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槿花之恋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之句“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真误人不浅。都只道是瘴蛮之地，尤其“哑泉”之说，更令人闻风觳觫。于是，朝廷就将南海之沿的岭南作为惩罚“犯官”的流放之地。特别宋朝，中原一批精英之士，不遇明主，空怀报国之心，满腹惆怅，踯躅于岭南这块瘴疠之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一代文豪，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就是这么抑郁闷志，告别家乡陕西蓝田关皑皑白雪来到岭南。他甚至悲切地表示只有一个请求，就是将他的白骨从充满瘴蛮之气的岭南携带回家乡。
公元864年，会昌六年。唐武宗薨，唐宣宗继位。这是一个韬光养晦的野心家，一朝得志，起用奸佞，残害忠良。政绩赫然的良相李德裕也因此被贬岭南，他一贬再贬，先是潮州，继而贬海南。他骑着蹇驴，一路凄切的铃铎声，散落在山水之间。在跨越雷州半岛，向海南崖州进发途中，他悲切地吟道：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红槿花广生岭南，嫣红光艳。被流放到岭南的中原诗人喜欢经红槿花为题作诗，寓寄自己怀才不遇的忧郁之情。受朝中“牛党”之争迫害的岂止只当朝宰相李德裕。就连一个帮闲角色的诗人李商隐，也不能幸免，他也被贬到岭南。他也写了红槿花，勾划出一番怀才不遇的伤感：
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
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
他以红槿花朝发暮落，联想到君王对宫女色相的玩弄。寄托了对君王的好恶变化造成政坛党争反复无常的慨叹之情。也是这次的岭南之贬，妻子因他外出漂泊，思念抑郁。在岭南，李商隐深爱他的妻子，写下《夜雨寄北》以寄慰远方亲人，这是一首千古绝唱，道出了诗人思念妻子的真情：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不久，他将赴梓州，妻子却因长期抑郁成疾，终于忧郁而死，死时不住地呼唤夫君。李商隐闻讯，真是肝肠寸断。
二、苏东坡
“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苏子由均在南海沿海生活过，对南海海洋文化有着深远而悠久的影响。苏轼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词坛上更是突放异彩，创豪放派词风，把词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不仅将词的内容扩大到各个方面，而且不受过分严格词律无原则的束缚，自由抒发情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苏轼写爱情题材的词作，又以婉约见长。词终于取得了与诗同样的地位，使宋词与唐诗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放光芒。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在北宋的文化氛围中，苏轼有着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一方面，他是个士大夫，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对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敏感而深刻，深感压抑，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寻找精神解脱，出世的途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了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由于苏轼文坛领袖的影响，在文人画创作上取得极大成就，提出文人画的画论，对中国画史上文人画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还列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书法讲求自出新意，追求书法的情趣、意境，与他的画论相通，为北宋中期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文人画”画派绘画在北宋中期的出现，对中国画坛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文人画亦称“士人画”，不求形似，讲求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为“艺画”。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称其作者为“匠人”。文坛领袖苏轼不但是文学家，也是书画家，擅画墨竹。墨梅、墨兰、墨菊、墨竹共称“四君子”象征着一些抽象的道德品质。诗人的声誉抬高了他在绘画史上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人绘画，在绘画艺术上还倾向一定程度的真实表现。但这些绘画是代表一些倾向，轻视反映生活，轻视技术锻炼，而崇尚主观的意趣，崇尚笔墨，形式的趣味，等等。苏轼是这种主张的有力鼓吹者，他着重指出画理的重要，他把客观事物的“形”和“理”对立起来，认为人工能作到形似，而达到“理”就非“高人逸士”不可。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他画竹不分节，不重视竹竿的特点，米芾问他，他答道“竹子就不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这些言论被后人利用来夸张“理”的重要，否定“形”的必要，成为形式主义绘画理论的主要根据之一。
他自夸“予近日画寒林，已入神品”。认为“画工”的画没有意思，“看尺许便倦”。从中可看出当时文人画和现实主义艺术主流之间的距离。苏轼抑低吴道子，推崇王维，谓之“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翩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任无间言”。认为王维艺术上超过了吴道子。
四川乐山大佛永远地“拈花微笑”，望着千古不废的大江东去。然而，在此诞生的大文豪苏轼的被流放，使南海的风涛飘逸着他的诗韵。从他的这些诗中，后人感受到忧郁和正气并存。
苏东坡出生在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传说他出世时，母亲梦见一个和尚走进屋子里，这样他就出生了。父亲苏洵游学在外，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他少年时喜欢念佛，不入世俗。嘉祐二年，他二十二岁中进士。12年后，他以《上神宗皇帝》、《再上神宗皇帝》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主张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他一生阅历甚广，仕途坎坷，在其自题画像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惠、儋两州在南海沿海的岭南和海南。他在儋州得赦北返，有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为南贬生活的总结。
苏东坡在官场一直受斥，元祐八年（1093年）王安石罢相后，御史李定等人从苏东坡诗文中罗织“诗讪时政，讥斥先朝”的罪名，使苏东坡被捕入狱，“不得签书公事”迭被贬谪。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岭南。九月，苏轼穿越大庾岭，在梅关写下《赠岭上梅》诗云：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经南雄谒南华寺。苏轼由京城初到岭南，先转任英州（英德）知州，自北至南，行程数千里，一路坎坷，崎岖，途中旋被降职，一路三贬，但他没有抱怨水土不服，兴致勃勃地顺北江而下，在峡山寺与老和尚谈禅。并留下“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千古佳句。
2、冰轮横海阔
在广州东郊黄木湾，游波罗庙，题写了《浴日亭》至今碑刻尚存。白云山蒲涧寺的“蒲涧帘泉”是宋代羊城八景之一，涧因产菖蒲得名，蒲涧有濂泉飞瀑，高崖滴水，山风吹散，化成雨点，雨天水大，滴水成帘，蔚为壮观。苏东坡为此写下“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佳句。苏轼留意到白云山的地形地势和山泉流向。古代蒲涧的溪水，因水质清冽甘甜，所以称为甘溪，是广州居民食水的主要来源。但广州城内的古井为权势者霸占，大众只好饮用受海潮影响的江水，因此易生病。苏轼被安置到惠州后，听说此情况，十分关注此事，写信给他的朋友广州知州王古。他根据自己治理杭州的经验，分析发生瘟疫的主要原因，应是饮水不洁所致，建议设立公立医院为百姓治病。提议在滴水岩下凿一石槽，承蓄百尺飞涛之水，再用五管并排的大竹筒，顺着地势将泉水分引到城内各个小石槽。方便居民就近引水。并推荐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负责此项工程。这个方法得到采纳后，使广州市民一千年前就受“土自来水”之惠。
苏东坡徙惠州经罗浮山，宿好友邓守安的道观。至惠州两年多，“杖履罗浮殆居其半”留有诗迹。因仰崇葛洪，在云峰岩下葛洪洗药池遗址小筑“东坡山房”修炼，居然也炼出“小神丹”，但服后不适，停习气功。他还曾酿酒，以当地配方酿制玉色香浓的桂酒，秘方刻石而藏于山中，创“罗浮春”流传至今。其实山中日子并不好过，苏轼咏罗浮诗有“凄凉罗浮馆，风壁颓雨砌。黄冠常苦饥，迎客羞破袂。”在此环境中，他仍关心民瘼，尽心为民，他向罗浮县令推广其在黄州设计的“秧马”，绘出图形，即插秧船也。可减轻农夫插秧之辛苦。在香积寺，为村民设计利用罗阳溪落差为动力的水碓水磨，应用于舂米、磨米、舂香料……故易名“香溪”。至今在“东坡山房”旧址建“东坡亭”，存有东坡题匾“花香静处寒无月”。苏轼后入住东江和西支江合流之岸的“合江楼”；又住对岸嘉祐寺，最后选择白鹤峰，并置地数亩，开凿“东坡井”“作屋二十间，规作终老计”。如“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苏轼在惠州出游附近州县，一直到粤东，远涉潮州，访韩山，谒韩祠，撰《潮州昌黎伯韩文以庙碑》，以表感佩韩愈为民驱鳄之怀，一偿夙愿。所到之处均有题咏，存以碑刻。
在岭南，苏轼题咏最多的还数惠州。湖山烟水之美，籍坡公题咏之。苏轼对惠州西湖感情极深，《江月五首》之一咏道：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
停鞭且莫去，照我一杯残。
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因妾朝云病逝，悲痛欲绝。苏轼暮年远谪，夫人早逝，唯朝云相随万里来到惠州，朝夕相处。她向苏轼学书法、佛经，成为苏轼的知音。临终时还念着《金刚经》六如偈，死时才34岁。苏东坡含泪把朝云瘗骨湖畔，并于墓上建六如亭以纪念。亲撰《墓志铭》称赞其“敏而好义，事先生忠敬若一”。
苏轼在惠州虽不当权，也尽力运用其影响力，为村民做好事。其姐夫程之才任广东提刑，经常顾问，事必建议。绍圣三年（1096年）博罗大火，全城尽毁，苏轼即建议放粮赈灾，收容灾民。惠州驻军营房散布市井扰民，即建议另处建三百间营房集中官兵。秋粮丰收，苏轼看到粮贱伤农，建议官府允许农民纳税钱粮两便，或以低粮价收税。既征得赋税，又纾解民困。惠州居民过渡不便，他建议官府建两座桥。一条东新桥为跨江大桥，是他捐出皇帝所赐的犀带，由道士邓守安将原来浮桥改建。另一座则是西新桥，连接西湖长堤。也是他捐资建成。还资助僧人希固建堤和桥，为惠州西湖六桥的第一桥，“飞楼九间，尽用石盐木，坚如铁石。”竣工之日，惠州官民在西村设宴庆贺，苏轼赋诗：“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他感到惠州不错。
3、日啖荔枝三百颗
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尤为脍灸人口。
然而，苏轼表面恬淡，内心却充满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尤为尽致：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他借古讽今，抨击朝廷奢靡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态，他在《荔枝颂》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念念不忘国运民生，终未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诗，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不知为何，最美好的，也是最致命的。诗人的灾难，正是源于这首千古不朽的诗篇。其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
他的另一首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病床寄病容。
抒说先生春睡美，道人休撞五更钟。
宰相章惇读到这首诗，勃然大怒。他认为苏轼在惠州生活，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大怒道：“原来苏轼还那么惬意！”又下令将苏东坡再贬到更为荒芜的昌化军（海南儋州），授琼州别驾。
4、苏氏兄弟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轻惠州”。离开惠州，千里贬途，踏上粤西，走进雷州半岛大地。雷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历代南来骚人墨客，迁仕第宦多会于此。可能当时并无驿路直接去琼崖，苏东坡骑着蹇驴取道广西藤州往雷州。他知道弟弟苏辙也因此获罪，而被贬往雷州。
苏轼弟苏辙，字子由，也是一位极有成就有文学家。他比其兄小两岁，19岁时兄弟同科及第，榜登进士。王安石变法时，苏辙力陈“青苗法”行不通，因而也与其兄同被列为反对新党的“元佑党人”，一直遭贬。司马光为相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他性格鲠亮切直，也因不满司马光的施政，当面与司马光争辩。也认为不应当废除新法，因而也一样为旧党一派排斥，也遭一贬再贬。由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后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贬降知汝州、才过几个月，又贬为袁州知州，还未到任，就被降为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才三年，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
在赴雷州途中与贬儋州的苏轼在藤州驿站不期而遇，悲喜交集，泪眼相望，不胜感慨。两兄弟结伴而行，投荒海南，因避台风，停舟上岸，在鹤山石螺岗滞留几天，故改名为“坡山”。
两人携手同行至雷州，寄居天宁古寺。当年寇准也因奸佞进谗，而被流放至此，住的正是天宁寺的西馆。俩人觉得古寺幽静，暂住一夜，夜间苏辙赋诗一首：
十口南迁粗有归，一轩临路阅奔驰。
市人不惯频回首，坐客相谙便解颐。
惭愧天涯善知识，增添城外小茅茨。
华严未读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
此诗一吟罢，住持僧人不禁喝彩。他久闻东坡大名，其弟尚且如此，其兄可想而知。于是合掌向苏东坡施礼，道：“施主能光临敝院，敝院篷筚生辉。久闻两位乃中原名士，不求银两，但求遗一墨宝足矣！”
“既然师父如此错爱，在下只好献丑了。”苏东坡一口答应，住持备了文房四宝。苏东坡把笔蘸饱了墨，铺平了纸，审度了一下，一挥而就，写下“万山第一”四字。苏辙则写下一首《劝农》：
我迁海康，实编于民。
少而躬耕，老复其直。
乘流得坎，不问所困。
愿以所知，施及斯人。
为消除谪居的悲苦，兄弟俩人常到罗湖游玩，倘佯于绿水翠荷之间。这里的花燕还是如期飞归，依然以荷花为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