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做了一个私人的决定影响到公司的话，那你在公司的前途就完蛋了。”
凯琳·杰克（Karin Jack）是雷曼兄弟前首席运营官布拉德 · 杰克（Brad Jack）的妻子。她回忆说：“20年来，布拉德没有做过一件与雷曼兄弟无关的事情。他没有给朋友寄过明信片，也没有给家里人买过圣诞礼物，除非这些事情有雷曼兄弟的标签在上面。作为一个雷曼兄弟员工的妻子，你要自己一个人在医院待产，独自一人养育孩子。”
上述内容是枟名利场枠记者薇琪·沃德（Vicky Ward）在她的新书枟魔鬼的赌场枠中描写的场景。雷曼兄弟这家百年老店于2008年倒闭后，薇琪·沃德通过走访调查，还原了雷曼兄弟高层们的婚姻生活，如美剧枟绝望主妇枠一般，雷曼兄弟的妻子们背后不愿为人知的故事，她娓娓道来。
薇琪给了我不少启发。2009 年 10 月中旬，“胡润中国百富榜”（实际上是“千富榜”）发布后，我发现中国的女富豪最为耀眼———共有104位女富豪上榜，前50位女富豪财富总计3 376亿元，人均财富66亿元，9位女富豪身价超过100亿元。全球十大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一半是中国内地的。事实上比女富豪更为庞大、同样不失精彩的一个群体，则是中国富豪的主妇们，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走到商业舞台正中央去显露身手，却分明是中国商业变迁史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于是也萌发了采访写作一本类似著作的想法，并马上行动。我选取了100位主妇或称“贤内助”样本（样本选择不限于“胡润中国百富榜”）进行分析和调查采访。通过对这些样本进行简单分析，我发现了12种有趣的现象。
富豪择偶的时代印记
在近100个样本当中，柳传志（妻子龚国兴）、宗庆后（妻子施幼珍）、沈文荣（妻子陈红华）等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企业家，和王石（妻子王江穗）、张茵（丈夫刘名中）、黄光裕（妻子杜鹃）、李宁（妻子陈永妍）等出生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以及陈天桥（妻子雒芊芊）、江南春（妻子陈玉佳）等出生于 20世纪70年代的企业家，李兆会（妻子车晓）等出生于 20 世纪 80年代的财富新秀，他们与日后成为自己另一半者的邂逅经历，都带有着鲜明的年代特征。
譬如30多年前，沈文荣和乡村教师陈红华走到一起时，陈红华的择偶标准是“只要是党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黄光裕与杜鹃的结合则与彼时中国民营企业“野蛮生长”需要频频与银行打交道相关———杜鹃是信贷专员；而到了最近一些年，才与貌，甚至财富，都成为富豪们综合评定未来伴侣或被未来伴侣评定的重要元素，找明星、找主播或奉子成婚等商界前辈眼中的新生事物在他们眼中则见怪不怪了。江南春、李兆会分别迎娶凤凰卫视女主播和华谊女明星，便是两个例证。
另一半适时退居幕后
尽管中国民间商人有着“夫妻上阵”的传统，但日后看，超过半数的明星家族企业都曾选择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让妻子退居幕后。如今的首富级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四兄弟当年决定成立希望饲料集团时，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所有刘家媳妇都不得再染指任何公司事务，当初辞去公职帮刘永好打理生意的妻子李巍自然也在此列。
另一位首富级企业家———2009年在港上市募资规模甚大的忠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曾在十几年前将自己和妻子两边的亲戚叫到一起，支付每家500万元，一为“酬金”，二为“劝退”。四年前，刘忠田萌生上市打算时，又将妻子王志杰也一并请下了台。如今，刘忠田夫妇持有忠旺集团40亿股，以2009年10月28日的收盘价计，身家接近300亿港元。
2010年3月枟福布斯枠发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身家约27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内地女首富吴亚军的丈夫蔡奎在龙湖地产上市后就辞去了执行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
当然，退居幕后不等于退休，刘永好的妻子李巍后来自己开了多家公司，涉足花卉种植、印刷业等行业，生意做得甚为红火，甚至办起了一份杂志———她是一位将自己的爱好通过商业形式体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耽误做一位贤内助的典型样本。
对家庭声誉愈加重视
中国的明星企业家和富豪视家庭声誉与公司声誉同等重要。作家王朔2007年一次做客凤凰卫视时随口说了句：“杨澜没找对老公，吴征就是一个骗子，前一阵还忽悠我们徐静蕾投资呢！”未料引起轩然大波，杨澜第一时间撰文枟王朔先生，说话要负责任枠进行回应，并在回应中称：“我也想告诉他（王朔），我的家庭很幸福，请不必操心。”
如果说杨澜遭到揶揄时的快速反应出于她所处行业的职业习惯，那么阿里巴巴公司2009年9月（正值公司创始10周年和马云45岁生日）对坊间关于马云套现逾2亿元“对与妻子张瑛离婚进行补偿”传闻的澄清，则是出于避免一家明星公众公司可能遭遇更大危机的未雨绸缪———即使马云、张瑛两人真离婚也未必会对公司股价有实质性影响。“谣言很险恶，很匪夷所思，不排除某些竞争对手的刻意为之。”阿里巴巴内部网的一则帖子称。
事实上，家庭问题常常会给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带来极大的困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真功夫的创始人蔡达标。婚姻的破裂使他的前妻潘敏峰及其弟潘宇海（真功夫另一个大股东）与他反目成仇，并引发了一系列对抗风波。
另一个代表性案例是李东生。2007年他转让市值近1 。2亿元的 T C L 股票给前妻洪燕芬作为离婚补偿，现任老婆魏雪甚至还应和道“这是我和李总（李东生）的共识”。只是另一句“我和李总的结合是命中注定的”讲得挺没水平的，难道李东生和前妻当初的结合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夫人外交”易，女性富豪合作难
中国有着“夫人外交”的传统。1992年，当过大学教师、办过书刊公司的尹明善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挂牌成立了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由于尹明善的妻子陈巧凤和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是亲戚，这使尹明善、左宗申两人的合作一拍即合，于同一年开始了各自的摩托车事业。16 年后，力帆与宗申的年销售额分别为125亿元和111亿元，“产业航母”的地位显而易见。2010年 3 月，我去重庆拜访左宗申，刚提到尹明善，他就甩了句：“这老头是我的徒弟呢！”
不过，女强人与女强人之间的合作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很难找到王石、冯仑、潘石屹、胡葆森等江湖兄弟的“女性版本”，抱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一方面，这与女性并未真正进入商业权力中枢的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女性的敏感、中国的商业传统等元素有关。
2008年 5 月，三个女人一台戏———杨澜与中国最大饰品生产企业之一的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流行乐坛天后”席琳·迪翁宣告联手成立“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周晓光和她的丈夫虞云新同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EO班研习时结识杨澜，成为合作的发端。不过，一年后，“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销声匿迹，倒是另一家杨澜和席琳 ·迪翁合作的“中国首家高级定制珠宝品牌店”（LAN）亮相，刘嘉玲、章子怡、周丹、周涛等名流前来捧场，人群中唯独没有了周晓光的身影。
贤内助乐见企业上市
2009年7月，霸王集团的赴港上市给广东日化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资本市场发生关系的陈启源和万玉华恍如梦中，这对夫妻也成为珠三角作坊式生产者艳羡的对象。
类似的事件如野火般在各地复制、燃烧，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浙江温州市政府出台了枟关于加快温州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枠，霸气十足地宣称到2011年温州上市公司要达到30家。而截至2009年10月中旬，江苏江阴和福建晋江，两个县级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达到23家和17家。
上市意味着要走向透明和规范，并更加关注企业业绩可持续性地稳健上升，这是常识。不过我在上述几个区域调查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男人在外面打拼得起劲，贤内助在家里却操心个半死———不为别的，只担心公司的不规范运作会带来灾祸。所以当区域内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时，更多家族企业中的夫妻会选择“跟风”，他们的首要考虑是，上市至少可以通过好好包装把自己的过去“洗白”；这也是这些地区的财务顾问公司生意兴隆的重要原因。
这一思维虽略有偏颇，但却是一种真实存在。不过，如果加上众投行急功近利式的推波和当地政府追逐政绩的盲目助澜，上市这一“流行性共识”却有可能潜伏危机———看看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们的不良口碑吧。
女性在基建、能源和资源等行业大都静默
基于中国特殊的政经语境和行业特征，女性在基建、能源和资源等行业中大都充当幕后的默默支持者，较少走到前台。张云芹（严介和妻子）、陈红华（沈文荣妻子）、赵宝菊（王玉锁妻子）、管亚梅（刘汉元妻子）、张唯（施正荣妻子）等皆属这一类型，其家族企业所涉足的行业分别为基建、钢铁、能源、饲料及新能源。
严介和当年利用BT 模式（Build－Transfer），仅在2002年一年就在江苏省内通过承接近18亿元的企业负债，一举收购27家国有企业的股权，还顺利获得60亿元的基建大单。严介和宣称其执掌的太平洋集团“私有共用、私营共有，权力公众化，资产社会化”，彼时张云芹充当了其贤内助的角色。几年后危机爆发，严介和无奈选择左手倒右手，张云芹走到前台，但业务已大不如前，关系网亦是旧有的顺延。
陈红华、赵宝菊、管亚梅、张唯则自始至终默默辅佐着各自丈夫，如今的沙钢、新奥、通威和尚德分别是它们所在省乃至中国民营钢铁和能源领域的重要一员。但陈红华嫁给“党员沈文荣”后再没抛头露面；赵宝菊无论在新奥遭遇危机还是美国能源部长来访时亦未曾走到过前台；管亚梅在 2004 年通威上市时唯一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亦未发表任何演讲甚至鲜与宾朋交流；施正荣成为首富级人物、接受电视访谈时才在描述中简略勾勒了张唯的鲜明个性：“在澳洲留学时她（张唯）说，如果我做跟专业不相干的事情，明天就会跟我离婚。”
女强人多为“北方及中西部造”
或许与内地省份女性性格多为泼辣有关，100对夫妻搭档样本中，“女主外，男主内”类型中的女性，多为北方和中西部省市出品。典型代表为众所周知的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丈夫蔡奎）、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丈夫为刘名中）、当当网联合总裁之一的俞渝（另一位“联合总裁”自然是丈夫李国庆）、重庆小天鹅餐饮集团总裁何永智（丈夫为廖长光），以及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的黑马富豪、人和商业大股东秀丽·好肯（丈夫为英国人 Haw ken，弟弟戴永革为人和商业董事长）等人，她们的祖籍大都为东北、西部以及北京等地，性格外向，生性直爽，更适应抛头露面的角色———譬如张茵是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是重庆火锅协会会长等。
“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性注定会招致公众更多的关注甚至猜测。随夫姓的秀丽·好肯成为2009年10月的网络热门词汇，而人们也从未停止对华宝国际董事长朱林瑶等人之丈夫的搜索和推测，富华国际董事长陈丽华显然不在此列———她的“主内”的丈夫是枟西游记枠中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
明星职业经理人习惯主动提及贤内助
百度一下“唐骏妻子”、“李开复妻子”等关键词，出现的唐骏和妻子孙春兰、李开复和妻子谢先玲的合影都不在少数。唐骏当年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时追求孙春兰的经历和情书，成为经典段子，并在他的年轻粉丝中广为流传；直到唐骏于2008年加盟新东家新华都，他仍不时以“我永远不会有绯闻”式的言辞表露与妻子的相濡以沫。同样，被称为“青年导师”的李开复在演讲时也常主动提起自己的情感经历和婚姻之道，他甚至在2009年9月对外宣布创业的新决定时，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有选择地将妻子拉出来做视频访谈嘉宾。
当然唐骏与李开复有其特殊性，他们都是明星经理人（李开复现在是老板了），他们辗转的求学和职业之路延续至今，自然离不开贤内助的理解与支持。
中粮集团成为蒙牛集团第一大股东后，牛根生转型成为一位“职业经理人”。如果说两年前王石妻子王江穗的代理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入万科股票是商业技能出了问题的话，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后，牛根生显然再不会主动提起自己与妻子申淑香的当年往事———人们对商业道德出现瑕疵不会太快健忘，再说中粮收购案中的“国进民退”色彩又为新蒙牛平添几份变数。
危急时刻，贤内助难接重担
中国民营企业掌门人出现重大变故时（去世、被害、入狱等），往往由家族成员接任，而鲜有贤内助取而代之的案例。如2003年初山西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被杀后，儿子李兆会回国接任董事长（具体事务由李海仓六弟李文杰负责）。2004年王均瑶去世后，弟弟王均金接任董事长（其间家族多有利益纠纷）。不过最典型的莫过于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妻子杜鹃）、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涌金系”创始人魏东（妻子陈金霞）三个危机样本。
黄光裕和杜鹃夫妇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杜鹃自然不可能在黄光裕案刚发生时扮演任何救赎者角色。黄光裕案发一个多月后，杜鹃即辞去国美董事职务，公司授权代表等身份也一并被中止。而黄宏生当年被拘后，创维集团的经理人张学斌接任董事长，外界此前关于黄宏生的妻子林卫平出任新掌门的传言不攻自破。事后来看，黄宏生的这一安排甚为妥当，他的充分授权使创维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创始人出事而企业运转良好的先例。
魏东于2008年4月跳楼自杀后，精通财务和投资的妻子陈金霞继承遗产并接任涌金系董事长并无什么不妥（她是民营企业当中为数甚少的丈夫遭遇变故后第一时间站到前台的女性之一）。遗憾的是，她并没有逃离中国式的宿命———难以驾驭魏东原先庞大的人脉等资源网络，“涌金系”原计划中的版图建构进展缓慢，相反淡出广汇股份、多名主管离开九芝堂等事实宣告了她收缩战线甚至节节败退的开始？ ？
特立独行者，围城中也孤寂
成功的创业者一般都具有偏执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不过有几位企业家又是偏执者中的“另类”：曹德旺（妻子陈凤英）和罗红（妻子王蓉昱）、牟其中（小姨子夏宗炜）。曹德旺因2009年初爆出将捐出所持自家公司福耀玻璃股份的六成成立慈善基金而名噪一时，他曾向记者坦陈，自己年轻时差点摊上婚外恋，尽管他说自己与老伴陈凤英后来一路相安无事，但我在他金碧辉煌的别墅里却看到了他的孤寂，尤其是他为儿子不愿接班、妻子不懂己心的苦闷。
生于1967年的环保摄影家、好利来总裁罗红比曹德旺年轻20岁，外界从他近20次赴非洲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中读出的是他的执著，而他却常为妻子王蓉昱不能理解自己的这一偏执而黯然神伤。
将当年红极一时的商界枭雄牟其中的小姨子夏宗炜列入10多年间中国商业变迁中的贤内助行列似乎有失偏颇。不过这确实是个谜———1999 年牟其中入狱后，夏宗炜10年间从未停止对他的照顾和呼吁。
抛开牟其中这一符号化的人物不讲，小姨子———这个出现在贤内助堆中的词汇似乎并不合群，也有所不雅，但有人说“大俗即大雅”，如果说中国企业家真的时常从女人身上得到创业和管理灵感以及心灵慰藉的话，这位女人就一定是他的妻子吗？
“钻石王老五”越来越难挑起大众神经
1999年胡润在枟福布斯枠上发布的第一届“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中，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富豪占到一半以上，最为耀眼的是张朝阳———唯一的“博士富豪”，彼时马化腾刚刚开发出OICQ不久，江南春和丁磊亦小荷才露尖尖角。10多年后的今天，马化腾结婚多年，江南春也迎娶了主播陈玉佳，丁磊和他身材超棒的老婆走遍了大江南北（他们都喜欢旅游），只有张朝阳仍独自游走江湖———尽管并不缺乏生活调味品。
我想说的是，现在普通民众和富豪们的财富观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财富爆炸式增长的黄金10年，涌现出的“钻石王老五”何其多。普通人虽然始终对王老五们身边的女人充满好奇，但他们明白那并不能为自己增加一分钱的福利，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份谈资罢了。而对于王老五们来说，无论有多少艳羡或猜测的目光投来，他们也越来越习惯毫不在意，因为他们也明白一个人的幸福感与财富多寡并不一定正相关。
贤内助是研修和培养不出来的
前些年流行妇联机构或民间机构与高校合作办贤内助培训班，譬如南京大学搞“企业家夫人高级研修班”，北京大学搞“总裁夫人高级研修班”，而一些省市则流行搞“企业家夫人会所”。暂且不论诸多研修班的内容乏善可陈，有趣的是，参与者当中除了零星的真正的所谓企业家夫人外，不少则是希望研修后能进入企业家夫人行列的学员。以为“研修”一番就能使气质脱胎换骨，就像希望儿子参加奥数后能变成神童一样。这或许也正是中国特色吧。
不过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们确实极为注重对子女的培养。要知道除了 IT业及一些新兴行业，传统行业如今横刀立马者大都是“50后”和“60后”，他们的子女多是“80后”，正是事业上升期以及或主动或被动产生成家念头的阶段（譬如张茵之子刘晋嵩、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左宗申之女左颖等均为1982年生人）。尽管“包办婚姻”几乎成为老黄历，但坊间却不时传出某某富豪在会所推介自己儿子或有招亲打算的消息。“富二代”贤内助能培养出来吗？似乎并不乐观，其难度也并不亚于培养家族企业接班人。
江湖冷艳，重返原点
大佬们的忧郁多种多样，为财富多寡忧郁，为政商关系忧郁，为公司治理忧郁，可是到最后往往发现，最记挂的还是自己的安全、健康，妻儿的聚散和家庭的幸福。
想想史玉柱。20世纪90年代遭遇重大挫折后，他躲到一个角落舔伤口，后来东山再起，硬是再次拼出了个铿锵未来———巨人网络于2007年 11 月成为首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 IT 企业。有人说，他这种偏执狂，是在证明给自己看，证明给嘲笑过他的人看。他何尝不是在证明给前妻董春兰看呢？
区别于史玉柱，“要江山，更要美人”的中国企业家代表要数我在上文提到的T C 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了。他和现任妻子魏雪结合的2006年前后，T C L 可谓溃不成军———不断有高管流失，业绩节节败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两人到拉斯维加斯度假，并不妨碍魏雪高调的“命中注定论”。
当然 T C L后来渡过了难关，2010年3月发布的财报显示，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约430亿元，同比增长15%，净利润约2 。1亿元，同比增长213%。这是从自2004年以来，T C L销售收入首次出现的正增长。我在2010年6月一次与李东生和魏雪吃饭时，李东生一边感慨当年的国际化之痛，一边无意间和魏雪秀起恩爱，让人羡慕。
在商业世界里，“女人顶起半边天”的谚语一点儿都不夸张。男人通常有三大追求：财富、女人和精神归宿，其中女人在其中的分量最重。你看巴菲持，富可敌国，但是在妻子苏珊死后，痛不欲生，精神恍惚，要知道，苏珊死前，她已和巴菲特分居27年。我和巴菲特的传记枟滚雪球枠作者艾丽斯聊起此事时，她也觉得不可思议。
再看罗杰斯，他现在张口闭口都是两个宝贝女儿。2009 年初，一次我在香港和他喝下午茶，我太太也在，我们先是聊投资、聊中国经济，之后他就给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幸福生活来。要知道，罗杰斯拥有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已是60岁的“高龄”了。
英国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写过的一本书：枟未曾发生的历史枠。在书中他大胆猜测，美国如果当年没有独立，现在会是什么样；没有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苏联又会是什么样子。按照他的这种思维逻辑，你敢说，没有杜鹃的黄光裕仍能成为后来的“首富先生”吗？
还有一次，我在东部某省采访一位知名企业家，他 40 多岁，儿子还不到一岁，企业刚上市。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一起吃午餐，大冬天，他出汗很厉害，一边自嘲说自己老了，一边向我强调健康的重要性。聊到酣畅处，我不经意提到早婚的他为何要晚育。他终于向我吐露真相，十几年前他的妻子流产过一次，两年后再想要孩子的时候，迟迟不见怀孕，“这 10 年来，我一边做企业”，他说，“一边和老婆四处求医。老天还算眷顾我们，在我们都40 岁的时候结了果实”。
2010年春节过后，我给他发邮件，问他过年安好，顺便告诉他，我和妻子打算要孩子。他在邮件里回复说，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开心：“希望你们也能够如愿以偿，将来或许会很辛苦，但一定值得。”
最初萌生出版此书的想法是2009年10月底，我到台北出差。一天晚上突然问自己：你一直以来所坚持做财经人物报道，横向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
简单而言，这里面有热点人物的原因，有枟南方周末枠风格的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我关注的这些民营富豪，大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那便是“忧郁”二字———无论这种忧郁是生性使然，还是遭遇不幸，抑或乐极生悲。
虽然本书近半文章的前身是我在枟南方周末枠的财经人物报道，但这并非一本单薄的作品集。我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按照“忧郁”的主题筛选出来20多个人物和群像后，将他们分成为四个类型，每个类型前面以一个小故事开头，引申、延展及当章的主题。而在每篇文章之后，我附上了一篇千字左右的“马后炮”，里面多是采访前后的花絮，或与当事人共吃的一顿酒，或其豪华别墅一隅，或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的激烈反应。这些细节是凸现一个人性格的重要素材，我逐一写来，并有意无意地向读者再“爆点新料”，以使本书更厚实也更有趣。
枟南方周末枠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一点是精益求精。从2008年5月至今的两年间，我在枟南方周末枠写了几十位财经人物，收获甚大。当然呈现在纸上的文字只是一方面，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启发和思考最重要。
这种认真和坚持不是没有副作用，那便是有时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反而使思维和表达打了折扣。我想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一般而言，先做记者，再做编辑，然后至专栏作者，是一个媒体人比较正常的演进路线。但对我来说，这一路线正好是反过来的。我大学和研究生时所学专业都是财经，研二时有天写了一篇经济评论，向当时刚创刊、号称要“做中国第一新闻周报”的枟新周报枠投稿，没想到被用作了社论。这无疑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发不可收拾，向更多的媒体投稿撰写经济评论，曾有一段时间每月稿费过万元，被同学们取绰号为“学生首富”。不过激情过后，我仅选择枟上海证券报枠等两三家媒体固定写专栏，因为我知道自己会从事媒体这一行当的工作，质比量重要，羽毛比收入重要。
毕业后我在枟南方日报枠做了两年的财经编辑，同时继续做着专栏作者。因为是一家之言，如果逻辑得体，文字又干净，文章整体还是有质感的，最关键的是下笔也是轻快的。我收获最大的便是在枟上海证券报枠上的“商业 PK 堂”专栏，记得枟风光尤努斯，寂寞李允成枠一文发表后，金融学界的不少朋友与我取得联系，社科院世经所的何帆博士一度以为我是一位“小老头”；而枟徐文荣和吴英：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枠使得横店集团邀请我到横店一叙，我起初以为是鸿门宴；最有趣的是枟悠哉贝克尔，痛乎吴敬琏枠一文，吴敬琏老先生在飞机上看到后，向人打听到我的手机号，有天晚上我正在上班，电话那头传来听起来并不算老道的问好声，随即称“我是吴敬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以为是有朋友涮我，差点回一句“我是厉以宁”？ ？
絮叨这些并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对逝去的那段轻快写作时光的怀念。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考和写作者。每天都在读书，看一些资料和报告，灵感来得很多很快，而我几乎悉数做了记录，并写下心得，有的成了日记，有的则发表出去。离开枟南方日报枠前后，我和胡润合作著写枟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枠一书，延续了写专栏的那种风格，下笔同样轻快、流畅，有时会天马行空，但整体不失严谨。
一切的改变从进入枟南方周末枠开始。之所以加盟枟南方周末枠，是有一天怀疑自己是在“闭门造车”———判断力和价值观固然重要，但你毕竟没到过现场，没与自己笔下的企业或人物接触过，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进入枟南方周末枠后，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完全改变，以前那种规律的写作被打断，要不断出差、不断采访、不断探究事实的真相和背后的故事。专栏也几乎要停下来了。我不是一个木讷之人，所以浸淫其中，积极出动，每次都是收获颇丰，不亦乐乎。但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了：财经事件大都是没有现场的，面对你眼前的人物和事件，你每向前一步，隐约觉得真相反而退后了两步，旧的疑团解开，新的疑团就出现了。这种探索过程对记者个人成长是非常有益的，但问题是，采访和调查完毕后，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却不知从何写起、如何表达，甚至提纲也列好了，逻辑也梳理清楚了，却还是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一宿。
整理本书的初稿时，我仿佛又看到一个又一个通宵达旦的星期二（枟南方周末枠最晚交稿时间是星期三早上），自己的困顿和落寞。当然，我极少放编辑的鸽子，而文章质量还比较稳定且不乏所谓的佳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报道满意过。受到较大好评的几篇，我始终认为自己完全是幸运，采访到了核心的人物，说出了核心的过程，而我又恰好作出了核心的判断。
这种对自己的近乎苛求和对写作那种莫名的敬畏有时会被人视为一种造作，我也会嘲笑自己有些神经质。但是我还是很难释然。有人问我是不是枟南方周末枠这一平台的无形压力，我说不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我首先是在为自己而写作，只是最后把产品“卖”给了报纸而已，所以要爱惜自己的文字。
当然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比较糟糕，你去采访，发现所有的门都向你关上了。有时候，你知道里面有官商勾结，但苦于找不到证据；也有时候，你只想了解当事人的商业模式，而他恰对媒体心存戒备。这些情况都令人沮丧。不过尽管有时报道做不出来，但我仍会写不少心得在日记里。我喜欢写作并非因为我是记者。我喜欢杜拉斯的一句话“写作就是触知”，更喜欢斯蒂芬· 金在其枟论写作枠一书结尾处的一句话：“有些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和反抗。”
有些跑题了，回到本书上来。现在呈现出来的每一篇东西我都花了很大的心血。但在读者看来，未必全是上乘的。庆幸我是一名记者，以后可以继续通过枟南方周末枠与读者交流，以改进和勉励自己。
再一次感谢枟南方周末枠给我的这一平台。感谢我曾经的同事、前枟南方周末枠经济新闻中心总监马克（现任枟财经枠副主编），正是当初与他在一家快餐店相谈甚欢，使得我有机会加盟枟南方周末枠。也感谢我的两位编辑吴传震和顾策，他们是我在枟南方周末枠原始报道的第一读者和指正者，在采访过程中不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同时感谢我的部门同事肖华等人，一个不断碰撞和互相学习的团队对一位记者和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
感谢胡润。正是2008年和他合作出版的枟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枠一书，进一步催发出我对财经人物报道和写作的激情和兴趣，也使得我在枟南方周末枠的产品一脉相承。
感谢枟上海证券报枠、枟周末画报枠、枟商界评论枠等提供给我一亩三分的专栏，使得我敦促自己不断积极思考和写作。感谢这三家媒体的专栏编辑沈飞昊、朱曦、胡浩等老师和朋友。
感谢赵代波、周为筠、唐松风、陆新之、张红霞、洁尘、朱芳文、张桓、李浔阳、程涛、叶檀、廉洁等在写作路上给过我帮助和启发的朋友。一路蹒跚走来，有众多良师益友的指点，我的步子正变得轻快。
更要感谢我的出版人吴晓波和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编辑王留全。是他们当初对我的厚爱，使我的文字能够以图书的形式出版。王留全是我处女作枟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枠的编辑，也是本书的编辑。他的严谨和务实令我钦佩。我做了记者后浮躁了不少，他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好友，鞭策我踏实一些，并畅快表达自己的观点，写出更好的文字。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湘湘。每一次出差采访，都是她为我打点好行囊；每一次深夜写作，她总忘不了沏上一杯茶放在我书桌旁；有几次因为太投入、我晚上说梦话都是笔下的财经人物，而她被惊醒后从未曾打断我的美梦。她的理解和体贴，鞭策和鼓励是我写作路上最大的财富与慰藉。
张华（东方愚）
2010年5月9日于广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