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西方现代神话学的引进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学术的发展，引进的西方现代神话学在20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就成为了学者们手中的一把双刃武器：一方面可以弘扬现代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能够批判传统封建主义。20世纪的百年当中，中国古代神话曾为众多的现代学者所瞩目，除了学者个人的因素，其社会、历史原因或出于此。换个角度，就纯粹的学术理由来说，不可忽视的是：20世纪初叶的中国学者企图在传统学术史的恶性循环圈之外发现一种能够站在文化局外人的立场评论本文化利弊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学术。由于本土的传统学术与儒家经学几乎是同义语，因此两千年来，我们在今文学、古文学还有汉学、宋学之间的循环往复已足以使人厌烦。20世纪初，古、今，汉、宋的各种弊病都已充分暴露，到了五四时代，学者们一方面希望用古文学攻今文学，用今文学攻古文学，用汉学攻宋学，用宋学攻汉学；而另一方面，五四的学者还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超越古今汉宋之外的批评视角，将传统的古今汉宋一起打倒，五四学者最终找到的就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的科学和学术--神话学当然也在其中。
三
在笔者最初进入神话学领域的20世纪80年代，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材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信条，或者说已成为中国学者当下的生存方式。由于清儒已将中国上古时代的汉语文献整理殆尽，现代学者们尽可以放心地使用这些材料，于是衡量现代学者素质的首要标准就变成了理解和掌握西方理论的程度问题。但是，西方理论就真的那么如入无人之境了吗？传统学术的古今汉宋问题真的离我们当代学者已经那么遥远以至于我们可以再也不闻不问，而只是那些专门研究经学的学者的课业了吗？
实际上，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这一广泛的研究领域时，西方学术与传统学术（经学）的牵连是随时随地的。这绝不仅仅是由于先秦文献首先是由汉儒整理、注释因而现代学者根本就无法摆脱汉唐注疏，更在于传统学术的科学态度本身就与西方学术有着相通之处，比如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古文汉学的实证方法。本土学者固然借助西方现代学术的视角重新思考了本文化的传统问题，西方理论同样也在借助本土学术历经千年积累的问题意识和具体方法（比如传统小学的考据方法）进人汉语文化的学术领域。但是，西方学术理论在进入汉语文化问题时，并不是传统经学的所有流派都与之发生了等量齐观的接触，西方学术只是同其中的某些学派的某些传统发生关键性的“链接”。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顾颉刚曾经回忆自己治学的渊源，他说道，影响他学术发展道路的主要是历代的辨伪学、清代的古文学和清末的今文学，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进化论史学。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理论在通过顾颉刚进入中国学术生活时，与西方学术相接榫的传统学术主要是古文学的实证方法和今文学的理论假设（即关于古史系统只是先秦儒家托古改制的结果的假说），至于今文学家的研究方法，显然为顾颉刚所摒弃。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今文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虚妄（严守师说家法）的一面而不具有科学的因素而为顾颉刚、为西方理论所遗弃？事情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仅从学术的角度看待今古文问题，今文学作为一学术流派自有其自治的方法论原则，即顾颉刚所谓的“义例”或“共同遵守的方式”。今文学在现代学者眼中较古文学的方法更显虚妄，在许多时候是西方学术进入中国问题时的选择结果，同时也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问题即传统文化的文本批判与现代文化的文本重建有直接关联。由于文本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核心问题，于是特别关注具体文本的历史语境的今文学方法在现代就受到了异常的冷落。在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中，以文本研究为主要方向和方法的西方进化论神话学派始终受到学者的青眯；与此相反，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人类学派的“语境”研究方法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主流取向，其深层原因亦是同样的。这也就是说，无论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神话学，还是本土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其关注的焦点都是文本阐释与文本重建问题--即以文本为象征符号的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现代阐释和重建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统摄之下，经典文献自身的语境问题根本就无法进入其研究视野，于是今文学的语境研究方法又如何能够被采纳呢？传统今文学的语境研究方法未被现代中国神话学所采纳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对此一问题的考察，我们正可以介入到对中国现代神话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思考，而反过来说，忽视语境化文本的研究恰恰又源于中国现代神话学自身的学术语境。
简约地分析，今、古文家研究方法的分野大致可以名为“语境派”的方法和“文本派”的方法。要之，今文家认为，尽管六经不都是孔子本人所撰写，但全部都是据孔子思想的创制，于是今文家希望从中体会出孔子编定六经时具体的微言大义，为此今文家不主张割裂具体的文本而是根据具体文本的整体语境（上下文关联）获得统一的理解，是为“语境派”的方法。而古文家则认为，六经乃孔子编纂的历史文献，就同为历史文献而言，六经与六经以外的传世文献主要是历史学文献在性质上并无不同，因此，欲探得六经的本义，并不需要再现孔子本人纂集六经时的具体语境，而是需要将六经与其他经史文献相互并置，通过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从“文本间（intertext）”的关系出发求得内在于六经中的普遍意义，是为“文本派”的方法。
从“文本间”的关系出发的研究方法在清代乾嘉考据学者以及辨伪学者当中获得了最彻底的实践，更由于五四引进了西方现代神话学，从“文本间”关系出发的研究方法越发占据了更为强有力的地位。如上所述，这不仅仅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重建自身文化--历史合法性时对于文本的需求，同时也是因为在借助西方理论反观本土的语境化材料时所产生的错位。换句话说。尽管根据西方经验抽象、修葺的理论并未彻底摆脱地方性知识的性质，其普遍意义还有待验证；但是，一旦我们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预先已视为普遍性知识，那么凡是当具体经验事实溢出了普遍知识框架的时候，那问题肯定出在本土经验而不在西方理论。比如上引波德对中国古代汉语神话的评论就是典型的以西方理论为坐标系统审视中国材料之后得出的结论。
由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语境化叙事文本与西方古代经典的语境化叙事文本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那么，为了与根据西方经验抽象、修葺的理论保持一致，我们就不得不抛开本土文本的语境而直接诉诸无语境的文本，甚至将本土文本割裂，从中检选出符合西方理论界定的神话片段。这也就是说，与古希腊神话之“惟美”以及其他民族神话或“奇诡”不同，当中国古代汉语文献呈现出整体性的非神话--历史倾向时，已经修葺的、本已易于进入各个非希腊民族神话整体的“原始神话”概念，却仍然难以整体的方式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于是，以片段的途径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似乎就成为持神话普遍论的学者们惟一的方法论选择。当然，学者们也就立即高兴地发现，中国古代汉语文献中的确存在着“原始神话的片段”，而且这种神话片段具有“长时期内的稳定性和反复性”，即十分符合西方神话学理论所描述的神话母题或类型化故事。这样，通过对不断重复出现于各种文本之间的、具有稳定性的神话片段（母题、故事）的排比，就既肯定了神话的中国文本形式（尽管是零散的形式），同时也肯定了西方神话学理论的普遍性。而从中国文献的“文本间”关系中重新构拟出符合普遍性知识的“本土”神话材料的“科学”方法，也就很自然地接通了本土传统古文家的“文本间”实证原则。这样说来，中国传统学术基于“文本间”的考据方法能够在现代学术中延续其生命，不仅仅是其自身的实证性科学成分为现代学者的发掘所致，同时也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材料时的方法论路径有直接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与现代中国急需学者们解决的文本重建问题有直接的关联。
马昌仪先生说：“概括来说，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研究法三种。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这三种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互为补充的。”也就是说，人类学派的神话研究基本是采用的“文本间”方法，而“文本间”的方法往往与探求普遍性的目的有直接的关系。马昌仪引英国神话学家哈特兰德的话说：“人类学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人类学方法便是要多多搜集材料，因为相关的事搜集得愈多，归纳的结果一定也愈准确。”“要搜集许多相同的故事以考察人性的同点，社会情形及其他情形的同点。因为要想知道人类的通性，思想的方法，野蛮人种的制度……在杂乱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点来。”［17］这样，持进化论的人类学家们就通过“在杂乱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点”，建构了19世纪比较文化和社会进化视野中拥有普遍性话语权力的“大叙事”（greate narrative）。
已故神话学家袁珂先生的名著《中国古代神话》和《中国神话传说》最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神话学“文本派”的基本方法。在西方现代神话理论的观照下，中国古代的汉语神话无疑只是以片段的形式散见于诸多古籍当中，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将这些神话片段从各种古籍中剥离出来，再根据西方神话的分类原则和分类体系重新连缀起来，于是这些经过重新整理的神话故事也就在顷刻之间衍变为无语境的纯文本。如果说在这些纯文本背后还存在什么语境的话，那么这些重构过的神话文本的语境只能是现代民族国家对于文化合法源泉的当代历史诉求。于是，人们完全有理由反问：这样经过重构的神话还是“本真”的中国古代神话吗？
四
行文至此，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就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做一简要的表述了：其一，意识形态的阐释及建构立场及其效应。这一立场源于本土传统的经学并因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文化历史合法性--现代意识形态化的需要而得以延续。其二，从“文本间”出发的研究方法。此种方法论原则在本土学术传统中原本也有深厚的土壤，并成为现代西方神话理论进入本土传统文献材料时的有效路径。研究古代神话的现代学者们在努力重建中国古代的神话系统时，专注于文本的阐释和重构，使得从“文本间”出发的方法论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上述两种倾向，中国现代神话学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最大化地忽视了对于神话叙事语境的具体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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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徽（195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邮编：100732。
［原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