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骏先生听儿子说了这话，身子一颤，猛地抬起头看着我，脸色慢慢变得严肃了起来。许久之后，才面带虔诚地开口道：“兰同志，谢谢组织上还记得我。”
“哦哦……那是应该的，您辛苦了。”我有些紧张地应道，接着伸出双手握紧了宋骏先生颤巍巍伸过来的一只手。
“兰同志，待会儿我要跟你说的话，等你回大陆的时候，会帮我转达给组织上吗？”宋骏先生不放心地问了我一句。
“哦……我会尽力争取的。”
“谢谢你兰同志，其实那件事按说到今天还是不方便透露的，因为要是说了的话，有可能对国兴和家里的其他人造成麻烦。”宋骏先生摇着头，还带着些犹豫地说。
“爹，您现在就大胆地讲吧，兰小姐会认真记下来您说的话、而且也答应替我们保守秘密的。”宋国兴先生对养父说完这句鼓励的话语之后，扭过头来用饱含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对吧，兰小姐？”
我会意地点点头，郑重地对宋骏先生承诺道：“对，以……我个人的名誉保证。”
宋骏先生欣慰地点了点头：“我知道这件事现在要是再不说的话，恐怕就永远没机会了，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再拖下去了。其实不光是为了我，还有我那些已经不明不白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弟兄们，他们肯定都希望，我们当年所做的那件事能够被后人知道……”
我从手提包中拿出签字笔和采访本，认真地说：“宋爷爷，我们开始吧。”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我满怀着忐忑和震惊的心情，听宋骏先生讲述了六十年前发生在栈海海上的惊险一幕。
鉴于宋骏先生的身体状况，他在讲述这段往事时，难免有不少时空错乱、人物颠倒之处。为了方便资料归档和读者阅读，宋骏先生去世后，经我与宋国兴先生反复核实、并多次重新校对整理，才得到了下面这个以宋骏先生为第一人称的、相对较为完整的章节。
另外，由于这段往事的敏感性，经宋骏先生本人同意，我已经在写作中，把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事件参与者都采用了化名处理；其中有可能涉及到当事人后代的某些事件和信息也做了大幅度的删减。尽管这样做，可能有违一个新闻记者记真事、录实情的职业操守，也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整个故事的连贯性和精彩程度，但基于********的现状，出于保护相关当事人的目的，也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我知道大陆的小学生到现在还是系着红领巾的。”宋骏先生的讲述从这句话起了个头儿，“但你们肯定不知道，六十二年前的一天，我也给自己和船上准备起义的弟兄们预备了红领巾，辨识身份用的，一共有三十七条——当然，单从外形上看，更准确地说，那应该算是一批红丝带吧。
“按照我们之前制定的计划，劫船起义的行动应该在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实施，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临近夜晚，便于我们得手后趁着夜色脱身——要知道，我们想要夺取的那艘‘静安’舰是一艘排水量只有650吨的小型护航驱逐舰，航速也只有12节，如果要是白天起义被发现的话，肯定会被其他敌舰追上击沉的！但很可惜，当天两个突发的事件，让这个筹划了将近两个多月的计划最终失败了。
“第一个突发事件，就是士兵们当天上午在船舱内抓到一个孩子。当年的这个孩子你应该不会陌生，因为他现在正坐在我们俩的身边。为什么说一个藏匿在舱底的孩子会给我们的计划带来如此大的麻烦呢？首先，他导致了‘静安’舰舰长贺步庭对于军舰上安全现状的警觉。除了军舰上原有的七十五名手下之外，贺步庭原先并不清楚随船所载的、由我统辖的半个营陆军士兵的动向。于是，他正好借口这个意外事件，组织人手对舰上的每个角落都进行了一次大搜查。
“尽管由于我们应对得当，及时把私运上船的两箱枪支弹药投入到海中，使贺步庭并没有查出什么异样，但他的警惕性却大为提高；而武器的丢失，也增加了我们这次突击行动取得成功的难度。其次，那个孩子的到来也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傍晚行动的主要策划人和总指挥！”
“啊，您这里所提到的宋老的父亲，就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丁凯东先生吗？”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口问了一句。
“对，就是他！”宋骏先生满怀钦佩地点了点头，“话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国兴的父亲、我的老上级丁凯东同志。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其实要体现在明暗两个方面：明的方面，我们都归属****第八军李弥部下辖的第一师四团三营，他曾是中校营长、我是少校副营长；而暗的方面，我们却是……(出于安全考虑，此处略去57字)
“其实要是说起我们两人的交情，许多人都不知道，那还得追溯到上一辈去呢！多年以前，丁凯东同志就跟我的父亲结下过生死之交，加上他的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轮，因而仔细算起来，其实我应该喊他一声‘叔’才对。不过在我们的队伍上，是不讲究这些烦文缛礼的，一声‘同志’就是相互之间最亲密的称谓。为什么说丁凯东同志跟我父亲是生死之交呢？这里面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故事——
“1930年秋天，我的父亲宋英接到组织上的命令，赶赴栈海去执行一次锄奸任务。因为行动过程中枪械意外出现了故障，行动没能在第一时间取得成功。当我父亲改用贴身肉搏终于将叛徒击毙的时候，自己也不幸身负重伤。就在他被闻讯赶来的敌人尾随追击、四处奔逃的时候，恰巧遇到了一对驾着马车正要出城的年轻男女。
“在那对男女的掩护下，我的父亲上了他们的马车，终于顺利脱险出城了。路上，我的父亲在致过谢之后，接着跟他们攀谈了起来，这才知道他们是一对冲破家庭阻力、勇敢走到一起去同居的小恋人，其中那名男子名叫丁凯东、女子名叫沈维萍。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对年轻的恋人就是国兴的义父和义母。”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宋国兴先生，而他此时也正好扭过头来看我，于是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他们原来是未婚同居呀……”我面带遗憾地说了一句。
没想到沈奶奶和她的恋人丁凯东居然是未婚同居的！听宋骏先生一口道出了这个秘密之后，我不禁为他们的超前意识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对，他们当时确实是非婚同居的。”宋骏先生认真地点了点头，“也许乍听起来，他们的做法可能不符合现实的伦理道德和法律规定，但在当时，他们为了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桎梏，不得不采取了这个方式。其实，按照那个年代的情理标准，并不认为非婚同居是一件羞耻的事。在许多人眼中，自由恋爱的感情远比婚姻仪式和原配名份更具神圣性呢！”
“哦，这事儿听起来可有点儿新鲜。”我半信半疑地说。
“这也难怪，你毕竟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嘛。”宋骏先生显然觉得有必要就此给我补上一课，“丁凯东和沈维萍原本是一个大学里的同学，也算是有知识的文化人了。而当时的文化人是流行同居的，认为这是追求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有的还要专门为此在报刊上发表同居声明呢！”
“同居声明？”我听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承自己OUT了——试想一下，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身边的哪一对男女要是敢在报上发表一个什么“同居声明”，还不得给围观的人用吐沫淹死！
“哦，发同居声明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宋骏先生笑着改口道，“不过非婚同居的例子在当时还真是为数不少的。比如你知道鲁迅先生吧？他跟许广平就一直是同居的。”
听到这里，我不禁感慨良多——看来我以后还需要好好恶补一下与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的那段民国历史呢！
宋骏先生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我的父亲见沈维萍此时身怀六甲，便关心地问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呀？丁凯东说，他已经跟岭西老家的亲戚联系好了，要送他的爱人去乡下生产。后来马车行驶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父亲就跟他们两人分手告别了……”
“且慢且慢，宋爷爷，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听到这里我急忙打断了宋骏先生的话，“您刚才说您父亲看到‘沈维萍此时身怀六甲’，我只听说她1938年在教堂避难期间曾经流过一次产，难道说在此七年之前，她居然早就怀过一次孕？”
宋骏先生点头承认道：“是呀，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早在1930年之前就开始了。”
“那她怀的那一个孩子……生下来了吗？”我有些紧张地问，生怕再次听到有关沈奶奶生育问题的坏消息。
“生下来了，是一个女孩。”
宋骏先生的话让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我急忙连声追问：“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她后来怎么样了？在什么地方生活？”
“她叫丁小玉。”宋国兴先生声音微颤地替宋骏先生做了回答。
我闻言后心里咯噔一下，望着宋国兴先生那副渐渐变得苍白起来的面孔，我刚刚因为寻访到沈奶奶的一位亲人而涌出的高兴劲儿一下子又烟消云散了。接着，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怎么会是她? 是不是弄错了……”
“唉，没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就是她！”宋骏先生面带沉痛地说，“当年我曾听丁凯东同志亲口提起过，那个出生在1931年初的女孩丁小玉，就是他和沈维萍女士唯一的一个爱情结晶！”
“丁小玉不是丁凯东和他后来的妻子陈茹所生吗？”我无力地争辩道。
宋骏先生摇摇头，用低沉的语调一语击碎了我仅存的幻想：“其实陈茹女士并不是丁凯东的真正妻子，而是他的表妹。”
“表妹？这又是怎么回事？我简直要被这件事给搞糊涂了……”
“兰同志，请稍安勿躁。”宋骏先生面色沉静地说，“记得前几年国兴曾经推荐我看过大陆拍的一部谍战剧，里面就提到过一对原先并不相识的男女出于执行任务的需要而……”
“假扮夫妻？”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丁凯东和陈茹是假扮夫妻？！这么说丁凯东并没有做对不起沈奶奶的事，那么他和陈茹女士都是……”
“他俩都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宋骏先生面带钦佩地接过了我的话，“与电视剧内容不同的是，陈茹同志早就认识了丁凯东同志，而且正是她一手带大了丁凯东同志和沈维萍女士的亲生女儿丁小玉！”
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道：“这么说，当时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大家都无法把实情告诉沈奶奶，只能让她一个人蒙在鼓里……”
“是的。”宋骏先生低声应道。
这时，身旁的宋国兴先生面带痛苦地低下了头，接着长叹一声：“唉，原来在当年那次突发事件上，我不仅害了我父亲的表妹、还害了我父亲和母亲唯一的亲生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