷,巷子里发生的故事叫做巷事。
乡村只有村路,我把村路发生的些许往事姑且叫做“路事”。
乡村的路事没有城里的巷事那么精彩,但也有它带着乡土气息的特点和魅力。
刚懂事那会儿,我最爱听门外村路上响起小鼓的“扑通、扑通”声,那是“货郎担”特有的信号。挑货担的并不一定是“郎”,大多是老人和中年妇女。他们年老体弱,不像青、壮年那样身强力壮可以干重体力活,所以才选择了这种营生,挑起货担,走村串户,送货上门,挣点蝇头小利贴补家用。货郎担里无非是一些农家常用的生活小用品,诸如针、线、剪刀、发夹、手帕、毛巾、锅、碗、勺、盆之类,因为更重大的生活用品,比如粮、油、糖、烟、布、肉、蛋甚至肥皂等等,都是凭政府发的各种票到公家店铺去买的。每人每种各有限量,买完就没了。能够吸引孩童的,自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担子里的一些小玩具。这类玩具品种不多,但在那个生活异常简朴的年代,却也极具诱惑力。我小时候玩过的两三样小玩具——一个小拨浪鼓、一面小铜锣、几个玻璃珠,都是疼爱我的曾祖母掏钱从货郎担给我买来的。除了这些玩具,小伙伴们都还惦记上了其中一样既便宜又实惠的货物——用红红绿绿的纸包成的一小包爆米花。这种爆米花每包只有桃子大小,所以卖得也不贵,只要三分钱、因此,一般人都买得起,每包里面除了爆米花,还装着一小片有半个指甲大小、用薄铁皮压成的小玩艺,如猪、马、牛、羊等“十二生肖”,刀、枪、剑、戟等兵器,锅、勺、盘等用品……买来后除了品尝,还可以积攒其中的铁片。也因为有了这种爆米花,当年还流行一种小游戏——砸铁片。两三个小伙伴聚在一起,随便找一个有石头的地方,台阶也好,院子也好,树下也好,只要能放下一个铁片就行。一个人在石头上放好铁片后,另一个人手持铁片砸下,假如能把那铁片砸飞了,就算赢到手,接着再来第二次;假如一下砸不准或者没砸飞,那就得换个角色,砸别人者该自觉地把铁片在石头上放好,让别人来砸。随着这个游戏的流行,爆米花自然也畅销了几年。那几年里,每次听到货郎鼓在村路响起,我都会急匆匆地跑出去,像迎接贵宾一样把他迎进院子,再把曾祖母从屋里拖出来,好歹都要买上两三包。
我也爱听的,还有村路上传来的有节奏的“叮当”声,那是一种用小铁锤在铁片上敲打出的清脆音响。这是卖“麦芽糖”的小贩专用的信号。说是“卖”,其实更多的是“换”,鸡毛可以换,鸭毛可以换,鸡内盒(专指胃壁上那层膜)也可以换,还有牙膏皮、玻璃瓶、废铁等等。农户家里,隔三差五总有这些东西。我家也不例外。由于农家孩子从小过的都是苦日子,大人几乎不会花钱给孩子买零食,大多数人家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孩子处置,让孩子自己去卖点零花钱或者换点“麦芽糖”之类解馋。于是,我也像那些小伙伴一样,有了这些东西,都当宝贝般珍藏着。等到村路上响起“叮当”声时,会兴高采烈地跑去把挑着担子的小贩叫进门,然后精打细算地进行交换,这种交换一般都要进行七八次的讨价还价。小贩先是估量一下货物,然后拿起铁片和小锤子,“当”地一声先敲下一小片麦芽糖,小主人自然嫌少不干;小贩会故作犹豫片刻,才“当”地一声又敲下一小块,小主人还是摇摇头;小贩察言观色后,再“当”地一声又敲一小块,见小主人仍然摇头,小贩只好很不情愿地继续敲下去,直到双方都认可才结束。久而久之,我的家乡竟然创造了一个很生动形象的比喻——嘲讽哪个人做事谈话不够干脆利落,就说他像“换麦芽糖”一样。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也很吸引人,那是用调羹(也叫汤匙),在瓷碗里敲出一串急促清脆的“噹噹”声,那是挑着鱼丸担子的小贩发出的专用信号。这种信号固然吸引人,但不受用。乡下人家没那么多钱给孩子买这么贵的食物享用。我的曾祖母尽管非常疼爱我这个长孙,并且在南洋做生意的叔公(她的亲儿子)时不时也会寄些钱回来孝敬她,每年也只能让我如愿以偿两三次而已。因此,每每听到这个信号,对我和小伙伴们来讲却是一种精神折磨。试想想,馋虫都被勾出来了,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又只能干忍着,那是怎样的无奈与难过呀!
除了专用信号,村路上每天还会响起各种叫卖声,比如卖豆腐、卖光饼、卖海蛎饼、卖虾米……这些都直呼其名,卖什么就大声地吆喝什么,老远就听得见,只要听到叫卖声后出门招呼一下,需要的东西马上就会送进家门,摆上饭桌。当然,这些都需要钱。而当年农家普遍缺少的正是钱,所以尽管很方便,大多数时候我们也是只能听见声音而见不到实物的。
村路上发生的往事远不止这些,还有婚丧喜庆,迎来送往……村路,连着农家的日常生活;路事,也就是农家生活中少不了的大、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