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追求任何一个有可能实现的目标。上帝有意在他的子民面前摆一个理想标准的行动目标，让人们自觉地去追求它。
追求卑微者，所获寥寥。所以一定要有鸿鹄之志，敢想敢做。志向高远与否，使人们的性格和行为产生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比想象中的要大。有的人天生就没有志向，有的人则志向卑微，有的人则志向高远。他们进步和成功的程度和他们志向的大小是相称的。有个谚语说：“心高高不过天。”这话不错，但射箭的时候瞄准太阳总比朝水平方向射得高吧！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而不是在某一点上。虽然用弓箭射太阳是不可能的，但年轻人可以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而不是痴心妄想。
我可以保证，只要你下决心想办到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你一定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而且你也应当成为有用之才。
在我看来，年轻人对于自己能做什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才没有半点感知。他们所做的努力通常是少得可怜且软弱无力，因为他们还没有悟透：能够做成大事，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其实都靠自我奋斗。
其实，像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十二世或是拿破仑这样的伟人是怎么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的呢？还有像保罗、阿尔佛雷德、卢瑟、霍华德、佩恩和华盛顿等具有极高的精神境界的人物又是如何奋斗的？他们不也是曾经和你一样平凡而普通吗？但他们比你们多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上帝的庇护下，这种精神使得这些人物超凡脱俗，成为社会栋梁。相信这条规律吧，这些人所成就的事业，你可能也同样能够做到。退一步说，即使你不可能和他们一样出色，也能比原来想象中的自己要强得多。人生的出路有千条万条，这些话虽不轰轰烈烈，但只要你去尝试、去努力，它就有可能助你成就伟业。说“我不行”的人永远做不成事，说“我来试试”的人能创造奇迹。无数事实可以作为这个观点的佐证，但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有个年轻人放荡不羁，挥霍了所有的祖传家产。当他站在悬崖边上想就此了断一生的时候，他猛然间下定决心要找回自己失去的一切。他从此雄心壮志地做每一件事。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一铲一铲地把整车的煤装进地窖，每次只能得到12分半的报酬，但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最后积攒下来的钱比他失去的还要多，他去世的时候身家达到了6万英镑！
如果你能阅读一些描写杰出人士生平的书籍，特别是描写那些品质优秀的名人传记，你将从中受益匪浅。
写给女儿的信曹禺
曹禺（1910～1996），本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着名剧作家。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创作的《雷雨》，成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作品还有《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以及《胆剑篇》、《王昭君》等。
小方子，你不能再玩了，爸爸心里真着急。这么大岁数，不用功写作，还不能“迷”在创作里，将来如何得了？我以为人活着总要有一点儿比较可以自豪的内在的理想，万不能总想着有趣好玩之事，要对爸爸说真话，要苦用功。必须一面写作，一面争取多从真实生活中找素材，积累素材。素材要记下来，一句话，一个人物，一点儿小故事，分门别类地记。日后要拿出来看，要想。不然记过的东西也等于白记。每晚回家不能创作时，就把一天的材料用心写下来，订成一本。你最好买个活页本，这样更方便。
方子，我不是说要你做个苦行僧，但必须有志气，你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为自己选择了的道路去苦干。
1981年10月9日
我以为人生只此一次，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
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儿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那一点儿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儿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最近读了《贝多芬传》，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
1982年2月9日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又是非常宝贵的。人，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任何事情，写作、做学问，如果把人搞不清楚，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都得益于此。我想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
1982年6月10日
天才是“牛劲”，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必须有真正的思想。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让人称赞的东西的。
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写的时候也不可能。
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木头脑袋瓜写的。你要常想想，揣摩一下，体会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远。杰克·伦敦的勇气、志气与冲天干劲、百折不回的“牛劲”是大可学习的。你比起他是小毛虫，你还不知道苦苦修改，还不知道退稿再写，再改。再改，退了，又写别的，写，写，写不完地写，那怎么行？
1983年7月13日
怎么去做成功的人李开复
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研究机构调查了188个公司，测试了每个公司的高级主管的智商和情商，并将每位主管的测试结果和该主管在工作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对领导者来说，情商的影响力是智商的9倍。智商略逊的人如果拥有更高的情商指数，也一样能成功。
情商意味着：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可以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度量接受不可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我十分认同“要建立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情商，要善于与人交流，富有自觉心和同理心。比如，自觉心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素质、潜能、特长、缺陷、经验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在社会工作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而同理心，就是将心比心。
情商不是靠背书、考试能学到的。在中国传统背考模式的影响下，情商的培养受到了长期的忽视甚至忽略。
应试心态造成了不少中国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追求好成绩当作唯一人生目标，没时间交朋友，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培养。而中国学校的“名次”造成了一种“零和”心态（每班只有一个第一名，学生都把彼此当作竞争对手）。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逐渐把学生培养成为情商很低的人。
首先，评估自己情商的缺欠在哪儿。情商其实更多是别人如何看你，社会或市场对你认不认同。在美国公司有一种360度意见调查，每个员工都要得到上司、下属、合作者等各方面的评估，最后得到的若干份评估应该是一个别人眼中真实的你。评估是匿名的，往往能获得真诚的意见。
虽然在学校里没有类似的调查，但学生们仍然可以多听听老师、家长、同学的意见，挑选合适的目标来培养自己的情商。如果人际关系太差，可以定一个目标，每一个月交一个新朋友；如果自控能力不好或脾气太坏，可以请朋友在自己要发脾气时用约定的“密码”来提醒自己平静下来。
在美国的中小学，老师常常会要求学生近期给自己划定一个进步的目标。我的女儿是个害羞的孩子，我就和老师商量把克服害羞定为女儿进步的目标，要求女儿每天必须举手提问一次。一段时间以后，把举手提问改成一堂课一次，再后来，一堂课举几次手。最后女儿上课举手提问已经成了习惯，面对很多人说话不再觉得难为情。中美教育理念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应该承认并吸收美国好的教育理念，基础教育是前提，大学教育是关键。
在美国，女儿拿回来的作业，几乎每次都是和两三个同学合作，做不好都挨批评，荣辱与共，孩子间有很强的合作意识。
我在写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里也谈到一些情商的要素，比如坦诚，与别人分享你的想法。可这些建议却受到挑战。有大学生写信给我说：“你让我们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可有的人在听了我的好主意后却堂而皇之地占为己有。”还有的说：“我们老师说了，和别人分享就等于慷慨地让人占便宜。我们到底听谁的？”
并不是说你显现出一定能力就不可一世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才！
比如比尔·盖茨就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很多年前，在Windows还不存在时，他去请一位软件高手加盟微软，那位高手一直不予理睬，最后禁不住比尔·盖茨的“死缠烂打”同意见上一面，但一见面，就劈头盖脸讥笑说：“我从没见过比微软做得更烂的操作系统。”
比尔·盖茨没有丝毫的恼怒，反而诚恳地说：“正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才请您加盟。”那位高手愣住了。盖茨的谦虚把高手拉进了微软的阵营，这位高手成为了Windows的负责人，终于开发出了世界最普遍的操作系统。
中国很多年轻人包括大学生们正在创业。我希望青年创业者应该读读《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该书提出，一个从优秀跨入卓越的公司都有一位“第五级领袖”。
第五级领袖的特征是谦虚、勇敢、执着。他们不自我膨胀、不吹嘘自己、不霸占大权，而总是以公司为重，放权给能干的人。史蒂夫·鲍尔默，微软的CEO，是近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几年前的鲍尔默就像个果断的老板，凡事喜欢一手抓，而且，总是在最前台鼓舞士气。做了CEO后，他放权给公司七大部门的负责人，不再做每件大事的最后决定人，而更支持七个部门负责人的成长。他不再做一个最有煽动力的拉拉队员，而是一个幕后的教练。他把自己对竞争对手的研究转换成对人才的研究。
中国学生的求知欲让我感动，但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滞后，无法提供学生需要的知识。有些学生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其实他们汲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
在美国的一流学校，创新和学习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为学生所仰慕。
中国一些大学教授的薪资，远远落后于业界。在中国，我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不愿意留校任教职。这使中国师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跟不上来。
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待遇，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这造成了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待遇提升师资水平，师资上升使学生崇拜老师，学生的崇拜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继续提高。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导师罗杰·瑞迪对我的帮助。罗杰·瑞迪是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委员会信息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图灵奖”
获得者。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学生的热情和想象力。
在计算机语音识别的研究过程中，我对导师主张的方法产生了怀疑，打算采用其他的方法试试，于是有了分歧。
罗杰·瑞迪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可以支持你。”正是导师的这个态度，影响了我终身。
我按自己的路子走了下去，罗杰·瑞迪一如既往地给我提供最好的机器和最新的资料。我的研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到80％。罗杰·瑞迪也兴奋地说，你该去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李开复的成果引起了轰动，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编者注）怎样培养出更多“大师”而不是“匠”，应该是21世纪中国教育追求的一个目标——我希望新一代中国大学生更加具有全球化的“大师”级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