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周刊记者：寒露 采访手记
一天晚上，赵刚把他刚刚完成的这部《7月39号》发到了我电子邮箱里。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赵刚正在写长篇。有时会在朋友聚会中遇到他，他总是不太说话，默默地吃东西，默默地笑着，偶尔和人开两句玩笑，都会把人乐得昏过去。
一直很喜欢赵刚的东西。他的作品并不柔软，带着如他本人名字般的坚硬，极有个性。
作为朋友，也很喜欢与赵刚喝茶、聊天、吃回锅肉。尽管他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但是与我这个七十年代的人的交谈并不费力气，他很善解人意。甚至我经常扬言要把赵刚给“沤”掉去当“花肥”，他并不会生气，每每都哈哈笑着，似乎很乐意似的。
印象中的赵刚总是端坐在那里，尤其在陌生的环境里，他始终保持他的惯性姿态——沉默。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赵刚热爱运动，喜欢足球等体育项目，一直是江苏青年艺术家足球队里的主力队员，练得了一身“枯干憔悴”的肌肉。如此沉静与张扬的气质竟然同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实在令人称奇。
赵刚早在少年时代便开始写小说了，他始终认为自己与小说有一种命定的缘份。看完这篇名曰《7月39号》的长篇之后我很激动——为赵刚能写出如此与众不同的小说、也为自己能看到如此精彩的小说而激动。因为无论是在全篇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部《7月39号》都带着浓烈的创新意识和个人痕迹，像黄土高原上长出优质大米的一片张显的黑土，让人对赵刚的作品充满期望，并满眼放着炙热烫手的光茫。
“这个故事更像个梦魇，太深地触及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我对赵刚说。
如此深沉的对话之于我和赵刚是头一次，但却是极有意义的一次。由于相互间嘻笑惯了，关于这部长篇《7月39号》的对话依然显得有些不够严肃。但我想，笑着说话远比拉长脸部肌肉说话健康得多。赵刚称自己已“人到中年”了，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赵刚笑着与我进行以下这番对话时，脸部的表情有时像个婴儿，纯朴得可爱——尽管他并不喜欢婴儿。
寒露：为什么会给这部小说取名为《7月39日》？
赵刚：“7月39号”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日子，但是它可能是我们愿望中的某一天，在这一天中我们得以从事或者经历一些在正常的日子里无法从事的工作和经历。仔细想一想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有这种愿望的。
寒露：那么你在这部小说中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赵刚：简单地说，是秘密，每个人心中最不愿示人的东西，甚至是具有某种神性倾向的事物。
寒露：它们和7月39号有什么关系？
赵刚：我也不大清楚，只隐约有一种感觉，觉得也许具有神秘倾向的事物可能就处在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点上，7月39号就是这么一处地方。
寒露：这是一部书信体的小说，以“我”写给法兰西总统的一封信而展开。能说说在写信的对象选择上为什么是法兰西总统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
赵刚：（笑）我身上有一种法国情结，我喜欢法国，更喜欢法语，和朋友开玩笑时我常说法语是我的母语，由此推之法国也就成为了我的祖国，那么给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写封家信，汇报一下自己在外面的生活也是很正常的吧。当然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要写这么长，写着写着就控制不住了，最后成了长篇。有点失控。
寒露：在这部长篇中，对于工厂生活的描述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重的，这里面是不是掺杂了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说是跟你的亲身经历有直接关系的一种精神体验？
赵刚：隐隐约约地能搜寻到一点自己的影子。
寒露：小说里面有一段，我认为描写得非常好。就是于天作为于哑巴的儿子，上了初中以后在学习英语里所遇到的挫折。我觉得越看越觉得这件事像真的，（笑），是不是你曾亲历的？
赵刚：那段是真的（笑）。在学校的时候我确实被英语伤害过一次，情节与小说中的基本相仿，这是我的记忆中最为扎人的一段，直到现在在感情上我都不是太能接受英语。我大概学了三年的英语，到现在为止，唯一的成绩只记住了一个单词：“JEEP”，吉普车，哈哈……
寒露：哈哈，太夸张了吧？那你现在对英文几乎是一无所知？！
赵刚：不过后来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要接触英语，自己身边也有一些学英文的朋友，所以现在多少还懂点儿英语了，水平还挺不错，一些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有时都比不上我。
寒露：不会吧！
赵刚：那我来说一个单词——“Chinese Ace”，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寒露：不知道。
赵刚：Chinese Ace，就是“中国最好的”意思。譬如在英国，曼城的球迷常常称中国球员孙继海是Chinese Ace，或者说到作家赵刚时他们也会喊一句Chinese Ace！
寒露：真有外国人这么称呼你吗？
赵刚：（笑）我还没教会他们，等再过些日子他们会喊的。
寒露：在小说中我看到一句话挺有意思的，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他偏离这个位置做了什么，他最终还是会回到原位置，别人无法覆盖。”
赵刚：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寒露：你从十几岁就开始写小说，现在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而且你曾说过你“天生和小说有关”，并在这篇小说中你曾写到，于天在施楠的肚子里遇到一个胖子，那个胖子对于天说“我认识你，你是个作家”，这种说法和写法是不是暗示了自己的现实命运？
赵刚：怎么说呢？其实我在这篇小说中设置了主人公于天三生的命运。第一次是于天在十九岁生日那天，经过一次突兀的性爱变为一个婴儿，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命运。其实在这篇小说中，我着重写的是他的第二次命运，但那个胖子的话其实是在暗示于天第三次的命运。
寒露：是不是说，如果你这封“信”继续写下去的话，于天还会面临第三次的命运——成为一个作家？
赵刚：对，是这样的。可是我实在没有体力再写下去了（笑）。如果小说往下继续，不用我教于天也肯定会成为一个作家，事实上我已经写了一些，但后来我把那些东西都给删了，我害怕这条线一旦触及，不把它写完整不太好，但如果写明白的话，可能还要写上七万甚至十万字，我的体力不够了，所以只好硬性地把这段给掐掉了。
寒露：但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赵刚：也许吧。
寒露：这篇小说的结构非常有意思，里面从十九岁的“我”通过和妓女做爱——一个婴儿——被于哑巴收养——一个初中生——工人于天，甚至在上班时候于天竟然又在一段时间里变成了“王副厂长”，这都是非常跳跃的，还贯穿着一种神秘感，你是怎么想到用这种稀奇古怪的手法去完成人物命运的转变的呢？
赵刚：从开始提笔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这么去写。后来被小说的发展节奏控制了，就跟着小说的趋势一路走了下来。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设置不是一般的生活逻辑所能解释的，但是对于我却是必然的，小说的基调一旦定下来，我也无力改变它。
寒露：不由自己控制了吗？
赵刚：是的。好的小说具备征服作家的的力量。
寒露：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这篇小说开头是从十九岁生日那天开始写的，到后来结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到十九岁呢？我从开始就盼望着小说中的“我”能在最后再回到当初。（笑）
赵刚：（笑）我成功地绕过了大多数读者的期待——包括你！
寒露：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去？
赵刚：那样的话就太完整了——从十九岁时的命运转变，最后再回到十九岁之前，完成一次轮回。这是传统的结构方式，对于这篇小说则不合适，你应该能看出来，在这部作品中一些常规小说观念和方式完全被颠覆了，就像于天某天去学校上学时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个工厂，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青年工人。常规的小说方式中不可能有这么写的。
寒露：这样突如其来的方式去表达小说人物的命运转变，是不是和你自己有时在生活中的感觉有关？比如，在某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对于生活的某个观点在认知上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有过这种体验吗？
赵刚：这个情节设置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思议的。我之所以这么去写这篇小说，有我个人对小说的理解在里面，我的小说需要一种独特的节奏，以传统方式方法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要求，那么我就必须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小说节奏的写作方式，当然这是在一部具体作品压迫下的无奈之举，我不可能先设计出一套技术，然后再谋求与这套技术相适的作品，这就本末倒置了。
寒露：这种方式是我在别的什么作家作品中几乎没有看到过的。
赵刚：这是我的方式。这篇小说中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自己的，源于我对小说的理解和对小说的一种技术性的把握。
寒露：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赵刚：应该是的。
寒露：《7月39日》中的于天在开始他人生命运转折的时候是在19岁。为什么选择19岁？
赵刚：18岁是法定的成人标准。但是中国民间重视的却是一个人的19岁，不知道这是不是和自然界的因素有关，譬如每隔19年时间就会出现一次重叠，中国民间祝贺一个孩子成人的时候一般是在20岁，也就是他（她）19周岁的时候，所以我为主人公选择了在19岁生日那天开始了他的另外一次的人生。
寒露：小说中的施楠这个人物似乎很大众化，很多单位里都会有一个类似的人。
赵刚：是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形象。
寒露：那你在小说中，把施楠与工厂、于天、王副厂长联系在一起，是基于什么考虑？是有意制造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吗？还是一种来自生活的自然描写？
赵刚：施楠这个人物在性格上应该还是有混乱的一面的，她的精明常常会损坏到自己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很常见，关于施楠的描写近似于生活中的白描，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写起来并不费什么力气，只要把她完整地记录下来就行了。这并不能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我在这篇小说中的优势描写并不是在施楠这儿，而是在其它方面。
寒露：小说里面还有个人物特别有意思，就是殷南生。
赵刚：殷南生是确有其人，他是个真实的人物，名字也是真实的。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也和小说中的几乎一模一样。当然他养的那些鸟没有那么神奇啦，那些鸟只是能说话而已，还能接住他抛到天上去的弹子。所以在这篇小说中，感觉上很虚幻的东西有很多东西都是还是挺真实的。生活其实有其虚幻的一面。
寒露：看你把王副厂长写成那么一副模样，就能感觉到你在现实中是非常痛恨这种人的。
赵刚：是的。（笑）
寒露：也能感觉出你的仕途心比较淡泊。
赵刚：不是淡薄，是整个没有。嗯……我在生活中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很少。也不是什么淡泊仕途，这么说可能有些美化自己，真实的一面是没有这个能力。知道自己没这个能力也就不做这方面的努力了。
寒露：对了，小说还有一个情节让我挺难忘的，就是司机小郭挨打时的对于天期待，但是被于天忽略了，后来就内疚得要死。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赵刚：类似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在那种激烈的状况之下，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真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这种事情对人是一种打击。
寒露：时间一长也就成了一种遗憾。
赵刚：是的。很多错过的东西是没法儿补救的。
寒露：小说中的于哑巴从收留于天到忽然开口说话——还是一口纯粹的上海腔，然后从于天的生活中逃离开，再到后来在火车上碰到他。关于这个线索设置和描写带有一种寓言式的成份。你打算寓示些什么呢？还有他在火车上对于天说了一句话：“小心啊，都是孩子扮的！”当时我看了之后便感觉有种震撼，但不知道这种震撼来自何处。
赵刚：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写到最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我自己也很吃惊。
寒露：而且在此之前，你在小说里多次提到于天总是很担心于哑巴哪天忽然说起话来了。这对后来好像也是个呼应。
赵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于哑巴会说话。（笑）但写着写着他突然就说起话来了，然后我自己都觉得怪异，停下来想这个于哑巴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他干嘛隐藏自己的语言呢，很常规的猜测是于哑巴是个逃犯，他怕自己一说话便暴露自己的方言，但我不太愿意别人这么理解，因为这太常规也太简单了。但这好像是惟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其实这于人生的秘密有关。于哑巴自始至终一直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一旦秘密被揭穿，他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是逃避、逃离和逃跑。
寒露：这里面好像讲的人面对某种真相时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赵刚：可以这么理解。人有时是很恐惧真相的。
寒露：小说中的那个看门人老马的形象也很有意思。他的那种无故怪异的仇恨在你看来是源自于哪里？
赵刚：生活当中总是蕴含着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情绪，只是平时都被各自隐藏在内心深处。而细较起来你会发现那些情绪统统地来历不明，譬如老马对那名老年女工那么强烈的仇恨，你整个没法儿解释，也毫无道理可言。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现实中的很多情绪其实是很盲目的，人们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不知道自己的爱恨源自于何处。
寒露：用一句现成的话说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笑）我觉得一个人的爱恨还是应该有个源头的。
赵刚：如果你非要硬性地去寻找原因的话，肯定能找到一些。但它是被生活一层一层遮蔽起来的。如果非要刨根问底的话，那就得把自己的生活一页页向后翻开，可是等你翻到具体的某一页时你突然发现原来藏在那里的记忆已经散失了，根本无法再去抓在手心里了，也就是说内在的原因已经失去了物质的质感，但它却早就牢固的驻扎在了你的精神层面上了。如果仅从逻辑上分析，的确“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很多凸现于生活表面上的东西却是找不到原因的，根本之处还在于你无需找出原因和原由。
寒露：看完《7月39号》之后，我有种感觉。好像小说描写中你对男性的把握能力要强于对女性把握。
赵刚：在写作上只要关乎女性方面的东西我好像都不太擅长。在平时的小说写作中，我最头疼的就是女性，有时会有一种偷懒的想法，希望在自己的小说中一个女性人物都不要出现。如果说我在小说的写作能力上有什么缺陷的话，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
寒露：是你对女性了解不够吗？
赵刚：不，是我对男性过于了解了。
寒露：你对小说中的性描写怎么看？性描写对当代作家而言，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潮流。
赵刚：但是，除了极少的大师级作家的作品外其他的小说中的性描写都很一般，有的性描写很滥，倒胃口，以至于现在一见到所谓爱情、嫖娼三陪题材的小说我都很反感，包括那本很经典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我阅读经验中，惟一给我留下好印象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寒露：那部小说已经不是纯粹的性爱描写。
赵刚：是的，他的表达很唯美。他在里面赋予了他自己的情感，而不是很突兀地去诠释一种赤裸裸的肉体关系。但是这种题材我自己还是不愿过多地接触，所以不想多说。
寒露：在你这部小说中感觉到男人们的结局都比较惨。
赵刚：还好吧。虽然小说中惟一的女性角色施楠通过努力的适应而在某方面得到了生活的补偿，但她未来的生活也是很令人担忧的。于天当然更是这样。但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多多少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中还会有不少是关乎生存本身的。即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可一世的成功人士也是一样，他们也有需独自面对和承受的东西，如孤独、失落感等等，和普通人一样。
寒露：谈谈你写这部小说的意图吧。也就是你希望这部小说最终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赵刚：我还是希望大家去把它当成一部小说来读，不要从生活中刻意地去寻找一些真实的痕迹。我在这部小说中倾注了很多的心智，调动自己所能调动的一切小说写作技巧，也融入自己对小说的独特理解。这部小说终究是一部艺术品，大家应该以欣赏的心态去阅读它。
寒露：这部小说的语言很干净，可见你在语言上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包括“学会葡萄的语言”什么的，很多句子让我感觉很精彩。
赵刚：语言与小说的基调节奏始终保持着一致，看来效果还不错。
寒露：你这部长篇总共写了多长时间？
赵刚：8个月。从1月份到8月份，9月份把它改完之后，本来没想到这么快出书，后来知道一家出版公司在征稿，就发了一份给他们，第二天他们就和我联系了，他们很喜欢这部小说。
寒露：我也有这种感觉。
赵刚：看来我的力气没白使。你从我现在的状态上都能看出我对这部长篇投入程度。前两部长篇出来的时候，我都能非常迅速地恢复中短篇的写作，但这次不行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找不到感觉，整个没法儿动笔写别的东西。可能写得太狠了，一时拔不出来。
寒露：作为一部十二万字的长篇，并不算太长啊。
赵刚：本来他们也是这个意思，想让我再写长一点。但我觉得长篇不是个字数的问题。我喜欢的长篇基本上都在十五万字左右的。小说好不好并不是单纯的字数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偏爱阅读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
寒露：包括这部《7月39号》，你好像已经写了三部长篇了吧。
赵刚：是的。1999年出了一本，第二本本来说是今年10份出的，但现在还没有出来，第三本就是这本《7月39号》了。
寒露：你怎么评价你这部小说？
赵刚：我只能说我很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独特的，这种独特不仅仅是在中国，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层面上衡量它都是独特的。前两天有个朋友从国外回来，看了这部小说之后也很激动，我当时开玩笑地跟他说，《7月39日》算不算世界优秀的小说之一。朋友听了很严肃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反正没看到有类似的！
寒露：看来你对自己的作品相当有信心啊。那你在写作上对自己的最高期望是什么？期望达到什么一种状态？期望得到些什么？譬如诺贝尔文学奖什么。
赵刚：不，不，不，诺贝尔文学奖肯定不是评判文学的最高标准，它只是诸多评判标准的一种。
寒露：成功还是需要某种形式来体现的呀。
赵刚：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在写作上的最高期望就是作品在被大家认可为“优秀”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赚一点钱。
寒露：这就是你的最高期望？！低了点吧？
赵刚：确实就只有这些。
寒露：认识你也不少时间了，感觉到你个性中并不像你表面上看得那样开朗，似乎你面对陌生的环境时尤其沉默，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吗？而且在利益争取上很多时候你都懒得开口，为什么会这样？
赵刚：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于生活没有太大的欲望。比如说我喜欢你的打火机，我才会开口问你要，但如果我不喜欢你的打火机，那我要它干嘛？或者说虽然你的打火机很好，但我觉得自己的打火机更好，那也没有必要问你要了。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强硬的支撑物，那就是我的写作，以及尽可能地写好的追求，除此以外我对生活没有太强烈的欲望。
寒露：人的欲望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尤其是当你到达某个阶段以后。
赵刚：但是我没有。
寒露：那你写到今天，仍打算一直写下去，还是也会尝试去做一点别的事情？
赵刚：只要我还能写出作品，就会持续写下去，并且继续探索一些小说写作中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寒露：如果经济上出现问题了怎么办？
赵刚：应该来说不大可能。只要正常地工作就不应该会出现这种状况。譬如一年写个15-20万字，正常发表的话，光稿费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了，在此基础上，如果有一天碰巧我能写出一部畅销的东西，没准一下子就解决了二辈子的生存问题。
寒露：你周围也有不少朋友都买了车买了房，西装笔挺地过着一种相当富裕的生活，你不羡慕吗？
赵刚：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寒露：当然是真话。
赵刚：我真不羡慕他们。我的确有很多朋友都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刚刚买了一幢两百多平方米的别墅，花了一百多万，还说再去买辆车什么的。他对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那个一百多万的别墅和十万块钱的普通住宅没什么区别。我听完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是生活当中成功的标志。
寒露：那你认为生活当中你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
赵刚：拿写小说来说，并不是说你发表了东西出了书，或者被中国作协聘为党组书记就算成功了，只有在你写出了你愿望中的一部作品并顺利通过一系列的标准检验之后你才是成功的。
寒露：那么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赵刚：是艺术。
寒露：在你小说的结尾处，出现了很多的孩子。而小说主人公于天则对他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为什么会这样？
赵刚：先更正一下，那些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孩子，是婴儿期的孩子。
寒露：这有区别吗？
赵刚：这和我对孩子的认识有关，在我的认识中婴儿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不属于人类。
寒露：你能详细说说吗？
赵刚：不好说也不敢说，婴儿是软弱的，我要是在这时说了他们的坏话，那些年轻的母亲会杀了我的。
寒露：从心理学上来看，可能你小时候挺厌恶自己的。
赵刚：好像是这样的。不过，我好像挺喜欢半大的孩子的。我觉得四、五岁的孩子特别好玩，因为他们已经有认识能力了。我害怕的主要是那种婴儿。
寒露：婴儿对人并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啊？
赵刚：我并不是恐惧他们会给我构成威胁。而是觉得在面对这些婴儿的时候自己不知能做些什么，假如他们突然哭闹起来，我是应该哄他们还是揍他们或者和他讲道理？（笑）他们对世界还茫然所知……
寒露：那你在小说中设置的这个情节是想表达什么？
赵刚：婴儿的出现预示家庭生活的开始，是婚姻、责任等等。
寒露：面对这一切时你选择了逃避。
赵刚：不是我，是小说里的于天。
寒露：他为什么要选择逃跑？
赵刚：因为恐惧，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恐惧。
寒露：在小说中婴儿的数量庞大，几乎成了一支军队，追捕和围剿着于天。
赵刚：他们其实只是想捉住自己的父亲，并把他押回到自己母亲身边。
寒露：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要暴动呢！
赵刚：可能是我没写明白。
寒露：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对待婴儿吗？
赵刚：娶一位厉害的妻子并生下他们。（大笑）
寒露：你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工作了，在这篇《7月39号》的长篇小说中，你对工厂生活的描写让我感觉很压抑。像主人公于天到后来虽然在体力上变得相当强大，但他到最后还是落了个无奈的命运结局。那你当时在工厂的时候是不是也如小说中的于天一般的无助和无所适从？
赵刚：我在工厂里呆了七八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整个是一个噩梦，真不明白我居然在里面呆那么多年。我不喜欢这种职业，也不期望和其他工人的交流。我和他们没什么话可说，他们对我本人的一些额外爱好也没什么兴趣。我当时是汽车修理工，没有工作任务时我会看看书什么的。而他们觉得看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找来一个足球，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工厂里练练球什么的，他们同样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
寒露：这缘于趣味的不同。
赵刚：他们认为我的这些爱好和生活就没什么关系。他们背后就会说，一个工人读书干什么？还在那种水泥地上踢球！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怪物。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而我对每个月领到那些工资一点兴趣都没有。领导们经常威胁我，赵刚你不要再乱跑了，再乱跑就扣你工资！可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扣不扣我工资。
寒露：那你可就要经常被扣工资啦。（笑）
赵刚：这种事经常发生。（笑）
寒露：那你认为工厂的生活给你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赵刚：是认识。这一段经历让我得以认识了工厂。今天看来这一点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起码在题材的占有量上我要比别的作家有优势，譬如我可以写工厂题材的小说，而缺乏这种认识的作家就没办法介入这个题材，生活当初从我身上拿去的今天已经以一部长篇返还给我了，也许就是《7月39日》。
寒露：谈谈你喜欢的小说吧。在世界范围内你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赵刚：法国作家和犹太作家。
寒露：你为什么对法国那么感兴趣呢？
赵刚：那是我的“祖国”啊！（笑）
寒露：打算去法国吗？
赵刚：有机会一定会去。
寒露：你去了法国以什么为生呢？
赵刚：写作啊。而且觉得自己可以靠写作活得很好。
寒露：如果这样那你在中国也应该过得很好。
赵刚：中国不行，我指得是中国的文学标准很混乱，它只有生活标准而没有文学标准，即使有，那也是生活化的文学标准，出版、评奖都是一种关系的结果。
寒露：这话应该如何理解？
赵刚：打个比方。我是一个作家，你也是一个作家，我们一起竞争一项文学奖。本来应该是谁写得好谁得奖的，但是因为你和评委很熟，那么你得奖的机率就比我大了很多。
寒露：这里面有个问题，你凭什么说你的小说比另外一个人写得好呢？
赵刚：对，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有关“好”的小说标准，或者说谁也说不清好小说究竟应该具备怎样一种条件。因此在权威者看来，把奖颁给你或者颁给另外一个人并无区别，有了这么一种认识之后，剩下的条件就是人际关系了。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在面对出书、评奖等等利益分配上面，作家之间不是比得谁得写作更优秀，而是比谁的关系更多，人缘更好！
寒露：这与中国文艺界评论者的错误引导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我觉得中国缺少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大家都是靠着一张紧密的关系网在互相吹捧或互相谩骂。
赵刚：所以中国目前急需建立一套健康的文学机制和标准。
寒露：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赵刚：有。那就是把中国作家集体迁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引入世界文学标准来对他们的写作进行约束和考察，如果真这么一来，你说究竟谁会是中国作家中活得很好的？
寒露：我们来猜一猜！
赵刚：不用猜，我告诉你，活得最好的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