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这段话是说：孔子让公西赤出使齐国，为了使公西赤安心工作，冉有向孔子请示，应该给公西赤的母亲多少粮食。孔子说：“给六斗四升。”冉求说：“太少。”孔子就说：“给十六斗。”结果冉有却背着孔子给了一百六十斗。孔子知道了，批评冉有说：“公西赤出使齐国，乘坐高头大马，穿着华丽衣服，他家本已富有，为何还要多给？我听古训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就是说君子要向穷人救急，但没必要使富有的人更富。”原宪在朝中为官，做孔子的副手，孔子给他开的奉禄是年薪九百粟（一年九百斤小米）。原宪不要。孔子说：“请勿拒绝，这是法度，你可以把这些给你的邻里。”
《论语》这段话透露出诸多宝贵信息：
一，孔子为相时，不但管宗教、文化与政治，还管外交与经济。
二，孔子使弟子冉有、公西赤、原宪等人为官，作他的副手。
三，孔子给弟子开支时按规矩走，有弹性，有底线。孔子批评冉有不按他说的做，但因为那一百六十斗小米给的是公西赤的母亲，孔子敬老，默认此事。
四，孔门弟子互爱，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有主动提出为他申请补助（或者是提前支取工资，也可能是额外奖金）。
五，当时的工资主要是用粮食来计算。
孔子是超级CEO
我们可以根据原宪的工资状况推算出当时大致的鲁国常年粮食储备与鲁国人口，当然也能算出孔子的年薪。
1．鲁国常年粮食储备。
原宪年薪900斤小米。按鲁国官制，相为最高，其下为三卿：司徒、司空、司寇（司马），再其下为宰（百工，包括公西赤任职的“使”），宰之下为士。官高一级，则工资大约分别以2倍、5倍、10倍计算。鲁国是小国，大约常设相1名，司空1名，司徒1名，司寇1名，宰100名，士1000名，是四级官僚制。
鲁从周制。按相的年薪大约不能高于国家粮食储备的万分之一计算，当时鲁国常年粮食储备应为45000×10000＝450000000斤小米以上。
2．鲁国人口。
按当时生产水平，平均每人每年最高可以产出1000斤小米，那么鲁国人口为：450000000÷1000＝450000人，即45万人。这个数据还是比较能令人接受的。45万人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县的人口。鲁国在当时是小国，有45万人口是正常的。当时全中国人口也就一千万到顶，诸侯国中的中小国家都是几十万人，甚至几万人，人口过百万的就是大国了，如齐、晋、楚三国。
3．孔子年薪。
即上面算出的每年45000斤小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对卫灵公说他年薪“奉粟六万”，与我算的四万五千之数相差不远。如果把鲁国看作一个大公司，鲁国君就是大老板，孔子无疑是一位超级CEO。
我的以上研究只是一个概数，仅作参考，有待更多史料与文物来补充。
分配财富要有道德标准
孔子为鲁国相，掌握全国经济，也掌管粮食，因此他才能在给出使齐国的公西赤补贴多少的问题上有弹性，可多可少。如果他没这个权力，当然也就不能与冉有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根据“公西赤的补贴”事件，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孔子管钱的方法不是一刀切，而是因人而异。本来公西赤的补贴应为六斗四升。但考虑到这笔补贴是用来养公西赤的老母亲，当具体承办此事的冉有最终给出了一百六十斗，相当于原来几乎三十倍的补贴，孔子默认了。这事贯穿了孔子奉行古礼的思想。事实上根据周礼，国家粮食的一大功能就是“养老”，这是中国传统的福利政策。
孔子在反对冉有多给的做法时，引古礼说：“君子周急不继富。”此处的周急指济贫、救急；继富指为富人再添财富。此处信息又透露出孔子的另一重要理财理念是：富人有义务、有责任救济穷人；而作为政府（此处的“君子”指为政府办事的大臣），必须协调好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应该倾向穷人，不可以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加大两极分化。
孔子在反对原宪拒绝要工资时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意思是说：请勿拒绝，你可以把你的工资分给身边的人。这句话又可见孔子的两个理财观念：
一，做事应该要报酬。
这是规矩。你不要钱等于打破了规矩，这如何使得。孔子本人在教书时是要学费的，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修即学费。孔子在做官时也要工资。所以当原宪做官拒绝要工资时，孔子就批评他。做官是为国家和百姓服务，服务不等于义务，而是一个交换行为。做官吃纳税人，就要为纳税人办事，这叫服务。如果只吃不办事，这叫贪污。如果只办事不吃，反而倒贴，就会使规矩陷入两难境地，无法有效运作。所以该拿就拿，你不拿这笔应得的钱，就有可能被人贪污，引起腐败。也就是说，你的过份高尚就是腐败分子的温床！
二，君子有财，施之于众。
孔子鼓励原宪把钱分给邻居乡邻，这样会使更多人获益。分财是生财之道。这条原理先前已讲过，此不详述。
综合孔子处理“公西赤的补贴”与“原宪的工资”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观点是：
分配财富要有道德标准，不能为财富而财富。
财富不是单纯的从技术上得来，说到底是从道德上得来。财富不是一个物质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概念。
孔子用公西赤的补贴来养公西赤的母亲，又建议原宪把工资分给乡邻，都体现了孔子“以财养德”的思想。德无财则难养，没吃的当然会把人饿死，还谈什么德？财不养德又有何用？财不养德，就会养贼，这样就越富越坏，纣王是也。
孔子说做人要学会享受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论语·述而》）
燕居即闲居。申申如，体态舒展。天天如，面容喜悦。《论语》这段是说，孔子经常闲居在家，宽袍大袖，体态舒展，待人接物，面容喜悦。
孔子好享受呀！之所以他叫圣人，就是因为他会享受。人不是因为有了财富才懂得享受，而是因为懂得享受才有了财富。享受出财富。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苦大仇深，则很难有钱。如果一个人像孔子一样经常休闲一下，申申如，天天如，自然是富人。人不因钱财而为富人，却因心态而为富人。
孔子说接受馈赠要足礼
“（孔子）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
《论语》这段话讲：孔子在周游列国路上，每有什么事问别人，总是要行礼再三，问完话恭恭敬敬把人送走。有次有个叫康子的人送药给孔子，孔子客客气气地接受了，行礼，说：“我不算什么，不值得您这样，我不敢尝您送我的药。”当然这是客气话，最终孔子还是收下了。不收倒显矫情了。
孔子在周游列国路上，屡次接受人的馈赠。每次他都是“足礼而受之”。所谓“足礼”，就是要情真意切感谢别人对自己困难时的支持。别人支持你，你却拒绝，这是不对的。别人支持你，你大大咧咧地要了，这又算什么事？难道别人该从荷包里掏出钱来给你？当然不是。别人支持你是看得起你，你也要看得起人才对。礼是对应的，礼多人不怪，宁肯人笑我多礼，也不敢无礼。
如何处理馈赠，这也是个理财难题。首先，不义之财不能要。礼以养廉，而不是养贪污。其次，正常的馈赠如何进行或接受，孔子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参考。
孔子提倡薄葬
“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
《论语》这段话讲：颜回死了，孔子的门人打算厚葬。孔子说：“不行。”门人还是厚葬了颜回。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我却不能把他当儿子。这事必让后人说我，全因为你们几个。”
颜回是孔门大弟子，颜回死，理应厚葬。当时，具备厚葬资格的人有三种：国君、大夫、君子。颜回当然是君子，有被厚葬的资格，孔子也有这个经济实力。但孔子反对厚葬，提倡薄葬，意在使历来劳命伤财的厚葬之风从此彻底废除。
孔子借颜回之事改革鲁国殡葬之风，实际上是针对鲁君与执政大臣季氏。因为在鲁昭公与季康子殡葬时都花费甚巨，使鲁国国库空虚。孔子想改变殡葬，显然是为鲁国财政打算，为鲁国风气着想。但孔门弟子没有明白孔子的苦心，坚持厚葬了颜回。后世的人果然根据此事非难孔子，如墨子攻击儒家的一大罪状就是厚葬。如果墨子知道孔子其实是最提倡薄葬的，那么就可能与孔子握手一笑了。
孔子不把颜回当儿子，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孔子一直师事颜回，颜回教孔子的，比孔子教颜回的还多。孔子在人前屡叹“吾不如也”，说他不如颜回。孔颜二人是亲密朋友。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说（悦）”（《论语·先进》）。孔子比颜回年长，虽然颜回把他当父亲，但他显然不能把颜回当儿子看。
二是因为孔子为鲁相，凡事不能循私。他已经让门下弟子冉有、原宪、公西赤等人在朝中为官，当然不能再用葬儿子的规格葬颜回，否则朝野上下都有闲话。
孔子的算盘打得再精，都不离一个“公”字，没有私心，纯粹为国、为他人，因此是圣人。
孔子赞扬子贡做生意反应快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庶”，指贫穷。“屡空”，指经常没钱，手头空空如也。“赐”是子贡。“不受命”，指子贡不待孔子讲就去做。“货殖”，贩货叫“货”，倒钱叫“殖”，货殖就是做生意。“亿”，古时以十万为一亿。“屡中”，指经常发财，“中”本指射箭中的，此处比喻做生意有收获。
孔子这段话是说：颜回做庶民穷啊，经常搞得精光。子贡倒是会做生意，我还没说他就跑去捣腾，现在他家财上亿，就是因为他经常看得准，反应快。
孔子将颜回与子贡作比，感叹颜回的穷，赞扬子贡的富。朱子解释此处孔子的话中真义为“言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误矣。孔子固然赞扬颜回安贫乐道，但同时也赞扬了子贡会做生意。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说到底，孔子爱富不爱贫。颜回贫穷乃至病死，这是孔子要弟子们引以为戒的。穷有什么好？孔子之道中并没有一个穷字。富才是大道。人穷都穷死了，还谈什么道？那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是富人孔子。
穷则空间收缩，富则游刃有余。
孔子赞赏子贡会做生意，主要赞赏他：
一，“屡中”。做生意有原则，有规矩，这就叫“中”。子贡做生意不偏离正道，行中庸，当然屡有斩获。
二，“不受命”。不受命就是不等人说，反应快，在商机前第一个冲上前去。孔子本是做生意的高手，子贡却连孔子的话都来不及听，可见反应之快绝非常人所及。
据此两点，子贡身价上亿，也就可以理解了。当时十万为一亿，机敏如子贡者，拥有十万铢钱，一点也不过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讲子贡“家累千金”，可以印证。
子贡这个“亿万富翁”的诞生，是孔子长期调教、并提供各种方便的结果，如上引《论语》中孔子的话就透露出了孔子对子贡的态度是默许、赞扬与支持的。子贡已是如此，孔子本人的理财手段之高可想而知。子贡的成功就是孔子的成功，子贡是孔子的作品，孔门弟子都是孔子的财产。
孔子指出富人应收敛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商”，子夏名商，孔子弟子。“商闻之矣”，子夏自述他听孔子说。
《论语》这句话意思是：子夏说：“我听老师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这句名言现在人人都知道，我今略说之。
“死生有命。”人死人生，皆由上帝。“死生有命”与“生死有命”不同，应是“死生有命”比较贴切上帝心意——死在前，生在后。人先死，后得生。虽有万死，终得一生。因此，有信仰人只用去管生，不用去管死。因为有了信仰，就有永生，绝不会有死亡。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这个意思。
“富贵在天。”孔子说“富贵是人之所欲也”，又说“我生有命在天”，这两句综合起来即得“富贵在天”的真谛。人类切莫说“富贵在我”，假设你这么想，便必无福份。历史上多少人狂妄得以为自己是神，结果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惨淡收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巨富数西晋的石崇，富可敌国，但因为他狂妄自大，到处炫富，结果被对手算计死。西晋之时，当时国家收三国之财，尤其是西蜀东吴的财富极为可观，中国富极一世，君臣斗富比财，引来“五胡乱华”。富可强国，亦可灭国，可不慎哉！
孔子说“富贵在天”，正是指出人应知道富贵本天赐，天也可把它收回。因此应该越富有越收敛，不可以因富堕落，要因富而好礼。富人应收敛心性，始保无害。
孔子指出首先要让人吃饱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论语·颜渊》）
子贡问怎么搞好国家，孔子说首先是让人吃饱。这是治理国家的大原则、大前提，饭都吃不饱，一切免谈。做人也是如此，首先是吃饱。这条老生常谈出自孔子之口，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它反过来证明了当时的人常常不能吃饱，另一方面表明了孔子有让人吃饱的办法，也就是让整个国家吃饱的办法，那就是“君不夺民之食”。
关于这一条孔子没有明说出来，不过在鲁哀公与孔子弟子有若的一次对话中，有若向我们传达了这一理念。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这段话，提倡了让人“足食”的唯一办法，那就是君不与民争食，不刮民太甚。
鲁哀公问有若：如果遇上饥荒之年，国库不足，怎么办？有若说：请问国君，是否用了“什取一”的办法？“彻”指彻法，鲁国从鲁宣公开始推行彻法，就是取每亩地纯产出的十分之一。鲁哀公说：十取二我尚且不足，何况十取一。有若说：其实十取一整个国家都够用了。关键在于：百姓如果没被收刮太甚，粮食充足，那么国家就太平，国君还有什么不足的呢？如果百姓被收刮太甚，粮食不足，就会造反，那么国君即使很充足又有什么用呢？
有若在此说的“不足”，语带双关，暗指鲁哀公贪得无厌，十取一不够，十取二还是不够，恐怕永远贪心不满足。
有若在此指出：君不与民争食，这样国家才会“足”，君与民才会各自富足。有若这一思想是对孔子“足食思想”的阐述与发挥。我们再把它与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联系起来看，就更明白了——孔孟之道为一，只是一个足民，贵民，富民，让人富贵而已。
二
做人要走“回头路”
［回到自身，一切摆平］
本章讲孔子训弟子做人
孔子最怕做事“祸起萧墙”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神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
这段话比较长，我就不一一解释词句了，读者可以参考朱子《四书集注》。大意是：
鲁国执政大臣季氏要攻打颛臾这个地方。在季氏手下做官的冉有、子路二人去见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