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强烈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的猛烈抨击者，同时这也是他在乱世之中的保身之道。他所取得的伟大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在于他对功名的淡泊，对成就的谦虚，对己身过错的严与狠。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职位后，又一次改名励志，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在他为自励所做的五旬箴言中，第一句就是要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己之身，担当中国的道统。他认为，在人生的进程中，不论遭遇何种危险困难，只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
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名字所含的深意，曾国藩抓住可以利用的时光，奋发苦读。许多人进入仕途以后，便把书本当作自家书房里的装饰品，同时自己要么整天酒肉穿肠，要么整日得过且过。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进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拼命读书，并自立课程十二条全力攻读，这实在是少见。他对自己的修身箴言，后人读来获益良多，我们若能身体力行，必定获益无穷。
一个位居高官的人，还能自己规定功课，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古人中很少见到，就是今人也很难做到。这种立志有恒、勇于进取的精神，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所以，人无论地位高低，处境如何，遭遇几许，都要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会变得充实。既然立志就要去坚守，否则立而不守，又有何作用呢?
4.眼界开阔求通变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算人有几生几世也无法看透。但人站得高，便看得远!望见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选择就多!人生也会因此豁然开朗。
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对人有益，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封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有识之士因此往往有心无力。
咸丰未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许多积弊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在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外患的险峻形势逼迫清政府要做出必要的改变。
同治九年(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
初次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30名12-14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
预定每人留学15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此举为的是中国今后自己有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动“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得到了允许。于是，他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曾国藩对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望。他在写给幼童的监管官员陈兰彬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些幼童的“鼓舞”之情，还提到了对学习的一些要求，希望这些学生能学到西方知识的精髓，学以致用，来日报国。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职责”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钻研的态度，表达了他一心想让国家变强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30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则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的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
这一举措也体现了曾国藩当时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被赐予“官学生”或者“官生”的身份，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的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落后的中国开辟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开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无知变为有知。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上国门，外面的世界依旧会发展变化。而只有洞察这种变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这群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奋发图强起到了推进作用。
从古至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选。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这种开阔眼界、提升自我意识的做法，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学习意识。
5.委拒命旨，以磨心智
与人沟通时，“硬”的方式可以有“软”的表达。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听者感受你的一片坦诚，便可使其最大限度地理解你的拒绝。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想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对此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对于能决定他生死之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曾国藩大体有四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忠孝；三、无奈的时候，“缓”与“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利用这几招，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能获得实惠，步步高升。尽量减少直言诟病，任何时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转而低调，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当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时，一般说来，他都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迂回转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采用这种方式，他不仅可以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又可以保住皇室的体面。
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
的奏折。奏折的实际意图是想把借调给别人的军队调回自己部署，但考虑到军权话题的敏感，怕给人以贪权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点陈述中只反复提及被借调部队的优点，句旬都是指挥者的口吻，让皇帝自然意识到这两支部队原属于谁麾下。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他的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了江西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国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他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
因此，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将杨、李所部湘军水师拨还给自己。
清政府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水师拨还给了他。令曾国藩更为欣慰的是，由于胡林翼长期在湖北发展、扩编水陆师，使得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更加强大。
由此可见，在与上级的沟通中，曲线表达意思比直言相告更容易获得好的效果。曾国藩就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如愿以偿的。
清政府派遣曾国藩与胡林翼分兵四路进攻太平军，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天京。1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清军取得了连续性胜利。
曾国藩率部已进驻安庆20余里外的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的青草塥，作为两路策应。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下旨，要求曾国藩领军东援江南大营，曾国藩极不愿意。
曾国藩认为，根据战争经验，军队必须以上游为立脚的根本，而攻取安庆是尤为关键的一战，这一战关系到淮南地区的整个局势，也是以后收复金陵的前提和根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占据上游而失败，如果现在离开安庆而去增援苏常，就等于重蹈覆辙。同时，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巩固好江楚三省防线，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朝廷要求东援，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紧，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这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朝廷的旨意不可违抗，而战略错误不能明知故犯，若最终失败的话，朝廷还是会怪罪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的。所以尽管与朝廷有不同意见，但曾国藩不愿意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
曾国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照顾到朝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此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曾国藩认为忠者不必有超过别人的才智，而只需要竭尽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殷勤不必有超过别人的精神，竭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对君王能推心置腹，忠心到了，智慧也随着产生了；能苦劳筋骨以对付大的困难，勤到了，真也就产生了。曾国藩认为，古代称得上“忠勤”
的贤人不乏其人。如果能出去担负艰巨的任务，应当厉行“忠勤”二字，弥补自己的缺点与遗憾。“忠”应该积累于年日，从不妄说开始；“勤”也应该年日积累，从不安逸开始。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朝臣，忠君思想是曾国藩约束自己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方面，他不可能超越这一根本性的规范。但在遵从这一规范的前提下，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处世智慧。
由此联想当今，社会竞争的激烈堪比古代战争，每个人都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为立足于社会而努力，但又不能仅仅为了工作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对于领导布置的错误任务，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保全对方的面子，让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和谐的氛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6.志当存高远，日益求精进
给自己的人生立个志愿，以此激励自己、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超越自己。“有志者事竟成”，此乃人生一大乐事。
立志只是成功的首要步骤，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每天是否真的有进步。曾国藩对志向于人的作用体会很深，并能推己及人。在他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曾国藩不只一次强调这一点，如他在信中提及九弟与人伴读的事情，原文如下：
四位老弟足下，自七月发信后，未接诸弟信，乡间寄信，较省城寄信百倍之难，故余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话容止，规模气象如何?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表，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然与之同居，亦须真能取益乃佳，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抵御，阻止——译者注)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益于我哉?
去年温甫欲读书省城，我以为离却家门局促之地，而与省城诸胜己者处，其长进当不可限量，乃两年以来，看书亦不甚多，至于诗文，则绝无长进，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促也。
去年余为择师丁君叙忠，看以丁君处太远，不能从，余意中遂无他师可从。今年弟自择罗罗山改文，而嗣后杳无消息，是又不得归咎于无良友也。
日月逝矣，再过数年，则满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与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独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诸弟可抄存信稿而细玩之，此余数年来学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前嘱余将所作诗抄录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存稿者，不过百余首耳，实无暇抄写，待明年将全本付回可也。国藩草。(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信中大意是说：伴读的想法很好，但是要选择合适的人。这样才能共同受益，相互长进。他还主张若能自己立志，那么前途无量。借助别人归根到底只是一种辅助方式，环境和他人的影响都是次要的，关键还在于自己。有什么样的志向才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使要成为圣贤也不是没有可能。且时光飞逝，一晃三十而立，各位弟弟还是早些立下志向为好，每日有所长进才会终有所成。
曾国藩在信中除了提点弟弟立志学习外，还为自己不能使弟弟们多受教益而感到惭愧，认为自己未能做到身为兄长的责任。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把自己对于读书的心得都传教于兄弟，对他们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经在家书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