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顾准后来对自己幼年时的生活有个判定，说“是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之中”。家庭衰败使顾准在小学毕业后选择了进入职业学校的求学道路，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早点就业，以帮助家庭摆脱经济困境。即使在学校的减免学费的情况下，顾准读完两年初级班后，已坠入贫困的家庭也无力再供他上高级班了。
1927年夏天，顾准因为家境清寒，无力承担学费，在中华职校初级班毕业后，不得不中辍学业。这时，他由小学老师殷亚华推荐，并经已在银行供职的王志莘介绍，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即资本主义化的新式学徒）。王、潘两人系留美同学，1921年同时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办人简照南、简玉阶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由于这一缘故，他们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这一年，顾准不过十二岁，进入潘序伦的会计事务所是顾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从此走入了会计学这一领域，会计知识给予他的不仅是职业和成就，还有行为方式和思维方法。顾准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活；开始了会计学的研究、教学和实务工作，从事会计学著作的写作，与会计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著名的会计学家，虽然这“并不是出于对会计学的爱好，纯粹是一种偶然的机缘”。同时，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不仅限于会计学一个领域。基于潘序伦及其会计所对顾准的影响，下面将简约地了解一下潘序伦及其事务所。
潘序伦，189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蜀山镇，后人称他为中国现代会计学一代宗师。他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时中过举人，算是“书香门第”了。潘序伦按中国的说法应该算是“大器晚成”一类的人物，早年他的读书和就业经历都非常繁杂而坎坷。在读过私塾教育和小学后，他先后读了两个中学——在上海浦东中学（当时是黄炎培任校长）读书时，因参与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而被学校开除、五个大学——既有国内私立的“野鸡大学”，也有当时国内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还有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出国留学之前曾做过军人、职员、中小学教师，并一度沉迷于赌博之中。在自己的努力和一些偶然性因素的促成下，28岁的他竟考上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招考的留学生，先后到了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取得了哈佛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哥大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种充满了复杂性、坎坷性和偶然性的人生经历使潘序伦在待人处事方面具有相当的包容性，正是因为如此，只上过职校初级班的顾准才有可能被潘序伦提携为专业会计教员，而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的人才有可能被潘序伦接纳为会计企业的成员，无论你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这点在他对顾准的态度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从1927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十三年中，除少数一段时间，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与潘序伦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术高峰。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囿于世俗的偏见，拘泥于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从一个练习生开始，顾准很快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师、会计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译科副主任、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教师、事务所稽核员、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等等，并以此作为职业掩护，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在美国留学期间，潘序伦把自己的功课主要集中在会计学方面，1924年潘序伦回国后，在上海国立东南大学所属的上海商科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任教，主讲西方现代会计学，将复式簿记方式及其理论引入上海商界。1920年代正值中国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的发展，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简的中式簿记已难胜任日趋繁复的财务活动，现代会计在中国有相当广阔的前景。1927年，潘序伦创办了自己的会计事务所——潘序伦会计事务所。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潘序伦感到会计师业务的发展，必须取信于社会，于是第二年他便取了《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后来他还把它引申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把它作为立信会计的训条。潘序伦是一个精明而有眼光的实业家，他在办事务所之余，开展起了会计教育培训事业，从簿记训练班开始，办起了夜校、函授学校，最后发展建立起了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这当然是后话。
顾准进立信时虽然只有12岁，但“立信”的训条及人文环境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此时的他正是年少成长的年纪，环境对他的身心熏陶、性格塑造产生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顾准何以能在“文革”苦难的环境中谱写出思想史上的华章呢？对此，学者们纷纷给出答案：因为他具有“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李锐）、“艰苦卓绝的精神”（林毓生）、“求真求实”（王元化）、“敢于怀疑、敢干否定的科学精神”（邵燕祥）等等，甚至于概括为“顾准精神”。这些都不错，可它们又源自于哪呢？笔者以为这些都源于顾准性格中的一个特色：执著坚韧的自信！正是因为有这份坚韧的自信，他才有求真的勇气、批判的精神、卓绝的风范；正是凭着这份执著的自信，他才敢于首先否定自己、敢于怀疑权威、敢于与任何人作思想上的拼搏；也正是倚仗这份自信，他才会不畏当下困境勇于放飞希望、去寻找出路！顾准这份坚韧的自信是塑造于立信会计所的磨炼和成就。
顾准进入会计事务所时是一个练习生，这是一个跑杂活的工作。然而，由于顾准聪颖好学，勤奋努力，仅上过会计夜校半年簿记课程且只有职校初级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竟然逐步掌握了相当的现代会计知识和原理。随着会计事业的发展，慧眼识才的潘序伦大胆地使用顾准，从1928年到1929年，少年顾准便由练习生升任为会计员、查账助理员、会计夜校助教；1930年出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1932年下半年担任了立信会计夜校的教师（1931年曾经安排他担任一个班的教师，但学生看他年纪小，仅16岁，把他轰下了台），继而承担了大专班银行会计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负责立信会计学校部主任。期间他还担任《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编辑助理，独立编写了一册《簿记商业习题详解》，1932年开始编著《银行会计》的讲义，1934年《银行会计》正式出版。一个只上过职业初级班通过自学的年轻的会计学专家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这一成长历程和经验，不用说，对顾准鲜明的自信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使顾准对自己的智识能力以极大信心。少年得志更“狷狂”，没有自信哪来“狷狂”？这种“狷狂”自信的性格在他一生中成为最具魅力的品格，是他在磨难中保持自我品格的根本所在。
潘序伦是于1927年春天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的。当年7月中旬，顾准通过王志莘介绍进入事务所，这时，所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员除潘序伦本人外，还有两位专职职员唐荣山、俞晋贤，两位兼职职员丁震、顾洵，一位“茶房”（勤杂工）徐秀林，加上顾准一个练习生，共有七个人。说顾准为立信元老，此话不假。
潘序伦的事务所，以公正服务、建立信用为宗旨。潘序伦在业务活动中特别注重信誉和公道，加上他学兼中西，拥有许多如顾准一样的财会精英，因而承办业务，效率质量俱佳。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在社会上确立起良好的声誉，承接的各类业务量大增。1939年起，桂林、重庆、南京、广州、天津等地也设立了分所。
潘序伦在现代中国会计史上，创办了富有特色的融学校、事务所、出版社于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在这一事业的架构发展中，顾准既得益成才，也贡献殊多，功不可没。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1983年）还念念不忘，他说：
顾准同志在我国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在1927年就参加我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一名练习生，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他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所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
事隔多年，潘、顾两人的友情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销蚀，透过上述言语，我们仍能体会到潘序伦对顾准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
1927年至1940年，顾准从12岁到25岁，这是他在立信的十三年。这十三年，是顾准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立信是顾准成名成家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加革命工作、地下斗争的场所。
二
自1927年开设会计师事务所后，潘序伦决心以会计师业务作为终身职业。他常常告诫自己，要做好上述会计师业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首先要建立起客户的信任，而以财会工作为职业的会计师，则更需要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诚实不欺”的信誉，公正地为客户服务。
潘序伦对刚进所的幼小的顾准，给予了父辈般的关怀，予以倚重，从经济上、事业上提供方便与照顾。第一个半月，除供膳外，顾准领到薪水四元，第二个月提高到六元，以后逐月增加两元，到该年11月份薪水为十二元。这样维持一年半以后，又续有增加。
初进事务所，由于人员精干，一人往往需要身兼数职。当练习生的顾准，每天除了接待应酬，给来所联系业务的客人让座倒茶，到银行送缴款子等之外，有些公司登记和代办商标注册的正式业务，潘序伦也让顾准去干。
不多时，事务所人员增加，分工细化，上述业务便有专人承办了。顾准就做一些抄写、跑腿等辅助工作。
这时候，潘序伦根据他从事会计师的体验，深感中国会计人才之匮乏和推广新式会计之紧迫。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设立了事务所不久，就着手进行会计职业教育。1927年夏天，即顾准进所之时，潘序伦先在事务所开办了一期簿记训练班，以在私营工商企业工作的青年小职员和练习生为对象，利用事务所晚上空闲时间授课，由事务所工作人员（包括潘氏本人在内）担任教师。这一训练的教育方针，在于改良旧式簿记的上收下付记账方法，传授西方复式簿记的技能和知识。首期学员虽仅有二十三人，但这小小的训练班，可以说是后来规模恢弘、名声远扬的立信会计学校的雏形。
立信的簿记训练班从第二期起正式定名为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时为1928年春季。顾准成为该校首届学员，同届学员人数很多，事务所原有教室已不敷使用，只好移至河南中路吉祥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屋，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顾准在这所夜校利用业余时间，念了一期簿记，为时半年，对会计有了初步了解，成为他会计生涯的启蒙。在此之后，他学以致用，当过事务所的会计员、查账助理员，并升任文书科工作（主要代办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业务）。
立信补校办得甚为发达，这是由于教学讲究实效，注重实用，适合了社会需要，招生人数愈来愈多，班级与科目也随之扩大。学员不但有在职青年，还有不少失学失业青年，他们为了取得一技之长，勤奋好学，成绩大多优良，普遍受到工作单位的好评。顾准当然也不例外。
潘序伦在办学实践中考虑到，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立信补校创办伊始就重作业、课卷多，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从1929年秋天开始，顾准被潘序伦选作助教，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和批改作业，年纪虽轻，阅历虽浅，他勤勉笃实的工作作风，深得潘校长的青睐。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是潘序伦的成名作，由其主编，并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从1929年起，该书随写、随印成讲义在夜校中使用，潘序伦让顾准利用夜间工余抄刻钢版，每张1500字，每天晚上可刻两张左右，他边刻边自学，对商业簿记这门学科逐渐熟稔起来。这年年末，也就是该书编写后期，顾准成了专任助理编辑，俟全书定稿誊正，他就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跑印刷所、当校对等。这本列入“大学丛书”的会计书籍，一炮打响，十分走俏，为各商业企业和会计学校广泛采用。
通过两三年的锻炼，顾准初步掌握了会计这门学问，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崭露头角了。
三
只有十五六岁的顾准为人淳朴，工作勤奋，甘于吃苦，而且智慧过人，他以惊人的速度和聪颖的天质，很快掌握了西式簿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学校，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由此提高他的智能和办事能力。在潘序伦眼里，顾准已经可以独立担纲，走上讲台。
1931年下半年，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招收了许多学生，班次得到增加。潘序伦请顾准担任一个人数较少班级的教师。此时，顾准只有16岁，年龄实在太小，加上稚气未脱，还不如有些在座的学生，上课不到一个星期，便被学生轰下台。又过一年，他又担任一班的教师，这回站住了脚，并受到学生欢迎。潘序伦主持的立信，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来普及会计知识与技能，除了夜校之外，还开办了函授学校、晨班、星期日校、速成科、短训班等。顾准在夜校兼课以后，潘序伦又创办了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让他负责函授行政工作。
立信举办函授教育的缘由，在于“自夜校设立以后，本埠（按：即上海）各工商机关之职员，得一补习簿记会计学识之机会，莫不称便。惟外埠学员，除专程来沪加入听讲者外，终以未能得有同样研习之机会为憾，于是纷纷来函请求添办函授学校。本所（按：即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本服务社会之宗旨，乃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正式开始函授。所设学科，计初级分中文及英文高级簿记二种，高级分高等会计、银行会计及公司会计三科”。后又添设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等。这所函授学校采取的教学方针认为，函授教育“系用通信教授，学生研究，恒易流于疏忽，本校力矫此弊，多方加以督促，务使不致中途废学，凡毕业之学生，对于本校此种教学方法，几无不极表满意”。这一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声誉，与顾准的努力密不可分。
顾准从自身求学的体验出发，深感函授学员学业之不易，他任学校部主任后，更积极改进函授教学方式，对学员疑问的解答，力求迅速，不容拖宕；对学员课题的批改，力求详尽，不容敷衍。同时还编辑发行函授刊物，作为补充教材。出于同情，顾准还竭力主张减低学费，以期经济能力较弱或失学失业的青年能够承受。
这时候的顾准，勤勉笃实，见识超群，令立信同仁刮目相看。事隔六十多年，当时的同事李鸿寿仍觉历历在目：“1931年初，晚间我在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当时是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补习班）教课，白天兼管夜校教务。顾准同志负责函授班工作。他上班时，穿一件布长衫，拿一把洋伞，夹一本书，朴素无华，好学不倦。这个印象最深，至今仍记忆犹新。白天，我们两人的写字台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比较多，他不仅专攻会计，而且知识面广，对于国内外大事，娓娓而谈，可敬可佩。他比我小六岁，我认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有什么问题，总是与他商量。”
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这段期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其职业向上时期。他从做练习生、跑银行、刻蜡纸、印讲义、批习题，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学校部主任，后又被委以编辑科副主任之责；撰写会计学著作，再后出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顾准在教学科研方面精益求精，终于攀上了会计学术的高峰，不但深受同事们的钦佩和同学们的爱戴，而且名声在外，先后被上海圣约翰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和上海法学院等多所大学聘为兼任教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如此出类拔萃，在当时的上海滩罕有侪比。对此，有识者早有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曾撰文追述，他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读〈顾准文集〉并纪念顾准八十冥寿》一文中开首便说：
最早听说顾准的名字是在30年代末的上海。当时我有亲戚在立信会计学校上学，说起那里有一位杰出的老师，年纪只有二十上下，却已当上了教授，而且最得学生的崇敬。立信并不是北大、清华那样的“最高学府”，但是其专业训练之严格却是全国闻名的，等闲之辈是上不了讲坛的。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吧，这个名字从此就永远地印在我这个中学生的脑子里。
当时，连中学生都知道顾准的名字，可见他在会计界和教育界的双重影响。年轻的教授顾准办事干练，亦擅教学，的确名实相副。
由于早些年间，顾准做过一些潘序伦所著《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的编辑加工工作，内容娴熟于胸，因而他一开始便在各校讲授《高级商业簿记》课程。虽然对教材熟悉，但是事先仍备好课。上课时，他既注意突出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每每为学生点拨关键之处，同时又顾及教材的系统性、连贯性；既论及本课程与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联系，又十分强调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结合。他还多次揣摩合适恰当的教学方法，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形成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教学效果很好。顾准的课程，非但本班同学欢迎，还引来了许多旁听的学员。听过他的课的人，原来并未接触过会计实务，都视他为自己的“启蒙教师”。
1934年，顾准编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会计专著——《银行会计》，该书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以此为教材，他又讲授该课，并且应聘到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等授课。据立信老校友苏民先生回忆，顾准的这门课程同样非常出色：“我与顾准同年。三十年代初，我在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攻读，并兼《成本会计》课，而他是《银行会计》课教师，从此相识。他教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当时，这些同学大都是银行界小职员、练习生，与顾准同志相处甚欢，气氛非常活泼。顾准同志年轻有为，学识渊博，同事们和同学们都十分爱戴他，也是我平生最敬佩者之一。”而顾准又不以教授自居，傲视他人，大家都感觉他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四
立信是旧中国的一块绿洲，容纳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由职业者），除了校长兼主任会计师潘序伦这位人称“会计界的泰斗”外，还有李鸿寿、钱遒徵、顾洵、许敦楷、郭驹、张蕙生、钱素君、李文杰、蔡经济、王澹如、陈文麟、王逢辛、唐文瑞、施仁夫、管锦康、韩曼涛、周鲲等人。
潘序伦的人才观是“任人唯贤”、“任人唯需”。许多人愿意来立信，发挥一技之长，潘序伦对年轻人厚爱有加，不时提携褒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顾准得以潜心研究会计学术。
1934年初，就在顾准初出茅庐之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中国会计革新运动，发表文章，积极争鸣，为使中国会计早日国际化出了不少力。
顾准的会计成名作，是1934年初出版的《银行会计》一书，时年十九岁。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银行会计学术专著的空白，受到社会的重视，许多大学、高中商科都将该书选作教本。顾准在撰写此书时，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并结合自己在中国银行的实务，所以原书卷帙较大。
后来，顾准考虑到，“假使学生的功课繁忙，而选习的时间过少，就要感觉到教授和肄习的困难了”。因此，他将不十分普遍的实务和会计资料删去，“又加以相当的更改，使说理更加明显”。这样，便于初学者自学的《银行会计教科书》就问世了。此书的编制，具有特点，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银行会计》书内叙述实务的时候，拿科别做单位，而在这本书内是以每种业务做单位的”，作者如此编排，同样是出于“便利于初学者的”初衷。
顾准在进行会计学术研究著述的同时，与立信同仁一起，为我国会计名词的规范化，作了不懈努力。对此，他是这样说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敝事务所同人着手编辑《立信会计丛书》及《会计季刊》时，常因我国向无统一之会计名辞，感觉困难，故曾根据各家会计译著，编为《会计名辞汇译》一书。自民国二十二年至去年（按：即1938年）夏季，五年之间，我国会计译著出版甚多，若干重要法令如会计法、商业登记法、破产法、所得税法规等亦已先后颁发，会计名辞之应用，亦已渐趋一致，遂将《会计名辞汇译》一书，重加修订，本年二月，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在题为《常用会计名词之改正及其说明》一文中介绍了修订该书的过程，即“除于一般名辞，搜集各家译名及意见，为之拟定或选定译名，并附加一部分常用会计名辞，经国内学者之建议，以及敝所同人之考虑，确定译名有与原来习用名辞不同者如分录簿之改为日记账，总账之改为分类账等均是……”诚然，会计名词的不统一以及各种书刊的写法与译法各行其是，给读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及教学、科研都带来不便。针对这一情形，顾准在潘序伦指导下，收集了会计名词二千余条，每条先把国内会计书刊原有的译名开列出来，然后择一适当的名词，或另拟译名，并加以注释。《会计名辞汇译》就是这样汇集而成的，该书言简意赅，适合我国国情，对扭转混乱局面，统一我国的会计名词，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顾准对此功不可没。
顾准为了会计名词的科学化、规范化，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真可谓“语不惊人誓不休”，一隅三反，十分尽心。比如对英文原名“Accuntiong on the Accrual Basis”一词，原译名“应收应付会计制”，改译名“权责发生会计制”、“要责应计会计制”。最终改译的理由如下：“本辞原译‘应收应付会计制’，嗣后丁佶氏于（会计名辞汇译之商榷）中，主张名改译为‘应计会计制、发生会计制’。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公布之会计法第四条内，有‘各种会计科目之订定，应兼用收付实现事项及权责发生事项为编定之对象’之规定，所谓收付实现事项与权责发生事项者，当指Cash ltem与Accrual Basis而言。依此推定，Accrual Basis当译为‘权责发生制’。”仅举一例，可见顾准他们花费了何等心血，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的贡献。
1939年，潘序伦向国立编译馆推举参加会计名词初步审查人，这份名单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入选人员都是知名学者，均为一时之选，其中就有顾准。在此之后，顾准与潘氏合撰了《国立编译馆拟定经济学名词初审本中与会计有关各名词之讨论》一文，颇有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