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学习的内容只有读书，却不懂得世事，因此，这样的人不免有些迂腐。学习是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更需要明确学习意义。为一己私利、权势名利，还是民族复兴、国家命运?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知识分子更应该具备这种责任感和意识。
其实，从古至今，任何知识都与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关联，它们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对人生以及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思想与智慧的体现。懂得学习的人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积淀，为己所用。
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若不能为民谋福、为国解忧，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既然学了，就要学有所用，及时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加快自己的步伐，这才是救国之道。
推而广之，现在每一个想要摆脱困境、咸鱼翻身的人，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以学为伴，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最终才能在社会洪流中力争上游。
4.改正缺点，自我提升
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而不自欺，就要对自己的缺点不手软。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项浩大的工程，那么起步时候的积累便是基石。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
缺点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实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耸入云还是庸碌无为，差别就在于此。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心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并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方法，大致有三戒：
一是戒多言。每个人都有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曾国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他为此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但就是难以改过。他认为自己虽然言辞犀利但多为好意，因此想改却深感迷惑，不知从何下手。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骄，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搞得二人不欢而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但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诚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错，认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对人，但却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日里不够敬友；二是一生气就任性无礼；三是别人给台阶下，自己还不给人情。他决定今后恶言不可从嘴里轻易说出，气别人也气自己，谨记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还说儿子与人交友，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会和朋友有矛盾、别扭的地方，应该立即改正并向友人致歉。况且从养生之道讲，一喜一怒，情绪不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可是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还是怠慢同学，事后又后悔了很久。
每个人在检查自身毛病的时候常会物极必反。凡事要有度，对待自身的缺点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紧张过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当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在处事待人方面便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
二是戒怒。历来性格开朗之人多有脾气。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也属于一遇火就着的个性。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比如，有客人在家时，自己的下人犯错，曾国藩便会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深感后悔。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虽想按捺住，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难挡。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是经历多次磨难后才能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可见，经世事、受磨练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够的。
三是戒贪妒之心。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就会滋生贪欲和妒忌之心。将欲造福，就得先去贪嫉妒之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晶，就得先去贪求心。不嫉妒别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不贪求才能获得真正有益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发展的羁绊，只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获得长远的发展。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多种办法，把自我反省与找人监督相结合，对待自己的缺点他没有手软。
“戒多言，戒怒，戒贪欲”，曾国藩用这三点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迈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点人人都有，但剔除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也是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随着人们对自我要求的提高，曾国藩的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的良方。
5.读书是人生的重要部分
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东西、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人生之中什么最重要?生命、地位、财富还是其它的东西?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回答。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虽然得不到施展，但却发奋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父亲早晚讲授，十分精心，我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是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
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俭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的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了基础。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十页绝不问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是，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旬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贵在坚持，并要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9垂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如此看来，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把读书当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来看待。试问世人，哪一个能有如此的毅力和追求?所以，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东西、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
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6.为学之道，贵专贵有恒
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与其善于总结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的最后时光：
同治十一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二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
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
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