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管头村北头我们张家的老宅，现在还在。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是老大。老宅前后两个小院，分给了二叔和三叔了。我们分了一个场院。在这个场院里，我们家极不顺利，我的一个小弟弟和我母亲在这里相继去世。有人说这宅子不吉利，我父亲一怒之下就把它卖了。卖给了同姓的一个叔叔，张海子叔叔。
前几年，有一次，我和我弟弟林鸿到老宅子去看了看。我们兄弟二人就出生在那小南房里，现在已经拆了。我弟弟林鸿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心中却有许多感触。
正房是西屋，破破烂烂，因为被日本鬼子烧过，后来几次翻盖，型制甚至尺寸，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是屋前那个台阶还在。从前是一个五级的台阶，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两三岁吧，我在这台阶上玩，玩着玩着就滚下去了，一直滚到院里。我坐在地上向上一看，看见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正在望着我笑。我想哭，可是看见母亲的亲切的笑容，我就不哭了。这是我平生的第一个记忆。这记忆是如此牢固，致使我长大后每次看见这个台阶总是想起我一滚到底和母亲的笑容。这个笑容是如此难忘，可以说铭记心中。
1952年7月，在朝鲜开城前线，平白无故忽然给了我一个处分，一撸到底，成了新战士。****运动中说我是“思想老虎”，这本身就非常荒唐，周围同志们都非常惊讶。后来处分下来，同志们更是惊讶无限了，明摆着这是欺侮人。我想去上级告他去。于谦是我的好朋友，他再三劝我，我打消了告状的念头。
一天夜里，我忽然梦见了我母亲的笑容，这一下子就把我惊醒了。我的母亲去世已经十个年头，这熟悉的笑容出现在梦中，给我震动不小。这是天命吗？是天意吗？是母亲的在天之灵正在昭示着我什么吗？或者这仅仅是我的灵感吗？我不迷信，但是，这是事实。我想，看来于谦是对的，老老实实忍受吧。我们乡间有句俗话，“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我想我能熬过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接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安慰我，希望我沉住气，渡过难关，眼光放远点，等等，等等。话说得非常好，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姑娘，某师的宣传队员写给我的。她知道我会猜到，所以她不署名。后来我给她回了信，也没有署名。我不署名，是因为我背着一个处分，再来个“非法恋爱”，那可受不了。如此这般，这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她叫李忠葆。她是合肥李氏，论起来是李鸿章的侄孙女。
在通信以前，我们曾经见过面。老耿领着她和谢江来看我，老耿说：“老林，把你的糖拿出来招待客人吧。”那天吃的糖叫“小人酥”。我们后来结婚，李忠葆给我生了二儿一女共三个孩子。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还记得在开城前线，你和谢江来看我，吃我的‘小人酥’，你吃了几个？”她说：“不记得。”我说：“你吃了三个，所以后来给我生了三个孩子。”她惊奇地说，“是吗？这是真的吗？”我极力说明这是真的。她认为这大概就是天命吧。其实这所谓天命是我瞎编的。我拿出糖来请人吃，同坐的好几个人，我不可能数着某人吃了几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的妻子终于相信了，“这是天命啊！”
因为收到她第一封信，和我梦见母亲的笑容，差不多在一个时间段里。这个地点，我记得清楚，开城北边一个名叫马蹄洞的小山沟里。有一天，心绪烦乱，不能入睡，我就起来，站在防空洞前，望着东方鱼肚白的天空中，渐渐地泛起朝霞的火红的颜色。不知为什么，我看到那非常好看的朝霞颜色的时候，我突然落下泪来。也许我忽然想起了老宅子房前的那个我曾滚落下来的台阶吧，难忘的那个台阶哟，还有母亲的笑容……
（二）
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的曾祖父名张旭，号张老化。我没有见过他的面。我小时候，我的曾祖母，我们叫老太太，还在世。她是一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乱蓬蓬的老太太，我有点怕见她。她晚年就住在上房（西屋）的北里间。到了晚上，她要吃一个柿子，我奶奶就叫着我的小名，给老太太端一个柿子去。我就用一个小瓷碟子，里面放一个柿子，给老太太端进去。天黑了，奶奶就让我去给老太太点灯。我就用一根杆在灶膛里就火点着，进去把老太太窗台上的油灯点着。当时的我大概也就是五岁吧，记不清了。我想，老太太的油灯就放在窗台上，我见窗户上有破的地方，心想，我从外面顺窗户的破洞，把点着的杆伸进去，就可以点燃里面的油灯，谁知油灯没点着，我把窗户点着了，火苗忽的升上房顶……
这时候，我奶奶，我娘，我二婶子正在外间靠南边的大炕上说闲话，看见起火了，她们三个一齐扑过来，急忙从水瓮里面舀水泼灭了窗户上的火。火被扑灭以后，我奶奶吓坏了，浑身在打哆嗦，我娘要打我，我奶奶不让，说：“还小呢！”
这是我平生第二个记忆，这件事情，差点没有把房子烧掉了，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令我毕生难忘。这是我平生干的第一件蠢事，后来长大以后，也经常干些蠢事，每次都是让我想起这件隔窗点灯的事情。它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典故，一个我自己的典故。
（三）
我小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爱头痛。有一天，我奶奶备好我家的小毛驴，她骑在驴背上，让我骑在驴屁股上，得得得，往北走，过了北管头，就是画猫儿，然后就到了河水拐弯处的只有一家人的一个小庄子。这地方叫姑嬷峪。姑嬷峪这家人家姓石，老汉叫石老英，是远近闻名的厨师。十里八乡谁家有红白喜事，就请他去，大勺碰小勺，叮一响，这就成了个席面。
我们去这天，石老汉不在家，家中只有她老伴儿。他老伴儿仿佛跟我奶奶很是熟识，她们说道了一阵子。那老婆婆就领着我们顺着那西沟往山上爬，爬了好一阵子，我都累了。在山坡的右手，看见一个小山洞。那老婆婆就蹲下身去往里面爬，我奶奶和我也就跟着她往里爬。这就爬进了一个小山洞。那老婆婆划根火柴，点着了一个小油灯。这时我看见这山洞几乎就像一个小团标房子一样，一旁有一个石台，上面放着那小小的油灯，灯旁边有一个小香炉，香炉后面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神像，也没有什么牌位之类。这时我看见那老婆婆点着三炷香，恭恭敬敬把香插在那小香炉里。她口中念念有词，听不清说的什么，然后她磕头，我奶奶和我也跟着磕头。磕完头，又跪着听她祷告。过了一阵，那老婆婆把一点点香灰什么的，用一小块黄表纸包起来，郑重地交给我奶奶，然后又磕头，磕完头就退出那小山洞。然后下山，然后骑上毛驴回家。回到家我奶奶用一碗凉水，把那香灰一冲，让我喝下肚里。不知为什么，我的头痛就真的好了。
没想到从山洞里讨来的仙药竟然会这么灵。我问我奶奶：“那是什么洞？”
“狐仙洞。”她毫不经意地说着。
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我极力回想，那年我可能是十岁，或者说十岁左右。我仔细地推算过，1939年阴历五月发大水，这年的秋天我们家分家。这事情是在发大水发后，在分家之前。这么算下来，我那年是十一岁，虚岁十二岁。过了两年，1940年大扫荡，我生了一场病。1941年夏天，病好后，我去高小上学。易县全县有两个公费生，我是一个。因为边区精兵简政，公费生取消了。我因为交不起伙食费，高小不能上了，我哭了。那时的高小校长姓刘，对我说：“不要哭，有办法，你到三中去吧。”我说：“行。”当时的高小在裴庄，而晋察冀边区第三革命中学在岭东，相距三里路。刘校长亲自领我去三中。好像刘校长跟三中的教师们很熟，也经过一个简单的考试，我就进了三中的第三大队，年龄最小的一个队。
第二年，1942年秋天，我奶奶去世。又一年，1943年，我母亲去世，不久我祖父去世。这正是边区最困难的时候，我家有三个老人去世，我们家就算败落了。
后来就是艰难的抗日战争和残酷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立即又开始了朝鲜战争，可以说战争不断。
1952年7月，在朝鲜前线无缘无故给了我一个处分，我开始头疼，这回是偏头疼，疼得很厉害。那时候前线连个止痛片也没有，就这么忍着。我想，这是在异国他乡，若是在老家，说不定我就要到那个狐仙洞去求药去了。这种想法非常强烈，所以忘不了。后来，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到老家，同我父亲，我二弟和侄子们闲谈时，说到这个狐仙洞，他们都说，那地方没有洞……
“没听说过……不可能。”他们都这么说。
我极力辩解着，我去过……他们只是笑。
确实有个狐仙洞，无奈他们硬不信。我要求我的侄子们陪着我去那山上拜访那小小的狐仙洞，他们笑着说：“甭去。我们从小在那一带山上割柴火，从来没听说有什么狐仙洞……哈哈……”
没有办法了。我散步时，常常去羊栏山的路口，有一次，我决心上去，到羊栏山后的叫做老车沟的东山去，我的狐仙洞就在那一带，我能找到它。爬了一阵，山很陡峭，没有路，我一个人有点害怕，就返回来了。我坚信那个狐仙洞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所谓狐仙，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倒希望它有。
如果真有狐仙这东西，它应该还记得从前那个爱头疼的小男孩吧？
2003年7月9日于南管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