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这位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作家，以“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的光辉形象走过其坎坷又绚丽的一生。在他极富有魅力的一生中，为人比为文更感人。他虽以大众文学通俗易懂的作品而名扬四海，但留给人们更多的是他对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与钟情。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能够匡济天下为己任，臧否国事，了切民痛，不计个人的利益得失，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触及社会问题的最痛处，终将“问题小说”作为反映农民生存问题的文学经典留给了世界。“宁愿不当作家，也要为农民说话”的至高境界至今还感人肺腑，沁人心脾。按理说农民生存问题不是一个孱弱文人能够承担得起的责任和使命，然而赵树理却自觉与勇敢地承担了，并为此无怨无悔地奉献其毕生，在其人格魅力中更多彰显的是传统文人的“士”者风范。一种对于道德的推崇与亲农情感的坚守，对于正义的维护与邪恶的批判以及自我人格完善的追求，都充满着传统“士”人的精神气质。
首先，能克己守礼，理性地节制自我，呈现出传统“士”人的清廉形象。
在中国，“士”作为一个群体和阶层，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演变，“士”有着不同的范畴、不同界说以及不同的精神内涵。但是“士”作为官爵贵族，在社会上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阶层，到宋以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士”阶层便成为了中国漫长历史的中坚力量，为历朝历代的政治社会的稳固，提供着源自文化的保障。虽然道、墨、儒、法、名各家各派对于“士”的成长与成熟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但是儒家思想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内涵却为传统“士”人的理想追求提供了保障。比如：孔子以“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及“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不仅影响着“士”人的人格构建，也为“士”人自强不息、完善自我的精神家园构建理想平台。台湾学者******在《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为此，这些“士”阶层中的大多文化名流，无不是天下之治的实践者。当历史盛衰变换的危急时刻，他们总能上下求索，预告危急寻求良方，以匡济天下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热情，表现出自我的存在价值与自信。特别是追求完善的人格理想，以学识为凭借，重名望，重风骨气节，重学识才能，恪守封建纲常礼教。以修身、正心、齐家、治国为标榜，臧否国事，关注民生，砥砺名节，重于操守。一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风骨气节与“克己守礼”的君子风范，成为世代文人倾力效仿的典范与楷模，影响着后人的行为意识与道德情操。
20世纪前半叶，社会矛盾迭起，国弱民穷，内忧外患。出生在这一时期的赵树理，虽出身贫寒，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也使平民阶层的父辈们懂得“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了”（指当官），因而祖父让其四岁开始认字，六岁背诵四书五经，十一岁进“私塾”，读了不少孔子的书。受封建礼教和宗教格言的教育以及父亲算命打卦看风水又精通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等的影响，使赵树理对知识与艺术产生好奇。在祖父辈光宗耀祖、建功立业的训诫中，特别是祖父希望赵树理从小接受“知书达理”，“学习圣贤仙佛、维持纲常伦理”，信守“敬天地，礼神明，守王法，尊师长”的传统文化熏陶，使他很早就懂得恪守传统道德与是非曲直的道理，懂得遵循父母之命，本分做人的生存之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治第四师范的“洋学堂”里学习，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和同学一起闹学潮，反封建礼教，这是赵树理崇尚传统“士”文化中“入世”思想的认识和行为实践、最富有个性化表现的完美诠释。他注重传统文化，却有着独特的个人价值取向。他是共产党员，极富有传统“士”人的精神气质，而绝非传统“士”人。他信奉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认同“公民意识”，因而始终以人民公仆自居。所以关乎君子大节，朴素节俭，忠、孝善良的传统道德约束，在他身居高位且成名之后，仍然没有丝毫改变。
比如，赵树理崇尚儒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种粟而后食”、“织布而后衣”的思想，在获得高级文职官员的县长地位之后，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出身，依然布衣裹身，让人看上去“还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一个从俗流的眼光看来十足的乡巴佬”。既使生活在首都北京，还保持着常吃家乡饭，爱睡硬板床的习惯，甚至有乡亲来访也会亲手和面、生火，和农民朋友席地而食。他心里装着农民，因而会在吃青菜的时候也“能感到青菜中含有硝质的涩味，以最原始的朴素方法，用一张草纸在菜汤里浸透，再将草纸贴在墙上，看能不能变成一种较好的打火纸”，为家乡农民寻找致富门路。他是全国作家中第一个提出调整双重待遇，却带头放弃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也是最早将自己的子女从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北京，送到艰苦的农村，在乡下接受劳动锻炼的父亲。他的作品《三里湾》出版后销量很大，版税极高，连时任副省长的朋友王中青也认为他“这一次发财了吧”。美国作家贝尔德觉得赵树理“出了这么多书，一定是个很富有的人”。赵树理却认真地对他们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我们是不谈稿费的。”赵树理低调做人和勤俭朴素的作风始终如一，要求家人和子女也不例外，孩子们上厕所用的手纸，必须是他写过和用过的废稿纸；他坐公车进城办事，不许家人搭乘顺车；在家里打电话不允许拖延时间，强调从细节处养成节约的习惯等。赵树理这种对清廉操守和传统美德的维护，是典型传统文人“持身端严”思想上的自觉，却也导致他对个人生活质量的忽视，在将自己置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之下，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主人公精神，会使赵树理毫不怜惜地牺牲个人作为普通人所应有的生活情趣和享受，俨然保持着严以律己的君子姿态，这就是赵树理有别于传统“仕者”的“公民意识”美德。
其次，赵树理有“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表现出“士”人为君所用的理想。
一度时期，人们对于赵树理是“时代的歌手”给予不同反响和质疑。赵树理懂得农民的爱憎，熟悉农民的喜、怒、哀、乐，深谙农村文化与文明的局限性，因而创作出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作品，为实现“夺取封建文化阵地”也不惜当“地摊文学家”，并将一生都为其付诸行动。可是他的“只要群众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理念，仍然被打上“时代歌手”的烙印，难以消除他为政治服务、为政策宣传、为时代所用而被叫红的质疑。如今，歌手的时代已经遥远，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赵树理的作品仍在家喻户晓中耳熟能详。作品中那些“圪溜嘴”李有才，半人半神的“三仙姑”，“大名片”阎恒元，“吃不饱”的李宝珠，“翻得高”的范登高，“糊涂涂”的马多寿，“实干家”潘永福以及“不宜栽种”的二孔明等等传神人物与鲜活形象，至今仍还能如数家珍久萦于怀。那么，是什么力量和原因让这位以群众的利益为己任，以强烈的救世热情并非一言利己的人民作家，却摆脱不了“歌手”的质疑？
在传统的“士”文化成长的记忆中，那些具有敏感触角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每每国难当头，民族存亡时刻，都会以拯救危难的英雄气概，身先立足于时代前茅，以实现“有为身名，有为天下”的远大抱负和治平理想的巨大冲动，彰显他们救世的警觉和入世的热忱。他们会把每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遇，作为他们实现自我，立足于天下之治的契机，以“进则攘臂以治乱，退则治学以培道，先觉以觉民”的励志胸襟，一次又一次创造出由衰转盛的时代奇迹，激励着历代有志青年的心。像这样“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佑天子，宰制万物；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的先贤们图精之治的鲜活记忆，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对后人的影响也可谓深远。
赵树理成名在中国“左”倾思潮兴盛的20世纪中期，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是主流，大众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的艺术形式。以民族独立的大众立场来关照抗战现实的每一个角落，又是当时作家的头等任务。关注民族存亡，和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由此，无论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方针是如何激进，但新文艺与战争的结合，使现实主义创作无论如何也得适应客观形势及战斗的需要。赵树理是被共产党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知识分子，应该从心底感激和拥护共产党的，而他要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愿望又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一致，因此他才会“朝闻道，夕死足矣”。当他明确什么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时，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在知恩图报，不愿意放弃一切能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能的机会，不愿意放弃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从行动上和党保持一致，从而实现他能为父老乡亲谋得利益的愿望。相信这也是当年所有满腔热情的文学青年的理想和初衷。因此“土地革命”也好，“******”也罢，只要是党的号召与方针政策，只要赵树理听得明白，他都会服从指挥积极参与宣传。因而他的作品才会为劳苦大众而写，既通俗又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被时代确立为是最具有“表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人民作家。
从表面上看，赵树理是时代环境推上文学艺术舞台的明星，因此他的作品充满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味道，张扬着“大众文学”新思想的旗帜，这是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传统不谋而合的结果。实质上，从赵树理极富有反封建意识与平民审美情趣的作品中，我们发现，那些被忧患意识浸泡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才是这位新式师范学校毕业，熟读过“诸子百家，经史古籍”的学子，建功立业、渴求有用于世的心态的表白。儒家倡导经世致用，兴邦治国以及传统士人的立德、立功、立言之志，使这位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在文化传承与价值取向的自觉中，完成了立志践行与救民于封建文化桎梏的双重期待。
第三，坚守“道义”敢于直谏，追求个性独立，有“士”人坚定不移的意志。
在传统文化中，对于“道”这一概念的强调，是传统“士”文化特质的要求。尽管儒、道、墨、名、法各家对于“道”有着不同的诠释，但众说纷纭的“道”大可解释为某种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对“道”的坚守蕴含是否敢于直谏的内涵。知识分子之所以敢于秉笔直书，既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释然，也是“士”阶层以道德为最高信念，而不畏权贵以舍身的人格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赵树理以满腔热情投身于爱国家爱人民的实践当中，以手中之笔反映党的政策和惠泽，创作出大量农村题材的乡土文学作品，被誉为是写时代精神的“铁笔”、“圣手”。然而，这位以真情实感想把共产党的政策、思想溶入老百姓心里的作家，却发现好的政策往往达不到好的预期效果。“******”中有虚假风、冒进风的泛滥；“人民公社”没有让人民获得最好的收益，老百姓口袋里缺少粮食，特别是对一些领导干部虚报农业产量，瞎定跃进指标，下级哄骗上级，地方哄骗中央的官僚作风，严重伤害了党的形象与党群关系。为此赵树理给予了基层有些干部以严厉斥责，仗义执言：“你这个书记队长坐稳了，老百姓口粮没有了——”，“你们这样不顾群众死活地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以及这是在“放卫星行为”等等。诸如此类的公然抵制与批评，不惧被戴上“****”分子的帽子，而得罪了一些为“政绩”而坑害百姓的地方官员。更为独特的是，赵树理在合作化时期的劳动实践中发现，党在农村实行的征购政策有偏差，不仅写文章《进了高级社，日子怎么过》反映“征购偏高，又不固定死，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又直言进谏“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上书党中央，致使自己在60年代的“**********”运动一开始，就成了“造反派”批判斗争的对象。朋友王中青无不痛心地说：“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因了他反对党内一些极左倾向的错误敢于直谏引起的嫉恨和报复。”
在那个具有创造价值的年代，真正清醒的知识分子，理当呈现“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的雄心壮志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在社会主义初期发展时期，赵树理仍然表现出浓烈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他身先力行，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作为。党员就是要在党和群众关系出现紧张的关键时刻，能够向党组织如实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并协助解决。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这是对党负责，对老百姓负责，也是他作为作家、兼任县委副书记应尽的义务。因此，他的小说被他称之为是“问题小说”，他像先贤“士”人们那样，为“兴起人之善气，遏制人之淫心”疾声呼吁，直言进谏，揭示民痛，不畏权贵。就是文艺倡导写英雄的时代，他也能致力于普通群众，写中间人物，写落后现象，像作品《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那些灵动鲜活形象，以讽喻的笔法，描写农村一些落后干部和农民，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生隐患。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显示出赵树理有“士”人为真理而挣扎不屈的意识。他敢忧敢愤、敢有作为的思想追求，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热忱报国的精神体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赵树理受传统“士”文化的影响，使他的精神气质更趋于做人的完善，而不是牵强附会，空穴来风。赵树理那种对正义的热爱和人格完善的追求，能在他的传世作品与经典人物形象中重现，使得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辉煌，永远值得人们景仰。
但是，因了赵树理的“乡愿”情结太深，致使很多人对于他难能与所谓的大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因了赵树理的为君所用理想，致死他也无法理解人们灵魂被桎梏的真正原因。虽然传统“士”人代表着的社会良知，代表着中国人的价值认知的基本属性，赵树理以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和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来引领世道人伦，使他的文学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他的人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知识分子学习和仿效的楷模。但是，赵树理不是圣人，他热爱生活却最终被生活所累；他钟情于他的事业，却最终被事业所羁绊；他寻求精神自由的空间，却把“现实”同自己的意愿对立了起来；他试图以“忠”来摆脱心灵的耻辱，其结果却与当时的政治要求相违背；他有着传统“士”人坚贞不屈的意识，却没有传统“士”人变通的灵活。我们在为此遗憾的同时只能为赵树理的思想与精神自豪，因为，赵树理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越了他的出身和职责，而让世人享受不完、用之不尽的是他的精神魅力。所以我认为，不断创新性诠释赵树理的作品及思想历程，是今天缅怀他的人们仍然需要为之探索与思考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