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实战中,针对太平军作战官兵,曾亲手创作《解散歌》,每于临阵之时,曾国藩便让湘军唱给太平军官兵听,并且将此歌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李秀成见后竟大哭。这首《解散歌》,合情合理,颇能打动人心。太平军军心不稳,投敌叛变、离军出走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十分严重。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载了这首歌的作用,大意为:咸丰初年,太平军的势力浩大,常常一动就十几万人马,朝廷很难一下子打败。虽然太平军中一半是处于胁从,但是熟悉之后也就甘心作贼了,即使有想不做的,但一则怕路上遇到官兵被杀,二怕家人、长官容不下,因此一直为贼。曾国藩了解了这些后,写了《解散歌》宽恕其以往的过错,允许太平军中的士兵改过自新。李秀成见到后大哭,知道军心已散。从此太平军中偷跑回家的士兵越来越多,势力也越发单薄了。
对待太平军,曾善于攻心,对待自己的官兵,曾亦如此。曾国藩亲手创制了《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以鼓舞官兵之士气。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日常生活中,与家人相处,先得长辈之心,与朋友相处能解其难处,与上下级相处能换位思考,皆属得人心之举。对此,我们要向先人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6.以诚为本,辅以权谋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胸怀浩大是真受用。——曾国藩曾国藩不仅总结出为官之根本原则,还将原则具体化,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曾国藩还总结和体悟出一系列为官处世的要诀。
首先,与人交往要讲诚恕之道。他说“与人交际当守诚信素孚”,而且要“守笃实,戒机巧”。他在与其弟的两封信中言及此。“火药即日咨请湖北协解五万,不知见许否?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求其协助,当亮其力量所能为。弟每求人,好开大口,尚不脱官场陋习。余本不敢开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应付,但略亮我之诚实耳。”“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宋,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与人交往除信守诚恕之道外,还要与人为善,他在日记中写道:“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摄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吾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厂”。
最后,还要有良好的心境,淡泊名利,看透繁华。他在日记中写道:“阅王面农所注张于《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旬,尽性也;‘过此以往’四旬,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隋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
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侯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此外,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还写道:“弟近来气象极好,胸襟必能自养其淡定之天,而后发于外者有一段和平虚明之味,如去岁初奉不必专摺奏事之谕,毫无佛郁之怀,近两月信于请饷请药毫无激迫之辞,此次于草田、芝圃外家渣滓悉化,皆由胸襟广大效验,可喜可敬,如金陵果克,于广大中再加一段谦退工夫,则萧然无与,人神同钦矣。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交勉之。”
古语有云:“以诚为本,辅以权谋。”曾国藩为官方面的体悟还不止如此。
可以说,他的整个为官生涯都充满了理性的光辉。
7.真诚处事,实事求是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对事物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
慎独就是真诚。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在他的道德修养中,慎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年,皇上下旨求言,大有重振朝纲之势。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恳抒己见,一时奏折满天飞。不想,绝大多数的奏折被“毋庸议”的上谕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充满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膏吏唾弃之具广。”咸丰三年正月,曾国藩初办团练,他在写给湖南“公正绅者”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屡屡受挫,但从不轻言放弃。咸丰十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已尽,回天乏术,但曾国藩的诚心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的。曾国藩将“诚”用于治政,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但也让清政府有过一时的中兴。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需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做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虽然能做文章,能写诗词,那也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的人,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那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就是要把学问与事功谱成合拍的节奏。
曾国藩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当作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实际上这也是他诚意慎独的充分表现。他在日记中说道:“闻誉则心忡,儿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
曾国藩就是这样困而知勉而行的,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真诚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角落,然后进行无情地攻击。他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曾国藩将“慎独”作为自身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儿子。
他临死前两年,对两个儿子也都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他在《金陵节暑中日记》里讲道: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养于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章’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俗,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慎,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作。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无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