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太子，名张后子，既立而废者，无其名山更名义，又更名弘，即《史》云：“少帝不疑，先殂，武彊太与少帝俱遇祸。”《通鉴》书所名孝惠子，余读《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则《史》云：“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后宫子者，孝惠诸子邪？”又云：“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人子，犹前后宫子，第非张后所产也。又云：“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此谓弘，非前以太子得立而复幽死者，其言后宫人子，则诸称孝惠子者，皆使母张后，而本后宫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直书皇子，愈无辨矣，况张辟疆言帝无壮子而已，独《史》云：“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后已崩，渐寓微词，然指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继嗣不明之语也，以事疑之，则齐王遗诸侯王书，岂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谓高后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以废立为罪，则所废非他人，及吕党已诛，大臣始谓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於是滕公入宫，言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此时无足顾惜矣。假有真孝惠子，谁复为吕氏证之？大臣者诚审其非，纵不能争於先，及此变更，追数孽后乱国之罪，彼昏童孺，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顾不大公至正欤？方且相与阴谋曰：“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议欲立齐王，则瑯琊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代王毋家薄氏长者，且代王，高帝见子，最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乃迎立代王，渭桥请间，为宋昌所诃，始上玺绶，大臣处国势安危之会，惴惴计己之祸福，何以免人之疑？至选士教后族，又曰：“吾属不死，命乃悬此。”两人如休戚之有不关汉之存亡、独无可虑哉！因教窦宝长君兄弟之谋，而重疑焉，谓孝惠诸子冤乎？否也。夫以扫除吕党，援立贤主，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济事，非无功，天下后世恶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此著本末最详。乃知始立者，似真孝惠庶子，亦与齐王书论废立事合。弘，书吕氏子，馀可推矣。於外戚恩泽侯表诸吕之间，列义朝武大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注本纪，引恩泽侯表曰：“皆品氏子也。”表或逸此语吁！赖孟坚以决马《史》之疑，《史》之疑决，则幸无疑於汉大臣者。
太史公《夏本纪》自禹即天子位以后，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纪》自太甲书帝太甲至于帝纣。《孔氏杂说》言二王亦得得称帝，引《史记 夏纪》帝桀是也，何独桀云帝哉？《殷纪》云：“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索隐》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称帝，后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帝号，号之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世总曰三王也。”又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帝。庙主皆以帝名配之。”见《索隐》。《国语》云：“玄王勤商，帝甲乱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帝辛，纣也。然而《易》曰《帝乙书》，亦曰《帝乙》，夏、殷之称帝，莫信于此。
《史 高帝纪》有武负，《陈丞相世》家有张负，《绛侯世家》有许负，皆以为妇人，《纪》言“王媪武负”，则信妇人矣。班书如淳注：“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引刘向《列女传》：“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语，谓老母为负耳。案：原本脱“师古引刘向”以下二十九字，今据《说郛》补。《世家》言“户牖富人张负”，《索隐》曰：“妇人老宿之称，然称富人，或恐是丈夫尔。”予谓张负果妇人，当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许负相者，《索隐》引应劭注：“老妪也。”意其负、妇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冯妇固晋善士欤，《史》注犹有异论者。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遍询礼官，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赵问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从事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大重之，事具《国史 王贻孙传》及他杂说。叶氏《燕语》正举此，且云：“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汪圣锡端明作《燕语证误》又云：“《汉书 周昌传》吕后见昌，为跪谢，周宣帝诏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则其时妇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诏，云始於则天，非也。明肃乃谒太庙，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顿首，非皆不跪也。不跪虽有之，盖拜之轻者尔。今余观欧公所为《简肃墓志》及《湘山野录》，皆云：后欲以衮冕谒太庙，谓亲祠南郊，诚《燕语》之误，宜汪氏引宋子京《谒庙赋》以证。至程氏《考古编》又因贻孙之说考其详，云：“按后周天元静帝大象二年，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如男子，据此特令於庙朝跪，则他拜不跪矣。张建章所著武后时妇拜始不跪，岂至此始？并与庙朝跪礼而去之，而纪之不详耶？周昌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谢。《战国策》：苏秦过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唐以前妇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语录》：“或问：‘礼，妇人吉拜，虽君赐肃拜，则古人女子拜亦伏地。’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问范质之侄杲：古者女子拜如何？杲遂举古乐府云：‘长跪问故夫’，以为古妇女皆伏拜，自则天欲为自尊之计，始不用伏拜。看来此说不然，乐府只说‘长跪问故夫’，不曾说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处，云直身长跪，若拜时，亦只低手祗揖，便是肃拜。故《礼》注云：‘肃，俯手也。’盖妇人首饰盛多，如副笄六珈之类，自难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拜者，盖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又不曾相对拜，各有向当，答拜亦然。大祝九拜，肃拜但俯下手，如今时传云介者不拜，故肃使者而已。文公举贻孙之对为范杲，当别有据，其说妇拜为详矣。”《鹤林玉露》别记文公之说云：“古者男子拜，两膝齐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注《周礼》奇拜，以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谓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亦是头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妇相见皆跪，如男子之仪。不知妇人膝不跪地，而变为今之拜者，起於何时？程泰之以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项氏家说》则云：“郑氏注《周礼》‘肃拜’云：‘若今妇人抬。’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肃为礼，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则仪式特敛手向身，微作曲势尔。郑氏之所谓“抬”，盖如此，正今时妇人揖礼也。据郑氏说，则妇人之拜，不过如此。或者乃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不令拜伏，则妄误之甚矣。周天元时，令妇人拜，特抬，作男子拜，则虽虏俗妇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按自“拜特抬，作男子拜”以下二十八字原本脱去，今据《说郛》补。但如今人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伏跪为稽颡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虚坐之势，视古已加，不得谓之减矣。礼所谓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敛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礼，与拜与伏，皆不相干。”此论尤详於诸书。疑跪拜之制，后周始变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复其旧。然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卧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建，太和中为陕州司马，岂武后以后妇拜犹跪礼？特行於宫掖。《复斋漫录》谓：“后周制，令宫人廷拜为男子拜。”引建前一诗证之，唐宫词无预后周故实也。
《礼》：“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如东魏高澄尚冯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第，锡锦彩。唐章敬吴后生代宗三日，玄宗临澡之。王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赠酒馔金帛，授其儿五品官。姜崿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它物无以饷吾孙，赐六品官、绯衣银鱼。”又武后时，拾遗张德生男三日，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告其屠杀。杨太真以锦绣为襁褓裹禄山，云贵妃三日洗儿也。皆以三日为重。东坡贺子由生孙云：“昨闻万里孙，已振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洗儿，殆古意也。晬，谓子生一岁。《颜氏家训》：“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妆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又珍宝物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其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置燕享焉。”《玉壶野史》记：“曹武惠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须取一印，馀无所视。”曹，真定人，江南遗俗乃在此，今俗谓“试周”是也。惟世傅满月，且文之为弥月，指《诗》“诞弥厥月”言之。按：毛氏曰：“诞，大也；弥，终也。”郑氏曰：“终十月而生。”吕成公注：“莆田郑氏曰：弥，满也。其义非谓儿生及月。”《唐书》高宗龙朔三年，子旭轮生，满月，大赦。《北户录》云：“岭俗家富者，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以煎鱼虾、鸡鹅、猪羊、****、蕉子、姜桂、盐豉为之。”陆务观谓此即东坡记盘游饭语相近，必传者之误。其云：“足月，即满月也。”东坡又记闽人生子三朝，浴儿，时家人及宾客皆戴葱、钱，曰：葱使儿聪明，钱使儿富。大要三日之礼，通古今远近为重尔。案：原本“，谓子生一岁”至致“燕享焉”为一条，“世传满月”至末为一条，据《说郛》“，谓子生一岁”上脱三十四句，“世传满月上”十二句，今据补入，仍合为一条，以复其旧。
魏太武诏毁浮屠形像，诛天下沙门，而起天师道场，受寇谦之符囗，作静轮宫。唐武宗诏毁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场，受赵归真等法囗。事固反于太盛，势复激于一偏，宣和之事是已。魏正光以后，僧尼二百万人，寺三万馀区。唐会昌毁寺四千六百馀区，招提兰若四万馀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素穆护僧二千馀人。周显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九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数，可以言最盛时矣。《江氏杂志》记：“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嘉囗间，三万九千寺。”赵德麟载之《侯鲭录》。
《北史》所载：元魏正始间，都城寺逾五百，占民居三之一。唐代宗以元载、王缙等劝事佛，由是深信，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或疑非其教所尚，不可知也。宋敏求《东京记》载：“太平兴国寺，故龙兴寺，周显德中废为仓。昌陵之初，主僧挝鼓求复其旧，遣中使持剑往，视其怖畏即斩之。至则神色自若，引颈就戮，遂诏复为寺。”彼能坚忍自强，震以刑威，且无避，崇长之宜何如？盖轻生死者，其师立教为然，抑亦鲜矣，岂尽不可劫也。《漫录》记：“宣和六年，义乌普门寺主僧饮酒食肉，为知事殴夺，交讼于邑令，逐主僧，杖遣知事，犹诉不已，闻于外台，付州欲治其事，二僧乃逾月不至。忽道录院下悬云：普门寺住持僧某，奏夜梦神人告：‘普门山与金华洞天相连，乃高真会集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速闻朝廷，改宫易服，臣不惮辽远，趋诣阙庭，愿改宫额，度为道士。’得旨，寺改道宫，僧某还俗，姓毛名归真，特授右街守阙，鉴义林灵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诏僧徒归心道门者，听诣辅正亭陈词，即赐度牒衣紫，长老僧官别优赐视官品，使道流创为之说，求附於释氏，势之所从，视此足矣。张知甫《可书》记：“温公在政府，每过潞公，有门僧求换道流，因缓颊言之，温公愕然曰：‘吾辈，国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风俗所系，此僧既不终於释，岂能终於道？来即诛之。’僧闻即遁。”是可儆其徒之反覆，而政、宣大臣所不敢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