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一见太后和仁宗，便揭发丁谓的种种罪恶，力言丁谓为人“阴谋诡诈，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粉，恐社稷危矣”。一边说，一边从衣袖里拿出一大叠书面材料，都是丁谓的罪证。王曾早就准备好了的，便一件件当面呈给刘太后和仁宗。太后和仁宗听了王曾的揭发，大吃一惊。刘太后心想：“我对丁谓这么好，丁谓反要算计我，忘恩负义的贼子，太可恨了!”她气得火冒三丈，下决心要除掉丁谓。至于仁宗呢?他早就忌恨丁谓专权跋扈，只是丁谓深得太后的宠信，使他投鼠忌器，不敢出手。而且自己被丁谓隔绝，没法了解朝中的情况，不知王曾等人的底，感到孤立无援。现在和王曾沟通了思想，又得到太后的支持，自然更不会手软。
王曾在太后和仁宗面前谈了一个上午，直谈到吃午饭的时候还没完。丁谓等在阁门外，见王曾很久不出来，揣知王曾绝不是谈什么外甥服兵役的问题，一定是谈军国大政。他作贼心虚，急得顿脚揪耳，一个劲地自怨自艾：
“上当了!”“太晚了!”“来不及了!”当王曾来到阁门外遇见丁谓时，丁谓恶狠狠地瞪了王曾一眼。王曾向他拱手致意，他不睬不理，怒气冲冲地走了。
但丁谓已没法逃脱远贬崖州(在海南岛)的恶运，一个为祸一时的大权奸就这样被王曾除掉了。
在与对手的较量中，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叫“扮猪吃老虎”。就是在对手势力远超过自己的时候，要适时的装弱，麻痹对方，然后瞅准时机，反败为胜。
王曾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知道当时情况下如果暴露自己的意图，肯定会被丁谓轻而易举的消灭，所以他采用了迂回战术，先用自己的可怜样迷惑住丁谓，为自己创造时机，然后反咬一口，一击制胜。
8．同舟不共济——吕惠卿在王安石背后捅刀子
同舟之人未必共济，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多长点心眼儿，即使睡觉也要睁一只眼睛。否则，对你造成最大伤害的人，很可能就是曾经与你“同舟”
的人。
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贬判江宁(今江苏南京)，居住在江宁的半山园中。王安石常常深悔当初用人不当，为其所误。悔恨之极，往往奋笔疾书，可落到纸上的却总是“福建子”三个字。这“福建子”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给王安石留下这么多悔恨和痛苦的回忆呢?
他不是别人，正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吕惠卿(1032～1111年)。宋仁宗嘉枯初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惠卿便中了进士，任真州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很快被调人京师汴梁。在汴梁，他结识了王安石，俩人常在一起论经讲义，谈古道今，竟有许多共同的见地，遂成莫逆之交。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参政知事，主持变法。当时吕惠卿正在集贤院编校《集贤》书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举荐吕惠卿：“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惟惠卿一人而已。”稍后，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为检详文字，事无巨细，都要先同他商议，然后才实行。凡所提议的请议、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不久又把他提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视吕惠卿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朋友，一再向神宗皇帝推荐，并予以重用。朝中之事，无论巨细，全都与吕惠卿商量之后才实施；变法的所有具体内容，都是根据王安石的想法，由吕惠卿事先成文编成实施细则，交付朝廷颁发推行的。
当时，变法所遇到的阻力极大，尽管有神宗的支持，但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认为，变法的成败关系到二人的身家性命，并一厢情愿地把吕惠卿当成了自己推行变法的主要助手，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然而，吕惠卿虽然千方百计讨好王安石，并且积极地投身变法，却同时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不过是想通过变法来为自己捞取个人的好处罢了。
对于这一点，当时一些有眼光、有远见的大臣早已洞若观火。司马光曾当面对宋神宗说：“吕惠卿可算不了什么人才，将来使王安石遭到天下人反对的，一定都是吕惠卿干的!”又说：“王安石的确是一名贤相，但他不应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一个地道的奸邪之辈，他给王安石出谋划策，王安石出面去执行，这样一来，天下之人将王安石和他都看成奸邪了。”后来，司马光被吕惠卿排挤出朝廷。他临离京前，一连数次给王安石写信，提醒说：“吕惠卿之类的谄谀小人，现在依附于你，想借变法为名，作为自己向上爬的资本。在你当政之时，他们对你自然百依百顺。一旦你失势，他们必然又会以出卖你作为新的进身之阶。”
吕惠卿的厚脸果然是大见其效。王安石对这些话半点也听不进去，他已完全把吕惠卿当成了同舟共济、志同道合的变法同伴，甚至在吕惠卿暗中捣鬼使他被迫辞去宰相职务时，王安石仍然觉得吕惠卿对自己如同儿子对父亲一般地忠顺，真正能够坚持变法不动摇的，莫过于吕惠卿，又大力推荐吕惠卿担任副宰相职务。
王安石变法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举步维艰。王安石罢相求去，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很害怕王安石一去，新法动摇，自己作为新法的同谋者也要被连根拔掉。所以他指使党羽变换姓名写信挽留王安石，又亲自作书遍告监司、郡守，言新法一旦动摇的利害，并且对皇上说不可以因为某些小吏违法造成的一些恶果而废弃整个新法。这样一来，虽然王安石罢相，新法愈坚，吕惠卿自己的地位也愈加巩固。得势后他马上扶植亲信，先把自己不通学术的弟弟吕升卿引为侍讲，又用另一个弟弟吕和卿的建议，制定五等丁产簿，向农民增加赋税、连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都要收税。一时之间民怨沸腾，百姓不胜其苦。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指斥吕惠卿朋比为奸，雍蔽上听。冯京也屡次非议吕惠卿。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素来与哥哥政见不同，更看不惯吕惠卿奸诈狡猾，当面污辱吕惠卿一番。
吕惠卿此时已不比往日，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将三个人一同贬谪赶出京师。王安石虽说与王安国政见不一，但到底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他有些不满吕惠卿的做法。但吕惠卿再也不肯买王安石的账，而且一下翻了脸大骂王安石误国害民。
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都绞尽脑汁决不放过。这时的宰相是韩降，他谨守新法，被讥为“传法沙门”，但他优柔寡断，对付不了吕惠卿，就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
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再次复相，而吕惠卿由于恶贯满盈，遭到文武百官的一致弹劾，被贬到陈洲。后又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从此，再未录用。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变法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也比较实用，但是却以失败告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用人不当。
特别是用了像吕惠卿这样投机取巧，一心想从变法中谋私利、捞资本的人。
虽然吕惠卿在变法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他忘恩负义。王安石对他百般信任，推心置腹，他却背叛了王安石，这不能不令人痛心。
虽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在用人时首先要看清这个人的品性，看他是否值得相信，否则就只能是害人害己，甚至导致事业上的功败垂成。
9．白糖嘴巴砒霜心——秦桧放赵鼎鸽子成权相
封建官场的权力游戏，一个起码的规则就是抛情弃义，厚黑做官。当秦桧要达到自己攀升的目的时，他玩弄自己的“恩人”赵鼎，一方面对其阿谀奉承赢得信任，使其放松戒备；另一方面又在皇帝面前放赵鼎鸽子，采取挑拔离间的手法打压。如此心黑手辣，阴奉阳违，怎会不遗臭万年!
秦桧(1090～1155年)是宋朝的大奸臣。一说到他，人们就会想起被他以“莫须有”罪名害死的岳飞。其实除了岳飞之外，在他手下栽倒的大臣不计其数，而他使用的黑招、狠招、损招更是举不胜举。在这里，我们就看他是如何把相位搞到手的。
秦桧很有才，这一点毋庸置疑。相传现在的宋体书法就是秦桧发明的，只是后来由于他太奸、太坏了，人们才把“秦体”改名为“宋体”。
在秦桧没有做宰相之前，他用种种阴谋诡计迫使当时的宰相张浚离开相位，其目的不言而喻。但张浚退位后，高宗又任命赵鼎为相，秦桧又一次与相位擦肩而过。不过，秦桧尽管心里怨恨，但表面伪装得很好，他对新上任的宰相赵鼎阿谀奉承，为自己篡相夺权铺路。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高宗把秦桧从枢密使升迁为右相。秦桧的下一步，就是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了。
赵鼎复相之后，对抗金不太积极，支持高宗的求和政策，因而助长了投降派。虽然如此，他也主张在议和时要加强防守，这样才能保住和巩固偏安的南宋政权，这和以秦桧为主的投降派还是有区别的。
正是由于赵鼎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秦桧才觉得一定要把赵鼎排挤出朝，认为赵鼎是自己投降活动的一个莫大障碍。于是，秦桧暗施诡计。
一方面，他推荐肖振为侍御史。肖振一上台，就上奏章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他“人品很差，自小就不尊重孝道，乞赐皇帝把他罢免”。在古代做官，以孝为先，不守孝道的人是做不了大官的。实际上，肖振弹劾刘大中，其目的就是断去赵鼎的左膀右臂。肖振弹劾刘大中后，又四处放出风声说：“赵丞相当宰相不称职，应该自动辞去。”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今天有人说赵丞相要求辞职，明天又有人说赵丞相已搬出相府了。其实，这些谣传都是秦桧派人搞的鬼。
另一方面，秦桧又施用两面派的手法，使高宗对赵鼎产生厌恶感。高宗曾有一个儿子，小时因病天逝。金兵南侵，高宗败逃，在扬州他因惊恐过度，丧失了生育能力。此后，他选了宋太祖七世孙赵伯琮、赵伯玖人宫抚养。伯琮先封为建国公，原想选他作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高宗命赵鼎去做这件事。
赵鼎曾请建资善堂(皇太子读书的地方)，但很多朝廷大官不同意，高宗也反对，后来赵鼎一度罢相。攻击赵鼎的人都以建资善堂为理由，说赵鼎心怀不轨。赵鼎复相后，高宗又下御札要封伯玖为吴国公。当时宰执大臣商议，都认为不妥。赵鼎也认为伯琮所封的建州，只不过是一郡之地，而伯玖所封的吴国，却是一个大都会，弟弟之封不宜压过兄长。枢密副使王庶也认为这样做恐怕会受人笑话。他们的用意是要高宗取消这一决定。
当时赵鼎就对秦桧说：“过去议论我的人，都以‘资善’为借口，今天我为了避免嫌疑，还是请你替我上奏皇上，如何?”秦桧装得非常正经的样子回答赵鼎说：“你是第一宰相，我怎么好替你上奏皇上呢?如果你上奏，我肯定替你说话。”于是，赵鼎就约定秦桧、刘大中等人一起将札子进呈，但到上奏时秦桧却不肯参加。赵鼎又对秦桧说：“札子还是共同呈上为好。”秦桧再次表示：“你为首相，桧实在不敢当，明日再进呈吧。”
第二天朝见高宗时，赵鼎先奏说：“建国公虽然没有正式立为太子，可是天下都知道陛下想立他为太子，如果他的封地小于弟弟的，怕受天下人耻笑。”此时秦桧不作声。在高宗退朝、群臣下殿时，枢密副使王庶对秦桧的奸诈行为非常气愤，他对赵鼎说：“你错了，秦桧那人太奸诈。”秦桧怕因此会遭到群臣的非议，自己又有见不得人的阴谋，于是就说：“我明日独自上奏皇上。”次日单独朝见高宗时，他却说：“赵鼎欲立持太子，是觉得陛下没有儿子。”阴险毒辣的秦桧，明知高宗丧失了生育能力，却故意说这些话来刺激高宗，使他迁怒于赵鼎。
果然，赵鼎因此事不得上意，而秦桧乘此机会排挤赵鼎，赵鼎被迫上奏章辞职。
高宗再次起用赵鼎为相，本来就出于不得已。
在议和问题上，赵鼎所唱的调子和他也不完全合拍，在“储位”这一有关朝廷的“根本”大事上，又引起了高宗的反感。于是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月，高宗便把赵鼎罢相，令他出任绍兴府。
和张浚一样，赵鼎原先也是轻信了秦桧，和秦桧打得火热，经过一段时期的共事，他才对秦桧的为人有所认识，但为时已晚。赵鼎既去，秦桧独自专政，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了。他既得到高宗的特别宠信，又有金朝主子作为后盾，到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死时为止，他都一直窃据着相位，专政持续了19年。
秦桧其人之臭名远扬的程度无人能出其右，一是因为他以“莫须有”之罪名冤杀岳飞，二是其为官奸诈阴险，且误国误民。
在于赵鼎相斗的过程中，他将自己伪装的很好，一面对赵鼎甜言蜜语、恭敬顺从，一面又虚与委蛇，派人弹劾，并在高宗面前进谗言，其小人嘴脸可见一斑。赵鼎虽然聪明，但在与秦桧的斗争中还是欠了把火候，轻信了秦桧，没有将腹黑的本事练到家。
这就提醒我们，一旦我们将敌人的邪恶本质认识清楚了，就不应再被其甜蜜的表象所迷惑，动摇先前的认知，而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切不可与虎谋皮，存有侥幸心理，要知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秦桧其人之臭名远扬的程度无人能出其右，一是因为他以“莫须有”之罪名冤杀岳飞，二是其为官奸诈阴险，且误国误民。
在于赵鼎相斗的过程中，他将自己伪装的很好，一面对赵鼎甜言蜜语、恭敬顺从，一面又虚与委蛇，派人弹劾，并在高宗面前进谗言，其小人嘴脸可见一斑。赵鼎虽然聪明，但在与秦桧的斗争中还是欠了把火候，轻信了秦桧，没有将腹黑的本事练到家。
这就提醒我们，一旦我们将敌人的邪恶本质认识清楚了，就不应再被其甜蜜的表象所迷惑，动摇先前的认知，而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切不可与虎谋皮，存有侥幸心理，要知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