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称，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海船长达20丈约66.67米，载600余人，大型木兰舟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由于南宋的主要统治区都属于水乡，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此造船业很发展。所造船有海船，内河船。主要造船基地有临安、建康、平江、扬州、湖州今属浙江、温州、明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赣州等。这些地方都设有官办造船工场，能造大型船只。这期间的木帆船，已有桨、橹、锚、舵、帆、水密隔壁等设施，可以在海上远航。
据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朱彧所著《萍洲可谈》记载广州造的“广船型”是应用于海上民用的商船，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航海运用指南针，并使用升降平衡舵和披水板，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在茫茫大海中任何天氣均能明辨方向。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第二十章“元代的四桅远洋海船和北洋漕运”说，广州所造海舶体形巨大，“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的木料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腕尺。木墙建造完毕，于墙上制造船的底部，再将两墙推入海内，继续施工……”广州海舶按大小分为艟、舴、货船三类，大艟有12张以上的帆，20棹橹，每橹需15人至30人摇动。通常海舶高达4层，卧室、客厅、货仓、厕所等一应俱全，附有救生艇3只。据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最大的艟舶役使上千人：其中海员600名，内有不少熟悉水性的黑奴；战士400名，包括弓箭射手、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的战士。所以海盗一望见元朝大舶，就遁风远逃。官本船上的水手，可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长犹如一个统领子民的大长官，威风八面。“护勇与黑奴等荷剑携戟，负弩前驱，奏乐鼓角，拥簇而行。”
《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描述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
4、星象潮汐
广州面临南海，扼控三江，早有造船行舟传统。是中国南方历史名城、通商大港和造船基地，海船建造技艺更趋成熟。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中国造船技术对船舶纵向强度重视，对舵柱的选材极其严格，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榫合钉接法和精工细作的捻缝工艺，保障船体牢固水密。来自中原的造船匠师传播楼船的建造技艺，就地取材，在木板船的基础上仿制楼船和内河船。楼船上装有锚与舵，东吴南海巨舶张挂7张大帆，在广州和古罗马的阿杜利港之间航行，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物。海船以高级木料用铁钉连接铆牢，具有很强的抗风浪能力。
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舶为主的态势。广州海船在当时垄断了广州到南印度洋的海上交通。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海上贸易，中国帆船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据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的记载，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可载上千人，从印度洋去中国者多乘中国船。不仅开通了从广州至波斯湾、大食国，再向西达东非、红海这条当时世界最长的“广州通海夷道”，而且向东还有通日本、高丽的航线。
中国海船开始使用罗盘定向导航约在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写的《诸蕃志》(卷下)“附录：海南条”记载海外各国地理情况，谈到他从泉州去海南岛乘的是海船：“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可知那时指南针在航海中指示方向的作用已经更加重要。比起11世纪时只在阴雨天才用指南针，仅仅作为指示方向的辅助仪器的情况是更进一步了。《诸蕃志》中所说的已不是指南针而是罗盘了。若无罗盘上的指向分度便不可能做到“守视惟谨”，“毫厘之差”。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则记“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船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也可见罗盘针对航海的重要。这是全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
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并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罗盘针应用于航海，说明我国导航技术在宋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民首创的这种仪器导航方法，是航海技术的重大革新。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并不排斥天文导航，二者可配合使用，这更能促进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其后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促成了世界航海时代的到来。
古代海洋学内容远不止这些，它还包括海洋气象，海洋水文，海洋生物等诸多方面，也涉及到海洋船舶的设计和建造等相关科学。中国古代海洋气象占候十分发达和普及，所谓渔民。水手浮家泛宅，弱冠之年即扬历洪波巨浸中，故其于云气氛祲，礁脉沙线，凡所谓仰观，俯察之道，时时地地研究，不途余力“.由于气象和生产活动的紧切关系，中国的气象占候学发展较早。
当时，宋人对潮汐规律已有了相当的研究，并将其运用于航海。学者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对于潮生时刻与港口常规时差都有明确的定义。学者吕昌明编制出潮汐表《四时潮候图》，海图的绘制也开始出现，并运用到航海中去，海外交通进一步发展。中国船只畅游于西太平洋、印度洋航线，海外贸易非常发达。
两宋时期航海技术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而指南针的应用，在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构，随着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比北宋时期更为进步。也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时，有关海图的记述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刘豫献于金主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海道图的产生出现，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也有较大进步。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而且还能利用季风航行，其驾驭风力的技术也具有相当水平。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利用信鸽作为海上交通工具。并已能进行水下修补船只，防止渗漏致沉。由于航海技术不断提高，令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具安全，航向更为稳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有利于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到元代指南针的应用更为普遍，也更为精确，已成为海舶必备的航海工具。元代航海中，把指南针许多针位点连结起来，以标明航线，称之为针路。指南针应用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以天干、地支和四卦（乾、坤、兑、艮）作为航海罗盘上编排的航路方位，这样，海船航行更能精确地确定航向，把握航线。
元朝航海技术的提高，还表现在对海岸天象与规律的认识与掌握，以保证海船航行的安全与稳定。元朝海上交通，已能熟悉地掌握与利用季风规律。元朝航海家在长期的海上交通实践中，总结经验，编成有关潮汛、风信、气象的口诀。
而有关的口诀据称“屡验皆应”，说明了元朝对海洋气象变化规律，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与掌握，有助于进一步驾驭海洋，促进海外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丝路海韵
1、徐闻黄门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仅大陆海岸线就有18000多公里。又有6000多个岛屿环列于大陆周围，岛屿岸线长14000多公里，绵延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辽阔水域，这为我们祖先进行海上活动，发展海上交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竹书纪年》记载了“帝芒十二年，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夏朝时已有能力组织沿海居民到深海捕鱼，说明当时已采用木板船作为航海工具了。
珠海高栏岛宝镜湾摩崖石刻，是距今3000年青铜时代的产物。共四处6幅，其中3幅图形难辩，另3幅刻在天然岩洞中，保存尚好。最大最完整的一幅长达5米，高3米。其中有日月、鸟、兽、鱼、水、云等花纹图案，反映了珠海先民渔猎生产活动。在多年的海上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天文观测的经验。可能已知道利用太阳，月亮和某些星辰的出没规律来辨别方向，以指导出航，返航和进行捕捞等活动。
《尚书大传》中记载：商末，周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周臣散宜生向纣王献“砗磲”，求释文王。
“砗磲”是一种的巨大贝壳，纣王是见所未见，捧看间，百思不解。自觉尊为一国之君，竟不知天下有此奇物。便问散宜生：“你说是砗磲，究竟出于何处？”散宜生伏于墀下，答道“回禀大王，砗磲只生在南方海洋。”
纣王又问：“你是如何得砗磲？”散宜生答道：“日之南，海角处所获。”至于他如何取得此贝？还有待稽考。
但古籍中确记载有由南海海外所获的犀角、象牙、翡翠、珍珠、鲸骨、海龟之类异宝。这说明历史上中国人早就在南海有航海活动，并与南海岛民进行贸易，主要就是这些自然状态的“方物”。
史籍可考，始于西汉时期，中国古代海洋周边民族文明程度还较落后，故早期的航海活动，缺乏“功利”刺激。但还是与之有着海上来往，也有航海贸易。中国古代航海者为此走向遥远的海域图谋发展，这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存在的基础。汉、晋时期，中国丝绸已通过海路外传，因而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十九年间，汉武帝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中国自古以丝绸闻名于世，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须经亚洲西部古国安息(伊朗)商人转销，罗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国。
汉代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先后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一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二是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三就是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航线。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统一东南，征服闽越(福建)，南越(广东广西)。巩固海疆，从而开辟了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
汉代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此为史上最早的海外贸易，第一条远洋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勃固)；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缅甸卑谬)；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越南)，象林(越南广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当时，诸国多来朝见汉武帝，进献贡品。汉朝遣宦官组建黄门，直隶武帝，专责此事。武帝直派黄门驿长监造楼船，招募船员，携带黄金、丝绸，驶海远航……
汉朝的楼船，由合浦郡的徐闻（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或日南郡（越南会安）边塞出南海，入马六甲海峡，达都元国（苏门答腊），再北渡安达曼海，至邑卢没国（缅甸），沿岸航行进谌离国登陆，步行到夫甘都卢国（缅甸卑谬）。再入海航行过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黄支国。汉使自黄支返国的归程，利用南海的季候风，不再循原路沿岸航行，而由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取道马六甲海峡的航线至皮宗（新加坡西边），在那里等待季候风的转换，再回到日南郡南部的象林县界。沿途与诸国贸易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此为南海起航。中国丝绸由此可转运到罗马，这是南中国海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南中国海之东起西南太平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至印度洋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在宋之前，谓之“南海”或“西南海”；元代称苏门答腊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合称为“东西洋”。明末张燮著《东西洋考》云“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认为东西洋则以加里曼丹为界。
自此，南中国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远航与日俱增。《后汉书》记载，西南海外诸国从“日南徼外”来献者有：一，掸国（缅甸东部掸邦）；二，叶调（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永建六年（131年），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三，天竺（印度），“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和帝（89至105年）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东汉桓帝时，印度僧侣从南海道来到中国传佛。四，大秦(罗马帝国)，“大秦国……与安息、天竺綵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汉书地理志》记黄武四年（226年），大秦商人来中国，受到孙权的接见。孙权即派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船队航经南海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扶南就是在孙权时代正式和我国发生外交关系的。
《三国志吕岱传》载：“岱既定交州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吕岱平交州为黄武五年(227年)之事。黄龙三年(231年)他被孙权召还，改屯长沙沤口，故所及扶南等国遣使来贡应发生在公元225—230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