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天下之忧而忧
1．最缺的是人才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衰；信息决定胜负，人才决定兴亡。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有了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有了启动市场的金钥匙。
目前中国金融网最缺的就是人才。何世红开玩笑说：“21世纪什么最值钱？人才。”口气颇似《天下无贼》中的黎叔，诙谐的口气中有着求贤若渴的真诚，也有难以物色到真正人才的失望。中国金融网走到现在，资金运营方面已经不是大问题了，最大的阻碍就是人才。目前中国金融网有很多计划，这些需要一批人才来实现，很多大的思路要有人才推动，很多项目需要培育，要把中国金融网这个蛋糕做大，必须得有适合自己口味的人才做这个蛋糕，所以说最缺的就是人才。
怎样吸纳人才呢？一个是通过守株待兔“等”人才，也就是招聘，因为中国金融网牌子大、影响大、辐射面广，会有人自己找来；另一个，是主动出击“挖”人才。“挖”过来的人才都还可以，而“等”来的人才中没有几个是真正的人才。所以，必须自己主动抓人才，这好像在超市里面选东西一样。
比如选一个秘书，公司从上万封简历中选一个助理，却在一万人里选不出一个符合条件的，或者是干一个月以后就要淘汰，为什么？他需要的是“一点就明白”的人，如果什么事情都不明白，还需要教，而教了他们也不一定认真去学，也不一定真能教得会。
也有人提议，如果想招到最合适的人才，必须制订一个方案，比如说招外企人才，就必须招一个适合外企的人才，必须对应思路，通过制订一个方案，对应这个思路才可以进入海选。如果等着投简历的人，都不是好人才，因为好的人才不会投简历、等着你招聘。在这样的游戏规则制定了以后，就要广为宣传，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人就都愿意进入这个游戏规则，进入这个游戏规则以后就可以挖到人才，不然永远都是不断走人，永远都是“等”人才。
对此，何世红无奈地摇摇头，用了，什么方法都用了，方案也有，但要找一个很对口味的人才，真是太难了。他们不仅是要用最优秀的人才，而且是用最适合、最实用的人才。此前，中国金融网还请自己的CEO到哈佛、芝加哥去演讲、去招聘、去找在校的MBA学员，可效果也不是尽如人意。
任何商业的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要做一流的企业，就要有一流的人才，三流的人才做出来的一定是三流的企业。在一个企业云集的时代，它们的数量是几乎难以统计的，更何况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呢？到底有多少人才能满足需求呢？
在何世红看来，一个人才必须虚心，要能沉下来。他说自己在批评某个人的时候，其实是想培养某个人，想把他的智慧灌输到某个人的大脑里。但能虚心接受批评的人很少，做得不好，还要听好听的，要夸奖、要哄，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起责任？怎样来做祖国的栋梁？他不知道若干年后会出现什么问题。至于留学生，他用过20多个“海龟”，这些“龟”进来一个个都不管用，根本不懂中国企业的运作模型，“吃”不懂市场、“吃”不懂行业，他们一讲就是西方如何。西方要和亚洲结合，结合不了就是空想。
中国金融网的用人守则是——用一个二流的人比用错了人还糟糕。何世红曾经说过，他任用人才的优先考虑是：“如果有人没法进入工作状态，我们其实还好办，但你如果用了个二流的人才，工作表现勉勉强强，那我们的麻烦就真的大了。”
依何世红看来，一个二流的员工一旦在公司里占到一个位子，你就很难让他走开。所以，为了避免这种麻烦，何世红从创业之初就始终坚持公司雇用的员工人数绝对要少于实际应付工作所需的人数。他的计算公式是“N－1”，这N便是公司实际所需的员工人数。
人才是靠培养的，中国金融网一方面不断吸引有实力的人才，一方面加强对人才的培训教育。不仅要教他们做事，还要教他们做人，培养他们的责任心。
何世红这条简单的经验法则强调的是非常明白的信息：只用最聪明的人，因为你永远没办法把你需要的人全弄到。在中国金融网始终找不到无所事事的人，何世红本人也始终特别注意挖掘特别的人才，常常亲自出马面试。对此，他自己还颇为自豪。
2．教育体制让人忧
中国金融网一直在为招募人才的事情伤神、费脑筋。是什么原因造成人才缺失呢？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问题。何世红说，现在的学校，根本不履行教书育人的作用，他不知道若干年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当今世界，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已从中古农业文明时代，仅凭原始体力肉搏取胜的“体力战争”；演化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凭借人造机械取胜的“机械战争”；发展到现在、未来，已是凭快速信息、先进知识的脑力创造取胜的“知识战争”。在竞争面前，完善的教育体系是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的惟一法宝。在一定程度上，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法则依然适用，但未来世界的优胜者，不再是发动暴力战争的杀戮者，而是属于教育更普及、文化发展更发达的民族。诚如最近美国教育委员会所宣扬的：“如果还想维持和改进我们在世界上尚有的一点竞争力的话，惟一的办法就是倾注全力不断改革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问题关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关乎国家的发展甚至生死存亡。而如今的人才之所以日渐缺乏，教育体制不完善占很大因素。
中国金融网常常都有一些大学毕业生或者是研究生前来应聘，被录用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教育体系没有与社会的实际需要人才和分工体系紧密结合，只是衡量书本的成绩。学校教育只是书本的内容，而忘记了实际操作的东西，理论与实践不配套，所以现在的人才出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其次是大学教育智力测试跟不上来。一个在校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接触社会乱七八糟的东西，照样会毕业，虽然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这样的人会感染更多人，严重影响校园风气以及教学成果。
有这样一个事例：同一个题目——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
中国学生先是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外加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等。有人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生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从一些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社会生活细节，如教育、就业、食物、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实际问题人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一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精确到几角几分。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美国的小孩5岁时，就可以参加童子军（girls couts）。这个组织在美国孩子中非常流行，但结构很松散，不过是几个家长凑在一起，轮流志愿带孩子而已。等他们长到快6岁时，童子军派下差使：推销饼干，目的是培养孩子的社会和经营技能。童子军的网站也直言不讳地介绍，美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在童子军卖饼干开始的。饼干一包4美元，至少高于市场价30％。这么教孩子赚钱，是否过分呢？一试才明白，买童子军的饼干，没有人嫌贵。刚开始时，有些孩子见了哪怕是熟人，害羞得话也说不出来。不过，大人们都特别热情，一看他们穿着童子军的小制服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呀？是在卖饼干吗？我可以买几包吗？就这样在“客户”的引导和鼓励下，他们的买卖也开张了。许多买主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在童子军里卖饼干长大的。渐渐地，孩子们也都敢主动张嘴推销了。饼干有4种，有低热量的，有巧克力的，等等。每次推销，孩子要向人家解释品种，告诉人家买某种饼干的理由，然后算账，4块钱一包，一共多少钱，算术也跟着学了。具体卖的办法是先找顾客订货，登记大家购买的数量，然后“进货”、“送货”、收款，要走完整个一个商业流程。
饼干卖完，大家凑在一起算账，看看总收入是多少，让孩子们讨论钱该怎么花。结论是把钱一分为三，第一部分给组织者，因为人家义务劳动，还要自己缴钱，不公平，所以孩子希望能把志愿者倒贴进来的钱支付了。也就是说，孩子用自己的劳动，挣钱“雇用”了组织的大人。第二部分钱，要捐给那些无家可归者。这特别合孩子们的心愿。第三部分钱，留下来给孩子们开个庆功会。
教育体制的教条、空洞、夸夸其谈，导致了青年一代的动手能力差、运用能力差、沟通能力差、缺少实干精神。
中国本该也是“世界教圣的故乡”。其实这种赞誉是从西方的角度出发的，联合国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名列第一的仍是中国的孔子，他比西方最早的同级别文化大师，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还要早一两个世纪。孔子最早倡导“有教无类”，身体力行“仁者爱人”的儒家教育，孔子应该是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并且他比菲斯泰洛奇的年代要早两千三百多年（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只可惜中国近百年来保守落后的历史，使中国光辉灿烂的古老文明，在今天暗淡无光了。
合作能力也是当代青年比较薄弱的一种能力。何世红认为我们的国家应该提倡“合作学习”，但不排斥独立学习、竞争学习。这三种学习方法针对不同情境、不同任务，都是需要的，只能因时而宜，因任务而宜。“合作学习”不适宜于“双基学习”的识记和训练，而适宜于知识的综合运用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各种能力，学会学习，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学习的结果，如记住了什么，记住了多少，而且更要重视学习的过程。“过程学习”就是方法的学习。举一例说明，初中学习历史，教师分配给一组学的题目的是“二次大战”。教师让学生每人去图书馆查阅10本以上关于“二战”的图书，做80张资料卡片，写出“二战”中10个主要人物和事迹，写出10个主要事件，画出3幅有关“二战”的地图，并写出自己关于“二战”的评论。两个月后在班上交流。这样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学会了许多查阅资料、卡片索引、绘制地图、分析问题、撰写评论的方法，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方法和能力将广泛地转化到其他学习领域，甚至是终身受用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方法。
道德教育也必不可少。在各科教学之外还要开设道德课，寓德育于教学之中。各科教材中都渗透道德教育，各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实现着道德教育目标。
对于教育体制问题，何世红紧锁眉头，语气坚定：不能再分数至上了，教育体制必须要改进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3．社会责任感的危机
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社会责任感？在中国金融网，何世红经常这样提醒自己的员工。
责任，是一种动力，是一种觉悟，在不同的时代，赋予了责任不同的含义。如在鲁迅眼中，责任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白色恐怖压抑下的中国百姓麻木不仁，鲁迅看到了中国百姓的冷漠与麻木，他弃医从文，用锋利的笔尖、犀利的语言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民众沉睡的心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鲁迅把自己满腔的热情都融入了革命事业中。因为责任，孟子奔走于各国之间，游说诸侯；因为责任，钱学森放弃在美国种种优越条件，毅然回国；因为责任，徐洪刚面对闪着寒光的匕首，扑向歹徒，奋不顾身；因为责任，马克思日以继夜，病逝案头；太多的人，选择了担负起责任，担负起众人的希望。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责任是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的牺牲，是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是秋瑾“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悲壮。政治黑暗的年代里，责任是杜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辛酸，是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概。
让何世红担忧的，是现在年轻人社会责任感的普遍缺失。他们所想的就是自己，就是金钱。甚至有些人“有奶便是娘”，从不考虑义务、道德，甚至连父母、家人都不考虑。
在和平年代，责任是在不同岗位上的敬业奉献。有人说，责任是风，加大力度，就能驱散满天的乌云；责任是火，增添柴薪，就能照明前进的路途；责任是花，经过孕育，就能结出诱人的果实。可何世红却觉得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都必须有品质、有社会责任，必须是一致的。当然，当你成为一个企业家的时候，你确实得影响更多的人，社会责任就更重要了。因为你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你成为一个聚焦人物，因为是带队人，必须以身作则，必须要顾及你的感染力和杀伤力，或者是自己的形象，做的都不一样了。是的，责任是我们生存的所在，有了责任，才有奋斗。社会责任感就是在一个特定社会里，个人感觉对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在经典的社会学家眼里，社会绝不是无数个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今，社会责任不仅是中国金融网的生存基础，也是整个公司的核心文化。所以，何世红一直呼吁企业家都应以社会责任为重，因为财富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数字符号，作为企业，需要对内和对外同时承担责任。何世红说：“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人的财富应该有1／3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壮大自己的事业。另一个1／3，用于支持亲人、本人、家庭各方面的开销。最重要的1／3是用于慈善公益事业。”
在现实世界里，一个人、一个企业要承担并实践社会责任，通常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会被误解或曲解，或者在行动中遭遇到种种难题和精神上的困惑，这一切都必然会给个人带来痛苦。中国金融网的第一个频道就是西北频道，因为那里是何世红的家乡。他要让最贫穷落后的家乡人民走出愚昧、无知，要让金融知识深入到西北的每个沟壑中，要改变“民勤无天下，天下有民勤”的现象。承担并实践社会责任，也给何世红带来期待和意想不到的收获与快乐，尤其是当他将社会责任与荣誉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何世红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在内心饱尝痛楚。对何世红来说，责任是和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人格的社会化紧密相连的。实践社会责任会给人带来心底的愉悦，尽管有时快乐只是心灵刹那间的一丝喜悦，而它却足以支撑何世红一次又一次在世俗的眼光中履行被认为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责任。
何世红并没有过多渲染自己回报家乡的事迹，甚至不愿提及。只是不时痛心地提起，让人心忧的青年一代，他们没有集体感，不会想到回报社会、回报家乡，而这些，都是让他痛心的原因。此时听他讲话，就像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