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与笨重而阴森的教学楼相比,学校宿舍楼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俨然是瘦过身的五层建筑,相同规格的房间,均在十八个平方的面积,中间的楼道则狭小了许多,并堆满了各种杂物和生活用品,关键是到处拥挤不堪、关系庞杂,充塞着人满为患的境遇和群居的喧闹,随时驱赶着空间的虚无和人们的隔阂。因为当时的国家政策鼓励多生多育,以防战备之需,而党中央的号召更是摧醒了大众的相思梦,所以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婚恋队伍的增加,江河入海般地汇成了波澜壮阔的生活大合唱。那时候的生育指标不但敞开供应,还能受到政府的奖励和社会的尊重,因此一家三个孩子算少的,动辄七、八个,甚至能达到一个班的有生力量。据说有家生育了十三个孩子,辛劳的母亲从早上开始煮面条,持续到晚上自己还没有吃过一口,只能靠津液和面汤来维持和补充体力。最为可怕的是医院的妇产科一再扩编,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繁殖压力和需求,早产儿的夭折和畸形的胎儿占有相当的比例,谁家摊上只能是认倒霉的份儿,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着难奈的后果和无言的结局;既便是健康的婴孩也大多营养不良,形同猫、狗一样眉目紧锁、四肢蜷曲,呈现一副半死不活的惨状和令人嗟哦的模样。由于医院的设施和医疗用品的匮乏,常常会弄出许多的笑话和絮闻:往往孕妇的身体得不到恢复便被催着出院,顾不上分娩的阵痛和虚弱匆忙的腾床,很多母亲落下了难以治愈的“月子”病,而那时的婴儿个头又普遍的弱小,再加上医院准备上的不足,为了应急,经常是用鞋盒子垫上粗布的襁褓,尚有余地裹吧裹吧端着就回家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罕见地添置了新鞋,唯有偶尔的啼哭鸣放着生命的迹象,还有伟大的母亲们五味杂陈的心境……。
中国的生育高峰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既便“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仍然没有阻挡住新生婴儿的降临和诞生,而我在这个人口激增的大潮中,经过妇产科的医生们苦口婆心的反复游说,母亲才勉强地让我呱呱坠地,有惊无险地莅临人世,得以享受凡间的第一缕阳光和雨露。正是由于出生前后的争执和波折,我生来胆小且懦弱,加之母亲的反悔和懊恼,充斥于耳的都是对“多子多福”极大的怨尤,更是增加了我的忧虑和活下来的罪责,唯恐老天爷随时会收回成命,委托什么妖魔鬼怪将我拘回来时的路。其实在每一个母亲妊娠期间与子女的恩怨纠葛,都将真实地演绎着世间的百态人生,换言之,爱恨情缘始于生命胚芽的形成阶段,母亲的喜好和厌恶,则决定着彼此的未来!因为母子关系的亲疏在孕育过程中,就预演着仿佛编程般的连续剧,所以人生只不过是将茅盾双方的点点滴滴,一帧一帧地复制到现实社会里衍生和践行,而善恶迥异的渊源蕴藏的深浅,往往导致的最终结果需要时间的沉淀方见分晓,喜则互为依托、家庭和睦,悲却众叛亲离、终无宁日,其结局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和不同!这种很“无厘头”的一方非常无奈而必须接受的胎教,让我生来敏感多疑善猜忌,一直活在莫名的惶惑和自己吓唬自己的不安中。尽管全家五口人同挤在一个房间里,大床连着学校发的双人床,剩下的地方便是冬日取暖的炉具﹙夏天必须搬出去在楼道里做饭。﹚和简单的家具等生活用品,但隔着敦厚的床板我也难以安枕,常常对着床头一角印有“087”的白色编号发呆,老是觉得平坦的水泥地面下,有许多带着面具的人形生物,操着奇形怪状的器械挥汗如雨的掏洞,如塌方般萦绕在耳边的“哗、哗”的掘土声,顿时收紧了我的心,而越来越近誓将我拖走的执着和信念,伴随着掘进的深度刺激着我的神经,火烧火燎地灼烤着全身,时刻都有一种被撕碎的感受,不断地触及到残破的梦境,并擢升为种种穿越地狱的幻觉,淌满肌体的虚汗虽然冷却着通身的高温,而随时随地毁于一旦的危机和癫狂,给我的童年弥留难以消魂的无助和悸动。这种个性化十足的无法提及的心事,深深地雾化在我的灵魂的羞处,影响着我生活中的一切……。人生的反转对应的是现实的巨变,谁曾想成年以后我特别爱看各种恐怖片,越怕越想,夜阑更尽仍然痴迷于此,而那些定格的画面和凄厉的惨叫,回溯着小时候的真实,让我试图找出囤积于童年的过往和诡异故事……。
有一次,虚幻的自我与现实发生了碰撞,那是一个平常冬日里的半夜时分,一开始,我隐隐约约地听到锅铲发出的摩擦声,不由得联想起可怕的挖洞的动静,赶紧用被子把头蒙住,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弄得自主呼吸停滞下来,一种生怕被人发现而危及生命的忌惮,让我毛发皆竖,头皮麻酥酥地有种触电的抽动,但耳朵始终支楞着以防不测,且残存着一种期待的新奇……。终于,父亲也被尖利而怪异的声音弄醒,旋即开了灯,于是,有了这样的对话。
“干什么的?”
“老师,对不起,我饿了。”
“饿了,想干嘛?”
“我想摊个饼吃……。”
“摊饼?你怎么进来的,你这是偷,知道吗?你真是大胆……。”
父亲严厉之极,一顿斥责赶走了我极想看到的闯入者,然后亡羊补牢的插上门,倒头昏昏睡去。第二天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父亲照常忙碌着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宜。我却搁在心底不能释怀,憋了一个星期,终于在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结结巴巴地询问起那天晩上发生的事情。父亲奇怪的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而随着我不断地描述他们的对话,尤其是对于自己成为主角的情节,父亲更是茫然不解,一脸的惊诧之色。
“小儿,你肯定作梦了。这是哪儿有的事呀,再说也不可能,我每天都插门,他怎么进来的……?”
我真的困惑至极,也不敢再问下去了,难道确实是南柯一梦?而那个冬夜发生的一切最接近现实,怎样的梦境都不会有如此栩栩如生的场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捉摸着它的出处,挖空心思的还原着它的每一个细节,缜密地把无穷无尽的答案,推敲到食之无味的地步,却依然捋不出个所以然来,由此也成为我一生中的悬案和反复推理的疑团……。
那时候的大人们常常加班加点,工作起来极其忘我和投入,因此照顾家庭的责任,便落在了率先出生的孩子们身上,而我整天跟在他们的后面瞎转,完全没有什么自我意识和生存价值,既便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奚落,也不愿意脱离集体的活动,这样总比无人理睬的孤独强百倍,幸亏还有层出不穷的游戏,万花筒般地推陈出新,各种各样独具匠心的项目引人入胜:“推铁环”。“打尜”,又叫“抽老牛”。“砸毛驴”。“投皇上”。“搧洋画”。“电报一、电报二……。”“跳房子”。“丢手绢”。“老鹰抓小鸡”。一般最常见和玩的便是“过家家”,它特别受男孩和女孩的欢迎,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愉悦和尽快长大的期望。而流行一时且令人作呕的游戏便是“拔老根儿”:将深秋季节各种落叶撸去叶子,留下老根儿,还必须要垫在鞋子里闷上一段时间,鞋子是越臭越好﹙有人从不刷鞋,故意臭到难闻的程度﹚,这样能够使老根儿既有韧性又有强度,然后将熏黑的老根儿折叠起来,与其他人的老根儿套住如拔河般用力的拉扯,有时候能僵持很长时间,谁的最先断掉而成为输家,只能寻找新的树叶闷上更长的时间再来寻仇,而胜利者则顾不上满手的臭味,边擦汗边把老根儿重新塞进鞋里,然后咧着嘴得意洋洋、浑身晃晃悠悠地走开……。
学校里的大孩子们经常拉帮结派,各为其主,一般都听最大的孩子吆喝。他们有的是父母过往甚密自然形成的,有的是根据地域划分楼东一帮,楼西一派,时不时地分分合合,少不了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斗殴事件。当他们遇到外来威胁的时候便一致对外,记得有一次他们隔着学校的围墙﹙那时候的铁丝网已被红色的砖墙替代﹚与邻居的孩子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这也算是升级般游戏的一种,名为:“开火”。﹚。砖头瓦片、石子坷垃划着弧线飞来飞去,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着掩体,各自捡拾着东西伺机还击,最终还是学校里的孩子比较聪明,从一个角落爬上墙头,直接用砖头把一个孩子拍的头破血流。第二天,一大帮人扶着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孩子,异常愤怒地来到学校的宿舍楼下骂了半天,最后得不到回应,只得悻悻而归。由于学校的领导敦促家长们加强监管,从此就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血腥事件。
学校里能够让所有孩子们一起参加的游戏,莫过于“骑马打仗”。就是大的孩子背上小一点的孩子进行的最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背上的孩子相互拉扯,而大孩子之间“使绊”以期摔倒,或谁先落下“马”来就算输,再也没有参加游戏的资格和权力了。我和我的搭档号称“常胜将军”,他是我家邻居的大孩子,名叫韩力,长得又黑又壮,虎背熊腰的;我呐,瘦小有耐性,因此我俩配合起来绝对是天衣无缝,我就像胶水一样粘在他那宽阔的后背上,任谁也轻易打不下“马”来,而他横冲直撞地能够直接将他们顶得人仰“马”翻。尽管每次战斗到筋疲力尽、摇摇欲坠,但胜利的喜悦完全冲淡了一切,落败者则相互埋怨,不停地更换着搭挡,而我们这种甜蜜的合作关系始终如一,击败过无数的对手,延续了许多年的荣誉和连胜的纪录……。
虽然孩子们都有正式的名字,并且经过父母的反复斟酌定下,甚至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但当时最为时尚的便是“起外号”。于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外号”应运而生,而自己真正的名字反而被人遗忘,有的孩子身上竟有好几个“外号”。大部分的依据来自几个方面:具备动物属性的,什么“猴子”“蚰子”“蛐蛐”“蝈蝈”“母狗三”“四眼蛇”……。也有根据生理缺陷和毛病得来的,什么“疤瘌眼”“苍头”“地不平”“瞎小五”“扁瓜脸”“疙瘩妮”“胖翻译”……。还有根据食物的特征来的,什么“面包”“夹心饼干”“豆芽”“西葫芦”“洋白菜”……。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那时候大家不仅喊得自然敞亮,而且有了“外号”的孩子也欣然接受,并一直陪伴着大家渡过了童年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