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同等兵败而逃，吓得后唐闵帝手足无措，洛阳节度使康义诚见风使驼，假意请求领兵抗拒李从珂，实际上是想迎降李从珂以邀功。许愿给他的将士平定凤翔每人赏二百缗。康义诚手下这些侍卫军骄气十足，一副无所畏的样子，身上背着朝廷赏赐的钱物，在行军路上到处扬言：“到了凤翔后，再向潞王请一份赏！”于是军到凤翔，兵士成群请降，而等康义诚请降时，手下只有十余骑人马。
这样李从珂一路无阻进入京都洛阳，废闵帝，即皇位。李从珂即位之初，立即下诏开府库犒劳军士，岂知洛阳府库之中早已空虚，而犒赏军费却多达五十多万缗。他只好下令搜刮民财，顿时怨声四起。不少人因交不起钱，只能投井、自缢，而监狱之中更是人满为患。百官竭尽所能，也只搜罗到二十万缗，不及赏资半数，李从珂唯恐赏赐不足，军中有变，忧心忡忡。
这时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直言相劝：“国家的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纲纪，而不是单凭赏赐。如果只论赏赐，就是有无穷的财宝，也填不满骄横的士卒的欲壑的。”继而又告诫李从珂应该吸取前朝的教训，否则不改覆车之辙而继续搜刮民财，则有灭亡的危险。既然现在财力有限，应据实际情况平均分赏，其他以待他年。李从珂依言而行，不再一味纠容。果然军士之中，骄情横溢，自以为有功，得了赏赐，还嫌不够，仍是怨言纷纷。
谣言一起，李从珂唯恐有乱，就不敢从根本上加以整饬，对将士一味地迁就，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将帅骄横乱行，兵士不听调遣，各有所图。李从珂即位仅三年，早有异心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举兵起事，进而引狼入室，进攻后唐，沿途军队都不战迎降，李从珂穷途末路。最后登楼自焚，后唐灭亡了。
李从珂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滥付封赏来笼络人心。可是这并没帮他多大忙，反而是他平素骄兵不治，致使军中将士在危难关头，或望风而逃，或私通于敌，或弃甲而降，最后落得个登楼自焚的下场。
严宽相济赏罚分明
人们常说：“信赏必罚”。就是说对该赏的人要赏，对该罚的人一定要罚；另一方面，对同一个人，该赏的时候要赏，该罚的时候也不能姑息。做到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才能更好地管理部属。
为了明确赏罚之制，乾隆帝在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颁布了《行军简明军律》，严格规定了几十条赏罚条例，用以“整饶戒行”。《军律》阐明：“赏与罚，皆为军令所重，兹以军令各条谨加登载，至于计功叙赏，亦有一定之典，所以鼓励戌行，振兴士气”。将士在战场上只要敢于作战，都可获得从赏银到授予世职的不等奖赏。魏源在《圣武记》中论述说：“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在用将方面，乾隆帝也是“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最为着名的要数任举、高天喜二将。乾隆十一年（公元1946年）固原兵变，夜攻提署。固原游击任举间乱，单骑诣鼓楼鸣角，叛兵惧而退，追斩十余人，擒四十余人，击败攻城叛军，即擢参将。十二年（公元1747年）征金川，骁勇善战，乾隆帝谕谓：“在军诸将狃于瞻对之役，庸儒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总督张广泗也上奏说：在川镇将，忠诚勇于无出任举右者。遂破格拔至重庆镇总兵。前后一年时间，任举由游击升至总兵，可见乾隆破格用将的气魄。任举战死于金川后，乾隆“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侧”。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以示厚爱之心。
高天喜是乾隆帝一手破格提拔起来的另一位清朝名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高天喜以甘州守备，随参将迈斯汉援副将军兆惠击噶尔部于北路，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乾隆诏革迈斯汉职，即以高天喜代为参将，在明清一代也实属罕见。高天喜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回疆之役中战死。乾隆御制诗悼之，称其为“绿旗中第一人”，“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乾隆御制赞曰：“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面赤。是为血勇。呜呼！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爱将之心溢于言表。乾隆帝破格用将，不次拔擢，重封重赏高天喜之例最为典型。在这种重赏拔擢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现出一批打仗勇猛，能征善战的将领，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乾隆帝驭将，赏固信，罚亦严。对有功之将予以重赏，对于无功败将则处以重罚。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总督张广泗以三万清军在近两年时间里仅下五十余碉，进展迟缓，且死伤惨重。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加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至川指挥作战。张广泗与讷亲闹矛盾，各持己见。进攻四月有余，损兵折将，仍毫无进展。乾隆将张广泗、讷亲撤职诛杀，以示军威。此次统兵将帅出征不能努力作战，故意迁延，教训惨痛，为此乾隆帝于十三年针对将帅贻误军机的问题，特意研究讨论增军律三条：
“一、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斩立决。
二、将帅因私忿娟疾推诿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三、身为主帅，不能克敌，传布流言摇惑众心，借以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乾隆帝强调：“此非朕欲用重典，实以昭示武臣纪律而励能敢。”此三条针对将帅的军律制定后，乾隆对手那些再敢“玩寇老师”不努力作战者，坚持严惩不贷，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平定阿睦尔撒纳之战，清将军永常及蒙古王额林沁拥精兵数千，坐视清大臣班第失败而不救，清进攻阿睦尔撒纳。王保与将军策愣互相推诿，停军不前，致使阿睦尔撒纳逃逸，乾隆大怒，将策愣、王保撤职，逮拿槛送京师。再以达尔党阿、哈达哈二人代之，而两将军腐败无能，中敌缓兵之计，使阿睦尔撒纳再次逃脱，弘历逮达尔党阿、哈达哈治罪，诏曰：“二臣皆勋贵子孙，袭爵专阃，而因循观望，坐失军机”，尽夺其官，发热河披甲。最后用兆惠平定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
另外，乾隆一朝严惩的败将还有：在回部之役，诛杀将军雅可哈善，参赞哈宁阿，都统顺德纳，提督马得胜。乌什之役，诛参赞纳世通，办事大臣卡塔海。缅甸之役，诛大学士经略杨应琚，提督李时升，参赞额尔登额。兰州之役，诛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延赞、王禀望等等。经过屡次惩戒，结果“众皆悚惧，每遇战伐，无不致命疆场，罔敢怀敬安之念也。”乾隆帝的赏固信，罚亦严的驭将政策起到了励将奋进的作用。
乾隆一朝武功极盛，大的战役有十次，均获胜利，乾隆帝为此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不同，如何评价足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但这十次战役清军之所以最后均获全胜，与乾隆帝实施信赏严罚的驭将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次战役他亲自遴选将帅，批答奏章，每克一城，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告宗庙，重赏有功的将士，破格拔擢将弁，并在紫禁城建紫光阁，将战役中有大功之臣绘于其上，为其赋诗立传，极尽渲染之能事，以励将帅奋进之心。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战场上不能勇敢作战，临阵退缩的将帅，均严惩不贷。在十次战役中乾隆帝诛杀身为皇帝国戚、王公权贵的高级将领不下数十人，可谓用典严峻。
魏源在《圣武记》中总结说：“赏不遗贱，而罚不赀贵，故能使将士用命，四征不庭。”乾隆四十九年颁布的《行军简明军律》也说：“本朝武功之盛，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者，皆由号令严明，赏罚必信故也。”乾隆帝信赏严罚的驭将方法和严明治军的精神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
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
奖惩自身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贵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敬戒部下深思。
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汉末十八路诸候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十员大将，诸候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的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关羽挺身请战。袁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胀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候乘势进兵杀人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动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加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在与李催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项羽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哙也！”当荀或弃袁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作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于自己部下，也表现在他对于敌对营垒将士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洋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总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集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各显其才，而且少有叛变离心者。
论奖赏不能只说不“练”
在古代，“升官”总是和“发财”联最在一起的。有高官必有厚禄。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亏待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的下属。君臣之间乃是一种买卖关系。君主为了夺取或巩固其政权。不惜重金收买臣下的聪明才智；臣下为了高俸禄千方百计向皇帝卖智力。
天下许多坏事，都因为舍不得钱而发生。试想一下，如果功高不赏，只说不练，人们自然也就失去了向你卖智力的兴趣。
官爵可以使人富贵，吃香的、喝辣的，受人尊重，长命百岁，是人的正常欲望。孔子是圣人，但他丝毫不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文字浅显，不用翻译，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孔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人呢！
袁术是世家子弟，仗着老辈的余荫，坐镇一方。后来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是英雄的谁不想趁重新“洗牌”之际，多捞点儿好处。孙策是孙坚的儿子，在孙坚死后，继续追随袁术。
袁术手底下原来除了孙坚以外没有什么大将，可惜孙坚死得早，幸好其子孙策也很出色。袁术很喜欢孙策，曾说：“我要有孙策那样的儿子，死也满足了。”可惜他话说得漂亮，做的却是另一回事。
袁术为了激励孙策为自已卖力，曾许诺让他担任九江太守，后来却让陈纪去担任九江太守。人说“君无戏言”，做领导的也应该这样，说了不算，那许诺跟放屁有什么区别？
孙策的感受可想而知，袁术为了让孙策去打庐江太守陆康，又许诺：“本来要让你担任九江太守的，可我却错用了陈纪，我知道对不住你。现在你去攻打庐江陆康，胜利后你就是庐江太守。”
孙策骁勇，得胜而回。袁术却不是加封之事，把庐江太守的位子给了老部下刘勋。拿部下当猴儿耍，孙策彻底地对袁术失望了。
孙策假装替袁术征讨江东，袁术那蠢猪，还以为人家还会替他卖力，给了孙策一些兵马，孙策有了兵马，又碰上了周瑜，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拥有了江东。
袁术因为不信守承诺失去孙策，手底下人又无能，最后穷途末路，呕血而死。以封官加赏让部下赴汤蹈火，确实有很人作用，但像袁术那样，让拼死的人什么也得不着，让那些无德无能的人“摘桃子”，简直是逼迫忠诚部将背离自己。
许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哪能视为儿戏。一旦许诺，就要千方百计去兑现。一个人如果经常失信，一方面会破坏他本人的形象，另一方面还影响他本人的事业。
论功行赏“也须做好解释工作”
根据功劳的大小决定封赏的高低是理所当然的。可问题是功劳这个东西，又不是物体器具。要准确地衡量其大小，不是很容易的事。也许你认为某人功劳最大。理应得到更多的封赏；而另外一些人对你的想法持怀疑态度。此时。你万不可武断地宣称“我是对的，这事就这么定了”，而是应该耐心地做一些解释工作。如果自己确实判断有误。也不妨适度照顾好众人的情绪。
西汉萧何与曹参都堪称不以私害公的杰出人物。萧何与曹参都曾是沛县小吏，萧何是主吏椽，曹参是狱椽，两人同时参加了刘邦起兵。后来，一个运筹帷幄，支撑全局；一个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又同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刘邦统一后，大行封拜，先封萧何为候，食邑最多，这时，包括曹参在内的战将功臣们愤愤不平，都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借畋猎讲明了萧何在建汉中的作用，他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既然说到这一步，战将们便不好再说什么。
受封完毕，排定位次时，战将们推出了他们的代表曹参，纷纷陈辞道：“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分封之明，刘邦已拂逆功臣，首封萧何，这时，虽然仍想将其列为第一，但一时找不出新的理由，关内侯鄂君很了解刘邦的心思，遂上言论萧何与曹参之功劳，他说：“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然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当然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