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的人，招仇敌的骂，是不可免的。权威愈大，招骂愈多。最怕是与你不仇敌的人民，也要骂你。仇敌的骂，是起于嫉妒。人民的骂，是生于憎恨。仇敌的骂，是一时的。人民的骂，是永久的。招仇敌的骂可喜。招人民的骂可怕。历史里所存的好人，全是当时曾招仇敌骂的。所存的坏人，全是当日曾招人民骂的。
同时的人，不认你为同乡、为国人，不是小事。就怕你将来的子孙，不敢认你为祖先。据我推断，在民国以来的要人中，将来有祖先资格的人，实在太少。
古时的好人，类如岳飞、杨继业，未必有后，可是现在仍有人认他们为祖先。古时的坏人，类如秦桧、吴三桂，未必绝种，可是现在就没有人敢认是他们的子孙。可见人生几十年，富贵权势，不过是一时的荣华。若把将来为祖先的资格混丢了，实在是一件可惜可哭的事。
令妖魔现原形，用符咒。使官僚现原形，用颂词。
欲求国家长治久安。须要士不邪，农不惰，工不猾，商不奸，官不贪。其中尤以官不贪为第一要着。愚民政策实优于扰民政策。愚民政策之下的百姓，还可以苟且安生，扰民政策之下的人民，绝难有安生的日子。
法律如同蛛网，它的能力，只能捕住弱小的苍蝇与微细的蚊蠓，强大的黄蜂与凶横的木蜂，虽有时触到网上，网不但捕不住他们，反倒被他们撞几个窟窿。从来一国的法律之破坏，不怨小民，而怨一些有大势力的人。
人人想治己，国虽乱而必治。人人想治人，国虽治而必乱。
革命出于为公，就是吊民伐罪。所以孙中山先生，首先由《礼记·礼运》篇里，取了一句“天下为公”，使人人存在心中，以免入于私之一途。因为革命若出于为私就是夺取政权。吊民伐罪，是因一部分人，不忍见人民所受的痛苦，对人民有吊慰的心，因而集合一团势力，打倒压迫人民的恶魔。夺取政权，是因一部分人，羡慕权者的富贵，对当权者，欲取而代之，因而纠合一团势力，打倒当权的人，以便为所欲为。
真革命（或为公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重见天日的欣慰。假革命（或为私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以暴易暴的痛苦。
革命，须以本国人，施之于本国人。不当有外国人的背景，不可受外国人的蛊惑与利诱，不应受外国政府的指导与驱使，更不可尊外国政府为政府。否则纵能侥幸成功，也不过是将本国的政府，变成为外国的分政府。将本国的土地，变成外国的附属地。这种行为，正与卖国为奴的行为相等。
法律是平等的，是普遍的，不能因人而施，亦不可因人而免。若只能施之于贫贱的人，那就不配为法律，只可呼之为命令。
外国的要人，以守法为荣。中国的要人，多以守法为辱。中国的要人，若不痛改这种劣根性，中国的政治，永远不能上轨道。
某年某要人，在北平大运烟土，大贩白面，大开赌局，终日门庭如市，顾客往来不绝。某要人竟敢在大庭广众之间，大言不惭地说：“我就这么办，看谁敢出一口气。”说完扬扬得意真比征服外国、凯旋还朝，还觉得光宗耀祖。这种毁法乱纪的人，竟能高居民上，中国焉得不乱。
治国的人，对外须不使刀生锈，对内，须不使犁生锈，更不可使钱生锈。不使刀生锈，是勤于备战。不使犁生锈，是勤于耕种。不使钱生锈，是勤于流通。
对失势的要人，加以攻击，是“打死老虎”。对走背运的平民，加以攻击，是“落井下石”。
我中国人讲道德，有许多不合理的。比如对一个要人，不论他当权之日，如何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只要他失了势，下了台，人就对他既往不咎。假若对他加以严厉的批评或正当的攻击，就要被人议为“打死老虎”。因此就养成一班怙恶不悛的要人，当大权在手之日，任意胡为，知道失势下台之后，绝无人向他重算旧账。我以为：中国若想不亡，百姓若想安宁，全国人民，同心合力，大打死老虎不可。如此才能使一些活老虎们，在当权之日，先存下怕日后挨打的恐惧。他们纵有为恶的野心，也就不敢任性施展了。否则对活老虎，既不敢打，对死老虎，又不忍打，中国的国土，必要亡于虎，小民必要死于虎。
打活老虎是政府的职责。打死老虎是人民的本分。若有强固的政府，绝养不成活老虎。若有强横的人民，绝不容死老虎复活。
有人问我：“中国换了许多派许多系，全要将中国统一，为什么全归失败，不但未能统一全国，反将他们的派或系全毁坏了。”我说：“他们根本就不知统一是什么。统一者，是统一人心。可惜他们误解统一是统一位置。以为将一切位置，尽量安插本派本系的人就是统一了。所以得了甲省，就将甲省视为征服地。得了乙省，就将乙省认为殖民区。只知为亲属同乡扩充地盘，不问贤愚邪正，竭力任用，只知我的本派本系本乡本省的人，全是龙生凤养的治人之才，他派他系他乡他省的人，全是驴生狗养的被治之货。所以他们占据一省，一省的人‘全要与之偕亡’。安插他们的亲属同乡愈多，愈显露他们的丑点。如此焉能平服人心，焉能使他们的派系不归于崩溃呢？”
修官署，不如用人才，正如修外表，不如修内心。
前几年，我常见要人所发的通电里，有一句“天祸中国”，我实在为天呼冤。天是空虚的，岂有祸国的能力，莫如改为“人”祸中国。若再往实里说，不如换成“我”祸中国。
现在的人民，对当权的人不满意，不是怨人民，是怨当权的人“为人民谋幸福”，太好高骛远，不切实在。目下的中国人民，如同小孩子，陷在泥塘里，受尽鱼鳖虾蟹的钻噬，当然要哭叫喊嚷。你只要将他一把拉出来，他立时就能喜笑颜开，歌功颂德。假若你连一臂之力，还不肯用，反在泥塘边上，对他高谈《封神演义》，他耳里虽然爱听，怎奈他身上的痛苦，是无法可忍呢。你纵然舌敝唇焦，他也要说“你是口甜心苦”啊。
在国中危乱的时候，元首的位置，如同旗杆顶。乍一看，仿佛是高于一切，人人全愿意上去开一开眼界。及到费尽心力，爬上去之后，坐下去既不舒服，站起来又不稳固，稍微不加谨慎，就有跌落丧命的危险。
古时的恶人，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坏。古时的善人，也未必如传说的那样好。不过经历史家添枝加叶，描写地放大了几倍而已。正如人夸人之善或讥人之恶，总要过了实在的范围。所以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可见人做一个好人，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崇敬，将来更必得人加倍或加几十倍的崇敬。当一个恶人，不但在当时受人的咒骂，将来，必更受人加倍或加几十倍的咒骂。我常说：“人若因无饭吃，当了恶人，还觉值得。然而现在一些要人们，既不少衣缺食，又何苦自往恶人群瞎钻而取千秋万世的骂名呢？”
一个人尚不易受骗，何况全国的人呢？一时的人还不易受骗，何况千秋万世的人呢。自古以来，那些骗子们，有几个不是骗了自己。
自作聪明的人，是世上最糊涂的人。历史中所载的奸臣大盗，全是当日以为自己最聪明的人。秦桧、严嵩、黄巢，李闯就是凭证。由现在说起，已被刺杀的几个要人与监狱里的囚犯以及已处死刑的盗匪，就是凭证。他们若不自以为聪明，何致做出种种的罪案。再以鸟兽虫鱼而论，凡落入陷阱索套钩网的，也全是自以为聪明的。
治国如同治病，须监症处方，随时用药。若预先拟出许多方子，强使病人按方服用，即是以人命为儿戏。所以古人，将良医与良相并称。
部下的人说你好，是一时的。百姓说你好，是永久的。可惜中国的要人，只顾讨部下一时的欢喜，惹下百姓永久的怨恨。
治家与治国是一个道理。治家，若不能创业，就须能守业。若既不能创，又不能守，这个家绝不能不灭。一个国若到既不能创，又不能守的程度，也不能不亡。
又吃鱼，又怕腥，又养汉，又抛清，是自古以来许多小人招痛骂的原因，也是许多要人不能成大事的根由。往史不论，单以某总统而言，他若直直爽爽地做皇帝，免去筹安会的洋把戏，不行三揖三让的假客套，他那称孤道寡的志愿，也就能达到了。只因他半推半就，忸忸怩怩，所以未打住狐狸，反惹了一身臊。
对待人力车夫会的首领，先使他拉一拉车看看。对待工会的首领，先使他用一用斧凿看看。对待农会的首领，先使他种一种田看看。对待商会的首领，先使他卖一卖货看看。对待教职员工会首领，先使他教一教书看看。这样，才不致被人玩弄，才能表示真正的民意，才能谋一个团体的公共利益。假若外行的人，可以代表本行的人，那就是包办民意，强奸民意，以众人为傀儡。
陆世仪先生说：“天地犹是此天地，日月犹是此日月，山川犹是此山川，城郭犹是此城郭，时移世变，而古之人则不可得而见矣。其间庸愚之俦，汶汶焉，与草木同腐，奸邪之流，遗臭史册。唯有道德文章忠教廉节之圣贤，耿耿焉，有英气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这几句话，真可以作人人——尤其是目下中国的要人的座右铭。人人每日清晨，若肯诵读一遍，使国家社会，所得的利益，比背诵任何佛经遗嘱的效力还大。如此，不但东北四省可以收回，帝国主义也能不打自倒。
自古至今，我所认为最可惜可哭可叹的，就是有许多的要人，本有流芳千古的能力与机会，偏要遗臭万年。
为好人易，为恶人难。说实话易，说谎话难。为恶人，须大费心机。说谎话，须大打草稿。我以为当一员秦桧，所耗的心血，较比当十个岳飞，所耗的心血尤多。只可惜古今一些要人，多费尽心机，模仿秦桧，多不肯坦坦白白，学法岳飞。
中国这些年的扰乱，所以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成了走马灯式的现象，就是因为一些要人们的顾忌太多，心手不辣，以致敌方不能消灭。斩草不除根，遗毒未去净，焉有安宁的日子。刘邦平了全国，还不肯留下一个毫无实力的田横。乍一看，未免是残酷太甚。其实，欲求长治久安，就不能不下狠手。因为少一分祸根，小民就能多一分安宁。少一分乱源，小民就多增一分幸福。
我对要人有两句话。第一，须要知己知彼。若有实力则不必调和。若无实力就不必捣乱。第二，假和平不如真武力。用武力不如正己身。用武力要使敌方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正己身要于无过中思有过。
国家使无知之辈，操持军政之权，如同纵容少儿玩弄快刀，结果不但伤了别人，并且要伤了自己。
最危险的马屁，是属员的马屁。最可怕的批评，是人民的批评。可惜自古以来，一些要人的双耳，全被属员的马屁塞满了。人民的批评，简直达不到他们的尊耳。因此他们就一直走入遗臭万年的路途而不可挽救。
七年前，我在某军的参谋处供职的时候，曾因某军在前线，招得百姓怨声载道，特向某长官商议，请他设法整饬各队，严整纪律。他说：“你不明白，军队到了前线，不能管束得太严，否则他们就不肯打了。”我说：“肯打不肯打是在平日的教练，不在到临时的纵容。收复一城一镇的事小，伤了人民的心事大，要知骄纵的儿子，不但给父母惹祸招灾，终久也必招他反噬。骄纵的军队，也不能例外。”
以前我国，将唱戏的，贬入娼优隶卒之中，将做官的抬到士农工商之上，实在是极大的错误。要知唱戏的，以品行而言，多能高过做官的。仅以他们对于艺术，全有“自知与知人之明 ”一事而论，足可愧死一些官僚。第一，他们绝不敢贸然登台，绝不敢演唱自己所不能唱的戏。第二，无论什么名角，绝不敢将生、旦、净、末、丑，全由他一人包演，绝不敢认定各种角色，全出在他的家里或他的亲友与同乡之中。第三，他们被人喊了倒好，若非在私下，大用苦功，演习好了，绝不敢再登舞台。我国官僚，若全能如唱戏的有“自知与知人之明”，这座“中华舞台”绝不致有将要倒闭的危险。
有人对我说：“做县长的秘诀，是将县里的绅士维持好了。”我说：“你若将绅士维持好了，县里的小民，可就恼了。”
消弭祸乱，不必讲什么高超不切实用的外国主义，只在掌权的人，设法“正风俗，辨邪正，别男女”。风俗不正，绝生不出好政治，邪正不分，绝定不出真人才。男女七乱八糟，绝产不出好国民。这三样是一而三，三而一。从着就治，违了就乱。
我从来就不信有真确的“民治”。到我的骨肉化为灰尘的日子，我还是不信有真确的“民治”。我愈读新旧讲政治讲主义的书，我愈不信有真确的“民治”。不但中国没有真确的民治，外国也少有真确的民治。甚至直到天地末日，全球上也实现不了“言不二价，货真价实”的“民治”。
世界上，只有“官治”，并无“民治”，官虽是由民变化而成的，也不过如同由蛹变成蛾，蛹终是蛹，蛾终是蛾。人既不可呼蛹为蛾，又不能称蛾为蛹。那么，就不能称官为民。
英国格言说：“小心你帽子里的蜂子。”那意思是不要防远，先要防近。自古至今，许多做大事掌大权的人，所以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多是被身旁一二小人害了他们。只可惜他们专对小民处处严防，而不知祸患就生于肘腋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