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旁的农家自有许多与路相关的故事，这也留给了农家孩子许多难以抹去的记忆。
当年我家旁边的乡路上，每天人来人往，虽称不上熙熙攘攘，却也别有一番生动情景。拎着菜篮子的、挑着柴担的、带着孩子的、埋头赶路的、背着手闲逛的……这些自然都会留存在记忆里，可真要把他们像翻看老照片一样翻开来的时候，却发现岁月的流失竟然像一股“调和液”，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把那些具体的影像调弄得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变成一种概念化的景物了。比如想到挑柴火经过的路人，只能够浮现出一幅笼统的挑担子的情景，却不能呈现出清晰的画面了。
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印记里，也有一些特别让人感慨的场面。
记得刚上幼儿园那年，有天傍晚，正趴在饭桌上吃饭，路上传来“咚咚锵”、“咚咚锵”的鼓乐声，一家人便放下饭碗出了家门。随后我家门前的路旁也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左邻右舍。不一会儿，鼓乐声伴随着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来到面前。也许看到这里观众人数比较多，这支队伍停了下来，在鼓乐声中，先有几个踩着高跷的人边走边唱，唱的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所以也就不可能记住，当时只是觉得好玩而已；接着又有几个人出来表演，他们表演时的对话我同样听不明白，不过从服装打扮上知道是中国人和两个外国人“吵架”。那两个外国人都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脸上贴着很夸张的大鼻子和两撇大胡子，身上穿的衣服也像帽子一样用纸贴上了横一条竖一道的线条和许多“星星”，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听妈妈在旁边指点后我才知道有“星星”的那个人是美国人，有“叉叉”条条的那个是英国人。在他们表演的同时，其他人分散开来给观众发放小旗子，还时不时领着大家一起呼喊口号。我也分到一面小旗子，是用红色的纸裁成长方形粘在一截小竹竿上做成的，上面还写着一行字。当时我既看不懂纸上的字，也听不懂喊的什么意思，只会机械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喊口号时把小红旗高高地举起来。第二天，我还发现“公社”大院围墙上有人在刷大字标语。当时不敢太去讨大人“烦”，也就没顾上去询问。到了上小学认得一些字后，自己也就读懂了那句话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当年为了“赶英超美”，乡间也要大搞“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吧。
最是刻骨铭心的，当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场景，先是时常有伴随着洋鼓洋号和呼喊声走过的游行队伍，前导队有许多红旗飘飘、彩旗招展，随后的人流中还举着密密麻麻的小纸旗，一时间鼓号震天，喊声动地，硬生生把这一方天地激荡出雄浑与高昂，让周围的路人也会跟着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不少人还会情不自禁地追随着这种队伍前行，最后到“公社”聚集，发表“演说”，张贴“大字报”……真有一种“风雷动、旌旗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气势。
遗憾的是，这阵风头过后，路上的“革命”场景就发生了剧变。三天两头，总有“咣、咣、咣”的铜锣声响起，然后在一阵阵的呼喊声中押过来几个游街示众的“对象”。他们被反绑双手，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写满大字、画着红叉的大牌子，在一拨凶神恶煞般的壮汉驱赶下，一路踉踉跄跄地走着，浑身上下充斥着弥漫在那段时空中的无限的迷茫、无助、悲哀与恐惧。他们原本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那时被冠上“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名号，于是就成了另类，成了凭着另一些人的意愿就可以随时被拿来展示的奇观。刚开始，还有一些乡人会好奇地停在路边观望，几次过后，不知是那几张老面孔失去了新鲜感，还是那副惨疼状引起了原本淳朴善良的农家人的怜悯，观望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发展到听见那种锣声在远处响起，许多路人就会早早故意避开。有一天，我在躲回家中的时候，看到对门的姨奶奶边走边抹着泪水，口中嚷嚷：“太惨了！不能看，不敢看。”这身影与话语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这种氛围下，那些押解人员可能也感到索然无味，被迫改换了一种方式，让被“游街”对象的双手解放出来，自己敲一下锣报一下姓名，其他人再一起举手呼喊“打倒×××”的口号，依次类推，轮番表演，从而让这种路面上的闹剧又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所谓的“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分裂成几个派别并且忙着“打派仗”，再也顾不上去管他们，他们才最终得以解脱。
我家门前的这段路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因为一头连着街道，一头连着“公社”，路两旁空地不少，所以又是人群聚集的可选之处。有一次，“公社”免费播放露天电影，为了让“公社”大院里的老老少少在楼房的平台上端把椅子就可以悠然地坐着观看，不必与乡民们挤在一堆，就借助路两旁的荔枝树拉起绳子，把银幕挂在了路中间。天黑后，电影开映，银幕两头都挤满了观众，正面、背面都观看得其乐融融，路面容纳不下，就往路两旁的地里去，连路边的荔枝树上也堆满了人影。我家就在路边，自然占得些便利，搬一张长条凳，就可以站在上面，越过前方人群，无遮无挡地看得一清二楚。电影的片名想不起来了，倒是与此有关的一件往事还历历在目。那是第二天天亮后，看电影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却见妈妈哭丧着脸回来，告知路旁菜田里正在生长的菜被看电影的人踩坏了不少。我一听也心疼，赶快随同妈妈到菜田扶苗、培土，手忙脚乱地来一番“救死扶伤”。这时节，恰好有一位“公社”的头头路过，看到我们母子俩的可怜样，动了恻隐之心，居然掏笔写了一张字条，让我们拿着他的字条去“公社”大院的厕所挑大粪来施肥。这在那年月，可算是十分珍贵的“扶持措施了”。实际效果也不错，我和妈妈花费些力气挑来免费的肥料浇灌后，不光那些菜长得好，还让这块田地十分肥沃，以后种什么都比原来收获得多，也是一种“因祸得福”吧。更难忘的是，自打那以后，凡是有放映电影，“公社”还会派一些民兵到路两旁的田地执勤，劝导乡民站在田埂和空地观看，不要踩踏庄稼，再加上观看者都是农家人，都知道种庄稼的艰辛，又都是乡里乡亲的，于是再也没有出现过需要“救死扶伤”的情况。
还有一次，街上提前两天就贴出了通知，说是“公社”要放“礼花”。那时我已经是个十多岁的少年郎啦，竟然还不知道礼花为何物，自然充满了无比的好奇与期盼，于是那天就草草地咽下一碗地瓜饭，早早赶到“公社”门前的路上占位子等候。天还没黑透，这一段路面就挤满了和我一样热切的观众。沿路望去，满眼尽是摩肩擦背、人头攒动。不知是为了让更多的乡民能看到，还是要吊我们的胃口，“公社”楼上的平台却迟迟没有动静，在人们的望眼欲穿中就那么黑黝黝地高踞那里，一副高高在上而又神秘莫测的模样。似乎在等待的煎熬中过了好久，突然有人叫一声“来了！”立即引来一阵此起彼伏的“来了！来了！”的附和声。又磨蹭了很久，才听得一声“砰”的巨响，只见一道流星腾空而起，随后“噼噼啪啪”地爆出一团五颜六色的火花，这就是礼花呀！人群随即爆发出如愿以偿的欢呼声与笑喊声。这种欢声笑语伴随着礼花绽放情不自禁地响起，一声炸响总会带起一阵欢呼，回荡在欢乐的夜空，可惜礼花有限，才放几次就悄无声息了。当空中重归于寂静时，人群也安静下来，大家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原地，就那么在静默中等待了好久，才慢慢地挪动脚步散开来，各自走上回家的路。到现在已经许多年过去了，也已经看过辉煌得多、灿烂得多的焰火晚会了，然而当年的情景，却依旧十分生动地活跃在心里，似乎还没有任何后者能够取代它、冲淡它，也许，那是因为在“礼花”的形态中，爆开的不仅仅是灿烂的光彩，还有那承载着农家人的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情感体验吧。
呵——家乡的路啊，这路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