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一
林鹏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
打定主意要写个痛快的文章，一起首竟是这么一个平庸的句子，不知将来林先生看了会怎样，此刻我就先觉得别扭，不是怠慢了林先生，先就怠慢了我自己。
改吧，似乎也不好改。因为林先生确实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
问题出在，我不是一个能很规矩地敬重某个自己敬重的人的人，他呢，也不是个能很规矩地端着架子等着叫敬重他的人来敬重的长者。
越说越糊涂了，还是说两件事吧。
林先生是个书法家，这没说的，毛病出在他以为他靠灵性成了书法家，只要他一指点，再愚钝的人也能成了书法家。一次在他家里，前几年了，现在不会了，他说：石山呐，你只要照我的法子练上两个星期，就成了书法家了。找两幅自己喜欢的书法家写的字，字数不要多，一首七言绝句，一首五言绝句，照着写，写熟了，到了哪儿都是这两幅，别的不管他怎么求，就是个不写。时间一长，架子也有了，名气也有了，不是书法家是什么？
我心里直笑，这是教没文化的官僚的办法，韩某人怎么会来这一套。说出的话却是，林先生呐，这么一来是成了书法家，且是出自林门。只是你的弟子那么多，我现在才列于门墙，将来见了你那些弟子，我该叫什么，叫师兄还是叫师叔？——我还是好好当我的三流作家吧。
林先生一听，哈哈大笑。此话遂撂过不提。
再一件事，也与写字有关。他知道我平日是写字的。一次聊天过后，要走了，问我，要纸吗？随手指指地板上堆的宣纸摞子，有一人高，全是别人送的。我说，要。他说，你自个拿吧。
将上面的几令翻了一下，抽出一令我觉得好的，扛起便走。
从老先生家这么拿东西，只有林先生家敢。我知道，他是真心给，不是客套，他也知道我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不会扭捏。要是别处，先不说会不会这么说，就是说了，要和不要我是会掂量一下的。一掂量准坏事，——我是个穷到连纸也买不起的人吗？
下次见了林先生，说起练字，我说，林先生的纸真好，写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他惊喜地说，是吗？别人送我的都是好纸。我说，我家里也有好纸，只是一用好纸写，总也写不好。用林先生的纸就不同了，白来的，写坏了不心疼，心态放松，笔下也就有了灵气。
林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以后就随便拿吧。
以后他再不提拿纸的事。可我知道，只要我开口要，他还是会给的。
敢随意说话，敢随意行事，这就是我敬重林先生的表现。
允许我随意说话，允许我随意行事，这就是林先生品德学问之外，更让我敬重的地方。
虽未能列于门墙，林先生还是把我当弟子看待的。只是我这人在尊师面前，总也没个正经的时候，比如共同外出赴宴，要上台阶了，我会过去搀扶一下，给了别人，这样的事，做就做了，绝不会说什么的，我不，一边搀扶一边总要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每当此时，林先生总是推开我，去去去。我呢，也只是在这样的地方表现一下，待到了餐桌上，就只顾自己大快朵颐，绝不会说什么“有酒食，先生馔”了。
有了这样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当领了林先生之命，要为他新近编成的散文集写序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会怎样的尽心，要写成一篇怎样痛快淋漓的文章了。
还得说是怎样领命的。——与林先生有关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既见情谊又见个性的。
上个月吧，去了林府，刚落座，老先生说他的散文集子编起来了，随即说，序，你写吧。这是你鼓动我编的。一万字，不能少！
我心里苦笑，有这么让人写序的吗？定下了字数且不少于一万。我从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序。可是，——当时就没有可是，只有现实，——就坐在林先生面前，就听到了林先生的话，能说的话只有一个字，行。
二三十年的交往，林先生从来没让我做过力不能及的事，凡是他让我做的事，我也从没有拨过林先生的魂儿。真用得上那个俗之又俗的流行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其时我正在写一部书，唯一的软话是，宽限几天行不行。
林先生说，也不能太迟。
这不，我的事一撂过手，就紧着看起林先生的散文集子。他老人家做事，从来是大手大脚，像这样的书稿，要是我，打印上一册也就行了，他竟用四号字，印了不知多少本，且装订得跟真书一样。看这样的书稿，简真是一种享受，不像是在看书，倒像是在批公文似的。
不光看了这本，还看了先前送我的《丹崖书论》《平旦札》，连他的书法集也翻了出来。
看林先生的书，一是痛快，越看越痛快，一是敬重，越看越敬重。
二
敬重的根基是佩服。
佩服的根基之一是经历。
一个中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也佩服，佩服的只是单薄的聪明；一个赴缅甸作战的远征军老兵，你只要见了，就只有佩服，不是别的，是丰厚而苦难的经历。
林先生是有大经历的人。不知道他的经历，很难理解他这个人。
要捋清他的经历，非得编个年表不可。还真的编了，抄录下来太长，且简略述之。
林鹏，原名张德臣，后改林鹏，字翮凤。河北易县人，生于1928年农历正月廿八。1941年入晋察冀边区革命中学读书。1943年任区干部。1945年以正连级入伍，任晋察冀一分区团、师政治部通讯干事。1952年赴朝参战，任六十五军战地记者、报社主编。1958年转业到山西，历任山西省人事局秘书，省革委会业务组干部组副组长，省轻工业厅科技处处长。
光看这些，不过是个有着革命经历的老干部。这样的人多的去了，若要佩服，去了荣军敬老院，进了门就得一步三磕头，直到爬着出来。
再看下面这些。
改革开放以来，声名大震，曾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太原师范学院名誉教授。出版著作有《丹崖书论》《蒙斋读书记》《平旦札》《林鹏书法》《蒙斋印话》，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还有即将出版的这本散文集——《东园公记》。
还不行。大陆省区（含直辖市）书协主席，一届就三十个还挂零，加上曾任，比我家的祖宗牌位还要多。就是出了那么多书，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我周围的文人朋友，哪个不是十几部二十部？
说到底，经历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层级（官职），也不是一册又一册摊开的书本，这些都是直线的，平面的。经历是一个丰厚的存在，是巍峨的山峦，更是山峦上升腾起的云岚。不是仰首可视的丰碑，也不是抬腿可进的殿堂，就是那么一个历尽沧桑，又浑身正气的人。
真正的经历，不是多少了不起的伟绩，要的是曲折，乃至挫折，入死出生的惊惧。
这才是林先生经历中最为可贵的，也是让我由衷佩服的。不必详述了，有位朋友正在写他的传记，相信看过的人，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这里连简略述之的必要都不必。林先生有首名为《回乡》的诗，既见经历，见性情，也见才华。诗曰：
书剑飘零四十年，归来依旧老山川。
项上得脑今犹在，肚里初心已茫然。
丹心碧血成底事，白发青山两无言。
小子狂简归来晚，尚有馀力缀残篇。
对了，无意中写出了经历的真谛，就是，只有升华为性情的经历，熔铸进才气的经历，才是让人敬重的经历。
还有一首诗，也颇见性情，不妨也抄在这里：
吊儿郎当小八路，自由散漫一书生。
命中注定三不死，胡写乱画老来风。
这里的“三不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经过三个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没有被打死，困难时期没有被饿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没有被整死。”（《丹崖书论》第235页）
这经历，用他的话，还有一种更为简洁的表达：挨整三十年，读书三十年。
看了这些经历，了解了他的性情，他的才气，就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人有多高的志向，积三十年之功，能做出怎样的业绩了。
前面说“挨整三十年，读书三十年”，还应当加上“著述三十年，精进三十年”。
“精进”一词不好理解。我的本意是，有人有著述而无精进，比如在下；有人有精进而无著述，比如时下不少高谈阔论，而一下笔便露怯的学者。林先生则反是。会读书，善思考，逞才使性，多方建树，笔走龙蛇，硕果累累。最能说明这精进成果的，该是经过三十年的磨砺，终于成为一代名书法家、名作家、名学者。
这是人生的大成功，也是挨整的大成功。
挨整与成功之间的关系，当他自己还气犹填胸之际，倒是他的老首长，北京某部刘绍先政委先他一步，看了出来。九十年代初，一次去北京，去看望老首长，刘政委说：“林鹏，你应该感谢那些整。你要是不挨整，你能读了书，能写出长篇小说，能写学术随笔，能写一笔好字吗……跟你一发子的多了，谁能像你！”
既已写了林先生的经历，且将以之作为下面谈论他的散文的依凭，不妨在这里，也将他的书艺与学问作一概述，这样，后面说起他的散文，就更实在了。
他是当今的草书大家。料不到的是，其起步竟是篆刻。学篆刻，是为了学会篆字读《说文》。为什么读《说文》，是为了学习古典文学。这个路子，是他转业到山西后，因工作之便，结识了从教育部下放到山西的****分子，语言学家孙功炎，孙先生给他说的：“把《说文》攻下来，直接就攻读十三经、先秦诸子……把众经诸子攻下来，你再看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文集），就像大白话一样。”（《蒙斋印话》）
于是便下了十几年的功夫，由篆刻而篆字，由《说文》而先秦经典。
这是起始，也可说是最初的功夫。接下来就分作两途，一是书艺的发展，一是学问的发展。
书艺的发展，有一个由篆书而草书的过程，中介则是明清之际的山西草书大家傅山先生。是理之必然，也是性之必至。有了篆书的底子，再进入草书，这是一些研究林氏书法的人，不大注意的。从最规整的，到最草率的，其成功的奥秘或许在这里吧？
学问的发展，则是由众经诸子，到专注一经一子，一经者，《礼记》也，一子者《吕氏春秋》也。
书艺与学问相纠结的，则是傅山研究，《丹崖书论》。
学问与写作相纠结的，则是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
直到二十世纪终结，他还不知道，他还有另一样大本事，这便是尽情尽性、元气沛然的散文写作。
想到他初到部队，是通讯干事，后来做到军报的主编，擅长的是通讯写作，我的脑子里，登时就闪过一个意象：一条蛟龙，几十年腾云驾雾，兴风作浪，到了髦耋之年，一回头，又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一切都是机缘的巧合，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一句话，一切都是才情的使然。
三
太原的住户千千万万，我进出最多的，一是南华门我自己的家，一是东花园林先生的府上。大前提是，我不是个爱串门的人。这两个数值不可相比，但次序不会有错。
去林先生府上多，一是方便，一是那个整日烟雾缭绕的大平房，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方便之处在于，略去我出门要走的一截小巷，可说是在一条街上，府东街上。我家在东，林府在西，相距不过两站路。我有早晚散步的习惯，太原的地势是东高西低，往西走总觉得便当些。再则，这条街的人行道宽敞，走起来轻松自在。这样一来，散步的路线，几乎固定在沿府东街往西，到省政府西门再拐回来。而林府就在省政府东边的东花园（这也是他自号“东园公”的由头）。若我一天之内，早晚都散步的话，会四次路过东花园的大门口。一不留神，就拐进去了。
关键还是林府的诱惑力。
林家外屋没有沙发，有两张大桌，一是林先生的写字台，一是客人们的叙谈处。进了林家，宾主分两侧坐定，小保姆奉上茶，林先生推过烟。
话题从来不会预设，你只要说上一句话，这个话里总有一个字，能勾起主人的话头。这个话头，很像一个毛线团子的线头，一扯开就没个完，且是越扯越长，越扯越粗，到后来就不是毛线团子了，而是一个钢丝团子，你要做的不是怎样扯，而是怎样断开。
这样说林先生有些不恭，实际上，我也是个贫嘴饶舌的毛线团子。
公允的说法该是，在林府，从来不缺新鲜的话题。
前几年的事了。一次我去林府，一坐下，林先生就说，你来得巧，今天我太高兴了。真是一个好故事，给了你能写一篇好文章！
这样的开头，不用搭腔，抽烟品茶，静静听下去就是了。
故事是：多年前一位要好的朋友，北京某研究院的专家，来他家拜访。他说自己新购得一套明版的《史记》，多么的好，拿出来欣赏。那位朋友，也是个书痴，一看喜欢的什么似的，两眼发直，爱不释手。他的豪气上来了，说：喜欢就送给你吧！朋友惊喜地问，真的？他说，这还能是假的。当即捆扎停当，走时提上走了。待朋友走后，难说多么后悔，心里总还是有点咯噔。时间一长，也就忘了。
“八年啦！”他的声调，让我想起“****”中一出著名的戏剧里的一句台词。
“后来呢？”我的心提得老高，由不地问道。
“嗨！真也奇了！”林先生一拍大腿，再说下去，不是对我，却是扭头喊小保姆，“去里间把那套《史记》拿出来，昨天刚放进去的。”不等小保姆出来，又是一阵大笑，又是连声说，“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史记》摊开了。蓝色的布封套，一册打开，稍稍泛黄的宣纸，清晰的仿宋字。林先生这才说：
就是昨天，这位朋友托人从北京，将这套《史记》送回来了。附信中说，他当年不知道这部书多珍贵，贸然收下，以为是部平常书，近日有朋友说，这样的书放在拍卖会上，最少也值十万。他才知道自己做了孟浪事。对不起林兄，特完璧归林。
真是两好合成了一好，只有林先生能做出送书的事儿，也只有这位朋友能做出还书的事儿。
有的事情，不是一次讲的，是一年甚至几年里讲的，起初只是一个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年之后，竟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退休后，林先生常回老家——易县南管头村。每次回去，前山后山，东游西转。别人以为他是闲来无事，观景自娱，实则他是心有所思，意有所为，说白了就是要勘破一宗历史疑案。
北魏太武帝，曾于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走到太行山东麓某处，忽无路可通，乃“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照此方向前行，转过弯豁然开朗，车驾遂畅行无阻。太延三年，地方官在太武射箭处刊石立碑，额曰《皇帝东巡之碑》，俗称《御射碑》。1936年冬，北京的燕下考古队来易县考察，曾见过此碑并有记载。此后几十年间，直到上世纪末，只有拓片传世，而不知碑在何处。
对乡邦文献，林先生一直兴趣不减，老来尤甚。
经过长久思虑，多年踏勘，他断定，他的老家南管头村，便是《水经注》里，提到御射碑时说的那个“三源齐发，齐泻一涧”的“一涧”之头。南管头原本叫涧头。后人“图省事写作间头，间与官草书相似，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成了官头，最后成了管头”。（《寻访御射碑记》）
踏勘的结果是，村北边一个叫乱河营的地方，地形非常奇妙，“当年河床身低的时候，路过这里简直叫人绝望。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到跟前，窄窄的山口向左拐，二百公尺再向右拐，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猫儿崖。”没说的，一千多年前，魏武帝要射箭探路，只会在这儿。
前些年，初听他说这个猜想，我真想说，林老啊，你这是想《御射碑》想疯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一步一步证实了这个“疯想”，直到有一天，在一个井台上发现了《御射碑》的半截残石。
也曾以为在别处，委托同乡吴占良先生组织人力挖掘。“后学有缘奉先生之雅命，挖沟百米寻找御射碑残石不得，盖我修行太浅，缘分不及也。”（吴占良《有胆有识，无鬼无神——直说林鹏先生》）
继而又命弟弟林鸿在村里查访。终于在一处废弃的井台下方，找见了这半截残碑。后来又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重价拍得《御射碑》的初拓，竟是大收藏家傅增湘家中的旧物。遂延工刻石，在他的新院落里，建起《御射碑》碑亭，一旁是残碑，一旁是新碑。这个碑亭，今天成了狼牙山镇的一处景点（南管头后来改名为狼牙山镇）。
最妙的是，他说起残碑在井台下方之事。我还记得他当年的声口：
“石山啊，你说怪不怪，它就在井口！地上文物属国家，地下文物属国家，这是铁则，谁也不敢违犯，可它就在井口下方，伸直胳膊就能摸着。不在地上，也不在地下，把我高兴坏了，真乃天助我也！”
我说，这是因为你是林鹏，是大名人，家乡的文物管理机构，知道挖出来你也不会卖，只会更好地保护才不理会你。要是给了一个乡民，挖出来要卖给文物贩子，你看有人管没人管。
“哈哈哈！”林先生大笑，声震屋瓦。
四
有时说到什么，我们之间也会出现分歧。
指出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丹枫阁记》乃赝品，是他在学林的一项义举，也是一桩美谈。最奇的是，人们都以为傅山的这一真迹，早就流传海外，或是毁于兵燹，就在他的文章《读清傅山〈丹枫阁记〉》发表后不久，一天深夜，竟有一位高龄老者，在后辈的搀扶下，来到林府，几句话过后，展开一个小包袱，但见，“绢本，微黄，织锦封面，高34公分，宽27公分，前后共盖有六枚小印。墨气生动，笔法自然，真迹无疑！”（《〈丹枫阁记〉真迹发现记》）
老人且说：这古物三百年来，未出昭馀（祁县旧称）一步，一直藏在我家。我看了你的文章，知道你的人品，只让你一个人看看。
到后来，林先生筹划要出版一部关于《丹枫阁记》的辨真集，拟将各种版本、各方论文尽收其中，当然主要是他的几篇大文。林先生的性格，让他做事，跟鬼子进村似的，“悄悄地，打枪的不要”，那会把他憋出病来。只要是他觉得快意的事，总会七里咣啷弄出响声来。我去了，自然也会跟我说起，说到得意处，指着我说，石山，你也来一篇，不管是反是正。
正好那一段时间，我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好整以暇，权当把玩，把有关文章全看了，各种版本也细细比较。除了真迹本，辽博本、商务本家里全有（商务本乃据真迹影印）。再次去了，说我看过各种本子，林先生问，是不是写下文章了。我说，文章不会写，意见还有一些。
“什么？快说！”身子倾了过来。
他的辨真集已编好，就放在桌子上，我摊开，一一说了看法。
我说，你看，你的文章里说，最初的《丹枫阁记》当是商务印书馆所据者，文物出版社所据的辽博本，“肯定是后来照抄的作品”。证据之一是，商务本上“不能形容于万一，然文章妙境亦若梦”一句中，“然”字挎在“文”字的旁边，辽博本也是挎在同一处。另有两字，也是这样处理。你就说，哪有自己抄自己的作品，前面错了，后面也照样错。可是你就没说，后面的文句中，商务本上“此犹我是说梦者也”，“犹”字先写错了，后在旁边挎上一个“由”字，辽博本改过来了，没有写“犹”，直接写成了“由”。再下来，商务本挎在旁边的“廷”字，辽博本放在里面了，商务本上“是老老引枫向黑洞之地”，第二个“老”字旁挎一“夫”字，“枫”下少一“仲”字，辽博本将第二“老”字迳改为“夫”字放在里面，又在“枫”下添一“仲”字，这怎么能说是“照抄”了真迹呢？对你有利的证据你就用，不利的就不理睬了。
“好啊！”林先生的精神又来了，“写成文章！”
我说，我不会写文章的，只是作为咱俩的“谈资”或是“资谈”罢了。
“还有吗？”
我说，还有，古人有“告不如稿”的说法，真迹有多处修改，率性潦草，自是上乘之作。辽博的作品，上面有乌丝栏，规整些也就拘谨些。真要做比较，该是将商务本上的字，与辽博本上的字，一一对照分析，比照的材料，应当是从傅山同一时期的作品中，各选出十个字来，指出它们的异同。这样才能让人信服。
林先生叹了口气，说，我老了，做不了了。
还有一次，说起傅山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林先生大为赞叹，说是多么的了不起，只有傅山这样的人，才能提出这样决绝的书法理论。
我说，林先生，山西的上辈书家，包括你老，常给年轻人讲这个道理，怕不太妥当。傅山的这个说法，是他教给儿孙的，是说有了二王赵董的底子之后，不免会媚巧，会轻滑安排，怎么矫正呢？就是这四宁四毋了。这是矫正之法，而非作书之法。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二王赵董的根基，一上来就是又拙又丑，支离真率，那不是引人上死路吗？
林先生说，啊呀，你这是个发现。
后来在他的《傅山学赵杂谈》文中看到，我的这点见识，林先生早就谈到了。文中说：“宁肯这样，而不要那样，这只是从两个极端相对而言，并不是真的要选择其中一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中包含着一个中间的第三者，这就是美。”
豁达，大度，这是林先生性格中，最让人喜欢的东西。
或许是有他的放纵，有时我也会不知高低深浅，说些自以为是，却未见得是的话。
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我是在书店偶然看见的。自己拿了一本，一想，林先生是傅山研究专家，也该看看，又拿了一本。我的那本，一两天看完了。另一本送到林府，林先生说，这个人他见过，当年为了搜集资料来过太原，姚国瑾领上来家里的。问我看了此书，有何感触。
说罢感触，又说，这让我想起你的傅山研究。你跟白先生的研究，可说各擅胜场，各有千秋。区别在于，一个是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这样说一点也不否认你的学术造诣。训练不同，作为也就不同。白研究傅山，写一本《傅山的世界》，你研究傅山，写一本《丹崖书论》，白著是有整体构架的学术专著，林著是零篇散论的集子。立论的宏阔严谨，当数白著，若论见解的精深透辟，却不能不佩服林著的吉光片羽了。你这个人呀，多亏没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
这样的话，林先生居然不以为忤，仍报之以开怀大笑。
在林先生这儿，不光有高谈阔论的畅快感，时不时地，还真能学上一两手。
比如，有一次外地朋友，带来书法作品，让林先生评点。几张条幅，摊在地上，林先生转了半圈，说：“有长进，没写到左边。”
我记住了，字要写到左边。道理至明，人用右手写字，往右或横或捺，总要顺当些，气力也足些，而往左，则反是。
还有一次，我问林先生，像卫俊秀先生的行草书，怎么看起来一气呵成，一笔到底，几乎找不出蘸墨的地方呢。
林先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早些年卫先生来太原写字，有一回他就在旁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说着拿起桌上的一支烟当做毛笔，边演示边说，比如写“国家”两个字，写到“国”这儿笔枯了，仍不停，下来狠狠地将“家”字上面这个点写了，再蘸墨接着写下去。点这个点，叫“占势”，不光气势贯通，再蘸墨回来，下一个字也不会移了位置。你回去细细琢磨去吧！
去林先生府上，听他谈话多了，有时竟觉得，林先生平日的谈话，真该有个人记录下来。英国大文学家约翰逊博士，就是有个叫鲍斯威尔的年轻人，将他的言行记录下来，写了本《约翰逊博士传》而成为传记文学名著的。
真要记下来，他的言谈，比他的文章还要精彩。
五
说了林先生的经历，说了林先生的谈吐，该着说这本书了。
他说是我催他编的，这个不敢当，总是写了这么多东西，有可编的才编了起来。若是没有，神仙也催不出来。但要说我与林先生的散文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尽然。
至少七八年前，他开始写散文的时候，我是尽过一点力的。
林先生的大弟子姚国瑾在一篇文章里说，前些年，他开始写一些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人和事的文章。《山西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写的是抗战时期晋察冀一位县大队队长樊金堂的故事。后来这篇文章被《读者》转载，广为传播。
这篇文章，就是我经手编发的。原来的题名是《怀念樊金堂》或别的什么，我看了觉得太平常的，顺手改为《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此文能为《读者》转载，也是我们刊物的光荣。
知道他有大经历，此后聊天时，我常劝他多写些怀念故人的文章，记得后来还发表了《白发青山两无言》。再后来，我就退休了，也就不说这个话了。
还须宕开一笔。我是将林先生的其他文章，比如《丹崖书论》《蒙斋读书记》里的多数文章，都当做散文看的。不是现在要评述他的散文了，才编出这样的瞎话。我有这个毛病，但这次不是。
翻开手边的《丹崖书论》，隔几页就有我的批注，有的是针对思想，有的是针对方法，也有些，则纯然是针对文字、文风、章法。
比如第17页，书上有这样一段话：“正是这种人命不值一钱的时候，人开始觉醒……他们像天上的繁星，照出了夜晚的黑暗。他们的语言像霹雷一样，震撼着民众的心胸。他们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才气横溢，咳唾玑珠，一句玩笑话就足以使所有的庸人感到胆战心惊，仿佛将要天塌地陷一样。”（《读〈霜红龛集〉札记》）
我在旁边的批语是：多么漂亮的文句！
第55页：“我们不仅对他们的成就感到惊奇，而且对他们的学习、研究、吸收和继承的能力感到惊奇。我们甚至无法寻求，他们是从哪里得到了如此丰富的营养。他们简直就像口渴的夸父一样，一下子就吸干了江河湖海。傅山和王铎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傅山与王铎》）
批语是：林先生的文风，真可说如夸父一样了。
第63页：“我在阅读《霜红龛集》时，经常遇到拦路虎，因为无路可走，所以惊惧之馀只好奋不顾身。现在摘出数字略抒己见，惟大雅方家是正。”
批语：这是林先生的声口，谦逊起来也是这么有气势！
第217页：“我们只有数不尽的老小诗作者，老的七个字一句，小的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却没有一个能写出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的诗人。”（《狂草狂言》）
批语：即使嘲讽，也是笔笔字字，击中要害。
下面不抄原文了，抄几条批语。
第221页：你都不知道他的文章是怎么联结的。（《狂草狂言》）
第237页：看林先生论人论书，只觉得痛快淋漓，齿颊生香。（《“定磁碗”条幅观后记》）
第271页：“怎么能说的这样简捷，这样准确，又这样的斩钉截铁，只能归之于读书多，想得透。你没有读那么多的书，只好让他出一头地。”
这样说了，也就大致能看出林先生文字的风格，也就能大致推出他的散文的风格了。
若要做一总括，该是豪侠之人，豪侠之文。事实上，在大约十天之前，我开始动笔写此文时，确也在《东园公记》打印本的某页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然而，今天写到这儿，翻出这个批语，要引入文章，且要就此大发宏论的时候，方发觉，我是错了。豪侠之人，豪侠之文，不过是说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文，跟那位当代文学的泰山北斗所说的，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不是一样的浅薄吗？
我纵不才，何至于斯。
只怪我有感觉，而没有细细地体味，或者说，细细地体味了，却没有说出真正的感觉。
林先生不是一味豪侠的人，他的文章也不是一味豪侠的文章，散文尤甚。
但也不能说没有豪侠，甚至不能说豪侠不是主调。一味的豪侠，那是鲁莽，那是单薄。那绝不是林先生的风格。墨分五色，主色肯定是墨，其馀四色，也不能说不是墨，却不是绝然的墨。这道理太玄了，不妨直说，林先生的散文里，不光有豪侠之气，亦有逶迤之形；不光有逶迤之形，且有妩媚之姿；不光有妩媚之姿，且有清雅之味。这豪侠，这逶迤，这妩媚，这清雅，是分明能感觉到的，又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只能说，有时彼轻此重，有时又有此无彼，如何调度，如何拿捏，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字，一行一行的文，一篇一篇的章。这是最让人无奈，也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就这，我还没有说那文化的蕴含，才气的灵动，该说搅动吧，搅个黏黏糊糊，又淀个清清澈澈。
说了这么多，还是个空疏。
那就举个例子吧。不必再挑选，就说前面提到的那篇《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规范的做法是，将这篇文章的人物故事，简略地复述一遍。已写了百十个字，又抹去。我知道，这种剥笋抽茧的办法，对林先生并不适用，虽说这确实是个传奇之人，做的也确是不可思议的传奇之事，还是个不适用。剥得再慢，抽得再细，剥下的，抽出的，只会是一片笋皮，一根茧丝。还是看不出那个浑然一体，那个气韵灵动。
不必多事征引了。
好在我的这篇文章，出书时会放在集子前面。翻过几页之后，就是那篇《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全文不长，自个看就是了。他的集子也不厚，全翻上一遍不是多难的事。不是多难，而是愉快的享受！
2011年9月22日于潺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