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侯院长的话，我咬咬牙说：“行，反正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帮助沈奶奶，光明磊落，告诉你也无妨。但沈奶奶那边怎么办？我不放心她。”
侯院长说：“这个你先不用管，我们已经派人去医院照应了，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她们会及时打电话通知我的。”说完，她摆摆手示意那几名男员工回公寓去，然后下巴朝我一扬，说：“走吧。”
我忙摆手说：“等等，我还有一个要求。关于沈奶奶的事，在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之后，希望你也能告诉我一些我想知道的。”
侯院长皱眉思忖了片刻，说：“我最不喜欢别人跟我讲条件，不管怎样咱先谈着看吧，也许我能告诉你一点儿可以让你知道的事儿。”
我跟在侯院长身后进了老年公寓，乔源在楼外他的车里等着。我们刚才已经约好，如果一小时后仍旧没有我的音讯的话，他将直接打电话报警。
一小时后，我安然无恙地坐在乔源返程的车上。乔源见我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半开玩笑地问：“怎么，那个侯院长又对你动了私刑了？”
我摇摇头，叹了口气说：“人不可貌相，侯院长人虽然长得凶了点儿，没想到她还是个热心肠。还有，沈奶奶的身世真是太可怜了。”说完这话，我见乔源脸上露出有些疑惑的表情，便给他讲了我刚才的一番经历。
原来，我和侯院长之间的长谈居然有了出人意料的结局。侯院长在听完我讲的雅尼克遗嘱的故事、又看过两人的合影照片之后，感动得要死，跑出办公室去说要好好哭一阵，期间好像还不知给谁打了个电话。等她再回来之后，对我的态度立马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变得和蔼可亲起来，还主动给我讲了一个她和沈奶奶以前的故事。
侯院长的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的——
那一年秋天，刚满十七周岁的她被分配到“红叶敬老院”（鱼山老年公寓的前身）当服务员，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年近七旬的孤寡老人沈奶奶。听周围的人讲，沈奶奶当时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六年，应该属于“红叶敬老院”里最早入住的一批老人了。
据侯院长介绍说，沈奶奶在“文革”期间，不知何故受到了坏人的迫害，脑部遭受了重创，因而患上了间歇性失忆症。她在正常的时候与一个好人无异，但一发起病来，往往就会认不清眼前的人、记不得以前的事，长此以往，难免影响到了生活自理。服务员小侯因为自己父母也曾经有过类似受迫害的经历，所以内心对这位老人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在做好日常护理工作之余，她还经常给沈奶奶提供一些格外的照顾。久而久之，小侯就成了沈奶奶最为信任和依赖的一个人。
相依相偎的三十多年转眼间过去了，昔日的小侯荣升为侯院长，沈奶奶则变成了一名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侯院长的父母在多年以前都已经去世了，她现在所希望的，就是竭尽所能地将这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人平平安安地养老送终。但良好的心愿不一定就能顺利实现，最近这几年，侯院长发现时常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前来打探和扰乱老人清净的生活，这也正是侯院长对乔源和我防范甚深的原因了。至于那些人前来骚扰的原因，侯院长说她原来还搞不清，如今看来，应该是跟这笔来自海外的遗产脱不了干系。
侯院长还说，她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沈奶奶每天都会记得、并坚持要做的事是去一趟海边，现在看来此事也有了答案。要不是最近半年她的腿脚出了点儿问题，那她一定还会继续去海边，痴痴地等候那个永远也等不到的雅尼克的。
谈话最后，侯院长跟我达成了一个协议：一旦沈奶奶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她一定会带着我去医院探望，我们将把布鲁姆先生带来有关雅尼克的信息通告给沈奶奶，给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企盼和守望划上一个不一定圆满、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句号。
乔源认真听我把故事讲完后，摇了摇头，颇含深意地说：“如此看来，沈奶奶的身世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忽然想起乔源一直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忙问：“对了，现在该轮到你坦白了，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化身神探把沈奶奶给找出来的？”
乔源这时却卖了个关子：“可以不说吗？刘谦的魔术要是被人解了密，那该多没趣儿呀！”
我态度坚决地说：“刘谦的魔术从来也变不到殡仪馆去，吓死人不偿命啊？平白让我担惊受怕了这么久，今天你非说不可！”
乔源无奈地说：“好吧，那就从殡仪馆说起吧。”
我这时却又摆摆手，指着前方说：“先等一下……”
下午5：45分，正值下班高峰时间，我们的车在拥堵的车流中走走停停，举步维艰，阵阵鸣笛声令人不胜其烦。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行驶到前海路上，我见前方恰巧要路过前海花园，赶紧招呼乔源把车子拐过去，停在了离花园不远的停车场上。我身子往座椅靠背上一摊，有气无力地说：“咱刚才已经被侯院长他们折腾了大半天，现在别跟人家在路上干耗，还是先去花园吹吹海风清醒一下吧。”
乔源听后点头称是，我们下了车并肩走进了前海花园的大门。
其时华灯初上、微风习习，薄雾缭绕的空气中透着一股新鲜的海腥味儿，花园中树影摇曳、游客稀少，那座石雕纪念碑在暮色映衬下愈发显得高大而神秘，远处则是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此起彼伏的涛声不停歇地灌入我们的耳中。
这样的环境氛围正好合适讲鬼故事，于是我催促乔源开讲他的殡仪馆之行。乔源想了片刻却改了主意，说要先讲公安局。我有些不满地说：“讲个故事也颠三倒四的。你去公安局干吗？想去查沈奶奶的户口啊？”
乔源惊奇地睁大了双眼：“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知道你没办成呢！”我忿忿不平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其实一开始我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公安局的户籍档案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如果没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和极为正当的理由，我们是不可能根据一个人名去查人家住址的。”
乔源笑着点点头：“你说的对，要是公安局不对这种情况加以限制的话，我们打听出姚明家的住址、然后都跑他家去追星，还不把他家的大门给挤破了！当然，沈奶奶不像姚明那么出名，前海区离我们也没上海那么远，所以，我通过一些非常规的手段，还是对沈奶奶的户籍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
我问他什么“非常规手段”？是贿赂吗？乔源委婉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说他可不想害了帮自己忙的朋友。接着他话锋一转：“不过查是查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整个栈海市的范围内，派出所居然没有登记任何有关沈奶奶的户籍信息！”
“啊，原来沈奶奶是个‘黑户’？”我吃惊地问。
乔源不置可否地苦笑了一下：“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没料到会出现这种结果，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调查下去才好，后来才想起那位练剑的老大妈跟你说过的话。”
“练剑的老大妈？”我认真地回忆了一番，忽然一拍脑袋，“我想了起来！就是因为她说沈奶奶可能已经去世了，我这才打的退堂鼓！可这也不能怪我，因为当时她说的有凭有据的，听起来蛮有那么几分道理。”
乔源点了点头：“对，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我们都觉得沈奶奶生和死都有可能，既然现在无法证明她‘生’，那么……”
“哦，原来你去殡仪馆时为了查沈奶奶有没有去世！”我恍然大悟道。
“对，因为栈海七区五市几乎所有死亡人口的档案资料、无论她是不是‘黑户’，在殡仪馆应该都能查得到。那天晚上，我请一个在殡仪馆工作的哥们儿帮忙，我们把最近两年内去世老人的资料查了个遍，但其中没有沈维萍的名字。这就证明她如果不是去了外地、或者已经在外地去世了的话，就一定还生活在栈海的某个地方。”
我闻言不禁叹了口气：“听你说的貌似很有道理，可到这个时候为止，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查来查去的，岂不还是一无所获？”
“爱迪生在发明电灯以前，所有失败的实验都可以被看作是‘一无所获’的。”乔源反驳的话里居然含着一些哲理，“我们搞调查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只有排除了众多不可能的选项之后，离找到真相才能更近一步。”
“那你最后是怎么‘找到真相’的？”
“从殡仪馆回来的那天早上，我一个人来海边查看，忽然间就想到一个问题：一个近百岁的体弱老人，每天能独自一人从住处出发、走到海边往返上这么一大圈，又不存在出行困难，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我隐约听出了乔源想要表达的意思，却没能完全抓得住，只好摇摇头继续做忠实听众。乔源等不到答案，自己揭开了谜底：“这意味着沈奶奶就住在前海沿附近！以前我在‘福柯’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为了调查一个86岁老汉系列划车报复的案子，专门就老年人的年龄与行为方式、运动极限距离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考证，根据那上面提供的参考数据推算，沈奶奶现在的住所，应该不超出前海花园方圆六公里这个范围之外！”
“这法子真有那么灵吗？”我有些惊讶地环头四顾，只见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高低错落地分布着几十座不同式样和用途的楼房，“我以前还没注意附近竟有这么多房子，你该不会是想挨家挨户地敲门找人吧？”
“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也只能那么办，前提是在找到目标之前，不要被人家当成坏人扭送派出所。”乔源一脸认真地说，“我在海花园方圆六、七公里内的范围内大概走了一圈，发现这里有一处部队驻地、一座庙宇、一所小学、一个游泳馆和一个四星级饭店，还有两处商场、三个大酒店和七个家庭式旅馆，除此以外，适合长期住人的就剩下十七座居民楼和一处老年公寓了。我了解到这一片区域属于学院路派出所管辖，于是就去了那里一趟。现在我已经把要调查的范围缩到了很小，我去派出所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确认沈奶奶有没有住在这十七座居民楼或是那一处老年公寓中。”
我听到这里面露不屑：“你这什么神探呀，说来说去就知道跟户口本较劲！”
乔源听后却不介意，呵呵一笑道：“户籍管理属于我们的独特国情，它既然还存在着，我干吗有近路不抄呢？其实我也知道沈奶奶的户口肯定是查不到了，但一个一百岁的老人，要想在一个地方长住几十年而不被当地派出所或街道居委会注意到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这一趟果然不虚此行，我打听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确实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住在鱼山老年公寓，干警们在今年过春节的时候还去她那里走访慰问过呢！”
沈奶奶总算是被找到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依旧没有一帆风顺，乔源说他在去老年公寓探访沈奶奶的时候，意外地遭到了侯院长的严防死守和百般阻挠，甚至不惜以搬家来应对。当然，我们现在似乎已经知道其中的误会所在了。
“唉……”听完乔源讲的整个调查经过，我不由失望地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