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大战倭寇
至嘉靖四十五年戚继光平息倭乱之后，海禁才告一段落。
清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于顺治十二年又在沿海实行禁海，其目的主要是割断沿海居民与抗清势力郑成功的海上联系。海禁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三年。
清代在海禁的同时，还实行迁海，大规模地强制沿海居民尽徙内地。迁海涉及现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6省，“下令迁滨海五十里内居民于内地，不许商舟鱼船下海”，并掘堑筑墩，派兵严防。直至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回归，全国统一，清廷才下令全面复界。其间，迁海政策持续了二十八年。
海禁及迁海使渔业遭受巨大的摧残。给渔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海禁无异于断绝渔民的生路。海禁期间，“村舍萧条，民多失业”。就连江南总督马鸣佩在对清廷的上疏中也说：“海滨民困已极”。迁海和对外海岛屿的弃置，实际是将渔民连根铲尽。当时，对弃置的岛屿，“凡房屋、井灶及碾盘居食所需之物，俱荡平无存”（雍正《山东通志·艺文》）。舟山群岛经历了明清两次遣徙：明初洪武年间，“迁金塘、蓬莱、安期三乡之民于内地”；
清代则连舟山群岛也一度“撤守”了。连云港的云台山，原为烟火两万家的繁盛之地，划为界外之后，被摧毁得“荡然一空”。山东辽宁之间的三十余岛屿，明代也被“尽数荡平”，而且每月搜捕一次，“如有一人一家在岛潜住，即擒拿到官照谋叛未行拟以重罪。如敢拒捕，许官兵登时格死勿论”。这种摧残，对渔业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
海禁和迁海，还使渔民遭到意想不到的杀戮。据《闽颂汇编》记载：
“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恢。渔者卖妻鬻小，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
然而，滨海之民以海为田，依海为生，禁渔是禁不绝的。明代王杼《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指出：“海滨之民生齿蕃息，全靠渔樵为活。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在长期张禁、反禁的对立斗争中，我国近海渔业在明清时期还是断续曲折地又复苏起来。复界弛禁后，沿海岛屿的居民很快恢复生产。以舟山为例，1683年定海知县缪燧在呈禀中谈到衢山时说：虽然“自明初就永行废弃”，但每到“夏秋渔汛之期，闽浙渔船集聚网捕，而无业穷民多有潜赴此山，搭厂开垦者”。说明在逆流中，渔业生产仍在挣扎。康熙二十三年海禁既开，准许人民归复，岱山、衢山、长涂、秀山、金塘、桃花、虾峙等岛陆续复垦。1838年到1850年间，有一批福建小钓船到中衢山列岛钓鱼，瑞安、鄞县等外地渔民也来舟山生产，并引进了著名的大捕、大对作业，又使渔业生产得到发展。
近现代渔业的诞生现代渔业，在当时，主要是指以渔轮为工具的捕捞作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渔业科学技术。
1882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首先出现了新式生产工具——现代渔轮，它以蒸汽（或石油）为动力和机械操作网具，在广阔的海洋上进行作业。恩格斯说：“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同传统的风帆木船相比，渔轮的出现是渔业发展史上的技术革命。可是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这个母体长期不孕，资产阶级及其现代渔业，都迟迟难产。“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资产阶级问世了，现代渔业的开创者还是主张保留封建帝制的立宪派。
1903年，晚清政府成立商部。
一年后，愤于“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权”的近代资本家张謇（商部头等顾问官），条陈商部建议组织渔业公司，开创现代渔业。
商部向晚清王朝奏准，诏令张謇具体规划，沿海七省同时筹备。张謇的规划设想是：区分内海外海，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近海维持旧式渔业，外海以新式渔轮与各国抗衡，即所谓“外为内障，内为外固”。
1906年春，江浙渔业公司首先成立，张謇兼任经理。公司直属商部，当时全国的渔政，即由张謇筹划。其时，正有一艘德国渔轮以青岛为基地，在黄海侵渔。张謇乃报请商部乘机将其购买，定名“福海”。这是我国渔业史上的第一艘现代渔轮，虽系“舶来”，并且“茕茕孓立”，渔民初期也缺乏人才和经营不善，但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渔业的开端。图151908年，广东省有力资本家集资白银60万两，创立广东省渔业公司。山东巡抚亦以准备金3万两，在烟台创立渔业公司。但均因事属首创，起步艰难，一时未能很好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渔政归实业部。很快南北议和，政府北迁，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二部。农林部设置渔业局以司渔政。
两年后，农林、工商二部又合并为农商部，渔业局改为渔牧司（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也于实业部内设置渔牧司）。由此开始，渔业公司创办渐多，于是竞争兴起，着力发展渔轮。1921年，烟台、大连两地渔业公司联合，从日本购入手缲网渔轮（石油发动机，22千瓦）。
1934年，上海企业家庄志震以资金9万元，建造大型拖网渔轮一艘，船长45米，一切船壳材料几乎都是中国制造。同年下水试捕，成绩颇佳，是为国产渔轮中的最优秀者。此后自造和购买并举，到1936年日本侵华战争前夕，全国共发展有拖网渔轮10艘，手缲网渔轮150多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起了一支幼小的现代渔轮队伍。
拖网渔轮是“蒸汽和新的工具机”的结合，是当时渔业生产工具的尖端，而拥有拖网渔轮的公司则是民族渔业的脊梁。现将1936年全国拥有拖网渔轮的公司（渔轮局、学校、试验场）及其经理人、资本额等情况列表于下。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沿海各省次第沦陷，内陆产鱼省份也大都相继开战，渔轮渔船或遭战火破坏，或被征用，全国渔业基本上陷于瘫痪。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民国政府忙于反人民内战，机轮渔业未能再有重大发展。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俄国《新闻报》就公开叫嚣，利用晚清王朝败北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掠夺，进一步加剧，割让领土，开辟通商口岸，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大肆侵渔。其间，德帝国主义强迫晚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以青岛为基地在黄海侵渔（其渔轮后为张謇购买）。法帝国主义觊觎西沙群岛，1933年公然出兵占领西沙西南9个小岛，阻禁中国渔民捕鱼。
而对中国侵渔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为害最烈的首属日本帝国主义，其次是沙俄帝国主义。
兹将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渔事实分述于下。
1.沙俄帝国主义侵渔1912年初民国政府刚刚成立，沙俄帝国主义即出兵满洲里，煽动黑龙江省呼伦贝尔（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独立，其间除“占用”呼伦河（湖）捕鱼之外，又纵使俄商私向当地蒙人租借河流、湖泊捕鱼。
1912年12月，经中国驻俄公使交涉，沙俄帝国主义答应撤销呼伦贝尔独立，“劝令”其归附民国政府，“但该处蒙人与俄商所订一切合同，如渔业等项，须由中央政府承认，并切实担保”。1916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又与俄商米谢雅甫订立契约，准其租借乌尔逊河捕鱼。
契约全文字斟句酌，不失体面，但内容却进一步规定：在“与蒙人若无窒碍”的情况下，可“在捕鱼地上修盖工人房屋货栈及占养鱼之地”（契约原文附录于后）。
2.日本帝国主义侵渔1895年，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占领台湾之后即开始对台湾、澎湖列岛海域的水产资源进行掠夺。
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手里夺走旅顺大连之后，又开始对黄渤海水产资源进行掠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侵渔胃口越来越大，直至把中国所有领海全部视为己有。
为了推行其对华侵渔的野心，日本政府于1898年（日本明治三十年）颁布了《远洋渔业奖励法》，对远洋渔船及从事远洋作业的人员实行奖励，年奖励金额20万元。
1906年，日本新式机轮拖网渔业迅猛发展，国内“僧多粥少”，在资源问题上与传统渔业发生矛盾，为了侵略扩张，也为了保护本国资源，日本政府又在国内实行了禁渔区政策，即在本国沿岸海域内，禁止机轮曳网作业，逼使所有机轮拖网向外发展。1925年，日本政府竟将其禁渔区扩大到东经130度和朝鲜沿岸海区，即明目张胆地把其机轮拖网全部推向中国海域。
就在实施禁渔区政策的前后，日本政府于1920年、1928年、1933年对中国海域进行了3次资源调查，其调查不仅范围辽阔，而且规模巨大。以1933年一次调查为例，参与作业的有日本中央水产试验场，冲绳、鹿儿岛、长崎、佐贺、福岗、山口等日本本土各地的水产试验单位，朝鲜、台湾、关东厅（旅大）
的水产试验机关。其间，日本政府澎湖列岛海域还派遣大型调查船飞隼丸，对南海海域进行了兼有军事意图的调查。
通过上述调查，日本政府农林省把中国沿海划分为北、中、南三大海区，分别以大连、青岛、上海、台湾为基地全面对华侵渔。
日本对华侵渔，不仅是在中国海域掠夺资源，而且实行资本输出和贸易渗透，即在军事力量支持下，在中国领土上设置株式会社（公司），组织鱼市场，就地推销鱼货，榨取利润和挤压中国渔业。
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即在关东州设置水产试验场，从调查、试验、出渔到贩卖，全部垄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取代德国占领胶州湾，由军方资助日商两万元，在青岛开设鱼市场。
青岛商界组织水产公司谋与对抗，然以实力不敌而失败。根据并不完全的材料统计，1917年日本在青岛的渔船达130艘；1925年以后又增加底拖网渔轮64艘。1929年日本在旅大海域的渔船116艘；30年代初，增加到600多艘。由于日本渔轮拥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反动腐败，整个华北海域都是“强宾夺主”：在青岛，“日轮为本国船，可以自由出入青岛港，华轮为外国船，须照章报税”；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沿海，2万多平方海里的渔场被视为日满（伪满洲国）
领海，中国渔船进入捕鱼，须携带伪满国旗。
上海为中国渔业经济的最大中心，国产鲜鱼大都在上海集散，且长江口外有资源丰富的渔场，故此日本帝国主义一向对上海垂涎三尺。
1928年，日本政府派长崎海产株式会社渔业部长、横宾水族馆长等人到上海活动，勾引汉奸，秘密策划。
随后，在日本军舰率领之下，大批日本渔轮拥入东海渔场。据当时部分材料统计，1928～1931年仅在上海进出口的日本渔轮，多时为38艘，少时为14艘，平均每月28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上海反日怒潮兴起，人民群众抵制日货进口。日本渔船于是变换伎俩，或勾引奸商，在长江口外将渔获过船运入；或转运青岛、大连伪装，变成“国货”以后运沪。运进上海的日本鱼货，伺机压价倾销，操纵中青岛港国市场，造成中国“渔业者皆赔累不堪，渔民更无法谋生”。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先在台湾总督府设立水产课，后又组织蓬莱渔业公司进行扩张。台湾遂亦成为向中国南海侵渔的基地。
1922年，日本利用华人出面承垦西沙群岛，并朦呈广东省长公署备案。
随后由日本、台湾运来200多人，在西沙群岛掠夺渔业资源和开采磷矿。1925年，由于中英经济绝交，香港粮食危急，日本得以乘隙而入，它以供给香港粮食为条件，在香港取得了经营渔业权。开始，日本在香港设立蓬莱渔业公司分公司，后又创立南华渔业公司，香港也成了它的对华侵渔据点。据不完全统计，30年代初日本在南海渔场侵渔的渔船，有拖网渔轮28艘，手缲网渔轮70多对。这些渔轮“出没于闽粤沿海及海南岛、北部湾、西沙群岛等处”。日本渔轮侵入福建、广东沿海以后，仅福建一省就有1000多只中国渔船被迫停产。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侵渔活动更加猖獗。9月20日（卢沟桥事变后两个月又13天），日本海军潜水艇于广东省汕尾、碣石海域，一次击沉中国9艘深水拖网渔船。
船长姓名是：冯兴和，冯兴爽，黎树保，林芝，林添保，李满，吴英杰，林容好，兴球婆。由于9条渔船沉没，渔民死亡100多人，当地渔民称之为“九条龙事件”。其后，随着战争的扩大蔓延，毁于日军侵略炮火的中国渔船数量已经无法统计。
从1895年侵占台湾起，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止，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渔达半个世纪之久，给中国渔业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经济、贸易方面榨取豪夺之外，渔业资源上更进行了鲸吞式的掠夺。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侵渔的日本渔船，均以优质资源为猎取对象，并实行狂渔滥捕。有材料统计：1906年日本在中国海域的掠夺量为1400吨，1933年上升到50700吨。其间，黄渤海区的珍贵资源真鲷，完全破坏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层层盘剥下的中国渔民
晚清至民国政府时期，除了新生的、幼小而又孱弱的现代机轮渔业之外，居于主体地位的，还是数量庞大和生产方式停留在古代的传统渔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广大从事传统渔业的渔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三重压迫和剥削。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统渔业还以风帆为动力，以木船和手操网筌钩簖等为工具，在千年不变的落后状态中进行生产，据李士豪屈若搴著《中国渔业史》，20世纪30年代中国渔船“总只数为18806只”，“全国渔民数约当百万人之谱”。1947年民国政府新闻局《渔业》载文，当时全国“直接从事捕鱼”和“间接以渔为生者”，约为700万人。
从经济状况看，数量庞大的传统渔业的渔民，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
生活于最贫困状态的称谓渔伙。渔伙一般没有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当伙计、打短工为生。渔伙的经济收入，一般月工资几元至十几元，年收入至多百余元。据中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在抗日战争（1937～1945）以前调查，当时的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125元。
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失业时除外），渔伙劳动一年只能勉强维持全家的最低生活。渔伙受雇的情况是：每届渔汛来临时，船主召集所雇渔伙，向他们提供渔船、网具、渔需物资，然后由渔伙操船出海。
渔伙一旦受雇于船主，必须签订契约，其内容大都包括以下各项：不准中途退船，不准在船上拿鱼，不准旷工，工伤、伤损事故自己负责等等。契约一经签订，渔伙便成为船主的奴隶。1915年，浙江省定海县知事（县长）还专门立石碑晓谕社会：船伙（即渔伙）如有失足落水，其家属不得向船户（即船主）
滋扰，向例由船户给表葬费洋念肆（24）元，其妻艾子小者，由公所给洋陆元。即渔伙一条人命，仅值银洋24元。
渔民之中数量最大者，为贫苦渔民。他们一般拥有生产工具，但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
这便是贫苦渔民的生动写照。为了生存和生活，贫苦渔民除了捕鱼之外，往往还兼营他业，如租种田地，扛活，做运夫等等。荒年或灾祸一来，还要逃荒要饭，甚至鬻子卖淫。
河北省滦县有渔民2668户，其中贫苦渔民达2508户，占渔民总数的87%。这87%是清一色的“四多五木制渔船破”，即要饭的多，扛活的多，欠债的多，打光棍的多，船破，网破、房破，被褥破、衣服破。江苏省如皋县第七区沿海91户渔民，除十多户年能自足之外，其余均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上述两例，是全国广大贫苦渔民的缩影。南海渔民的蛋户，是贫苦渔民中的最悲惨者。
他们没有房舍，生活流浪漂泊，不论男女老幼，不论生老病死，全家常年挤在一条破船之上。他们还被势豪视为异类，不准陆居，“良家”不与他们通姻，世代遭受欺凌、驱逐。
1948年《新渔》创刊号有文记述他们的生活状况时说：“这些蛋户的全部家当，仅是破席、破棉絮及炉、灶、柴、锅，其他一无所有。”
渔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自给自足，或年终微有结余。这部分渔民拥有渔船网具，并有一定资金。
每到渔汛，他们或者自身出海捕鱼，或者雇用渔伙，或者与人合作。同贫苦渔民相比，他们的景况好了许多。但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开始恶化，有的沦为贫苦渔民，有的也感到“今不如昔”了。
“虞不出则财匮少”，自古以来就处于财源地位的渔业，它的生产者为什么如此广泛贫困呢？对此，渔民自己有两种通俗的回答：一是“鱼儿出水养三家，湖霸、鱼行和渔家”（内陆渔民）；二是“渔民头上三把刀，鱼行、税捐加强盗”（沿海渔民）。
说法不一，内容基本相同。现在就叙述一下“三把刀”是怎样宰割渔民的。
鱼行本是经营鱼货的商业组织，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们大都具有官僚、买办的背景，或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如上海一些鱼行，本身就开设在租界之内，直接为帝国主义所卵翼。因此，鱼行大都自立法规，盘剥渔民，为所欲为。每年渔汛来临，渔民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出海，不得不向鱼行“押海”（借钱），利率少者2%，多者高达30%。借额100，实际只能拿到95%或90%（其5%或10%，一开始就以“鞋礼费”等名目被扣除了）。鱼行还拥有渔船向渔民出租，同样收取高额租金，凡在鱼行“押海”、租船的渔民，其渔获必须在债主、船主的鱼行出售。
这时，鱼行先以大秤、压价等手段进行剥夺，接着又以收取陋杂费的办法进行榨取。在浙江省，渔民愤怒地骂鱼行为“四六行”，即一汛渔获渔民只能自得四成，其六成则全部为渔行所剥夺。在江苏省，地主和渔霸强占水面，流氓和渔棍把持渔会，鱼行则遍布各地渔村，对渔民任意勒索敲诈。在湖北省，渔民进湖捕鱼要先向湖霸交“水稞”，买入湖牌照。渔霸、鱼行的剥削，高达渔获物的80%。
晚清以来，渔业税捐已经十分繁滥。但历届政府又多采用“招商承包制度”，即由鱼行代替政府收取税捐。鱼行本性已如上述，有了官家委托的招牌，更是狐假虎威，任意宰割渔民，在福建省，仅福州一个渔港，就有32个鱼牙行，捐税名目达到19种；在广东省，捐、税、租、费等剥削项目，竟在40种以上。
渔民在这一把刀上所承受的损失，难以具体详述，曾经担任过民国政府渔业建设费征收处主任的李士豪，也对鱼行深恶痛绝。他说：鱼行“额外浮收以肥私腹，人民负担与国家收入，其间差额，甚为悬殊，最为恶弊”。
经过鱼行和渔业税捐的剥夺，渔民的渔获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宰割并未到此为止，渔民在海上生产还要承受海盗海匪的劫掠，甚至承担丧失生命的风险。
晚清以来，海上匪患严重。这些海盗熟悉水性，拥有船只枪械，各自霸占一定海域，为害渔民生产。
海盗对于渔民的劫掠，首先是发卖卡片或匪旗，向渔民征收“护洋费”。
以浙江省嵊山海匪为例，卡片价格冬季一船为54元，春季一船为34元，渔民买了他们的卡片，便可以免受嵊山海匪的骚扰。然而海上匪股众多，渔民买不胜买——买了甲股的，乙股不承认；买了乙股的，丙股也不通用。尽管一只渔船常常兼买多股卡片，还是难免海匪劫掠。海匪劫掠渔民的另一种手段——也是惯用手段，是绑架渔民（所谓“绑票”），索取赎金。渔民一旦遭受海匪绑架，多半卖船卖网，倾家荡产，否则“撕靠岸的渔船渔船票”（杀人），丧命亡身。据统计，1945年仅浙江一省，渔民遭受海匪绑架的即达1000多人。
这里应当特书一笔：层层盘剥下的中国渔民，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早从古代起，东晋的徐恩，隋末的杜伏威，北宋的宋江，南宋的钟相、杨么等等，都曾依托海岛、江河、湖泊，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进行过英勇斗争；在他们的义军队伍中，包含着众多的“海人”和内陆渔民。1840年林则徐在广州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也以蛋户渔民为主力编练了“水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不仅江湖海港成了仅次于山岳地带的武装斗争根据地，而且成长出了有大量渔民参加的洪湖红军、南湖游击队、白洋淀雁翎队、东江纵队、大鹏湾海上游击队等等英雄武装。在解放战争的正规作战中，特别是在横渡长江和解放海南岛等重大战役中，广大渔民又为人民解放军担任了教师，船工，舵手，侦察兵，甚至为高级指挥机关担任了“特约顾问”和“活气象台”，以自己的特殊贡献保障了战役战斗的胜利（韩先楚《跨海之战》）。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渔民的历史功绩，都是中国渔民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放出的异彩。
剥夺渔民利益的“三把刀”“三把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施加于广大渔民的枷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正是这种成为鱼肉并被宰割的感受，使中国人民（包括渔民）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