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想赢得别人的信任，关键在于老老实实地做人。因此我们应该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不说谎话，言行一致，答应别人的事就要放在心上，努力做到，长大才能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守信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古代政治家商鞅就曾以守信换取民心。商鞅的变法条令准备好后，担心民众不信，就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木柱，张贴告示说有谁将它搬到北门，便赏黄金10两。众人看了都不相信，没有一个人去搬。于是，他又贴出告示：“谁能扛去赏黄金50两”。这时，有一个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将这根木柱扛到了北门。没想到，他马上得到了50两黄金的赏钱。商鞅这种“言而有信”的做法，使老百姓都相信了他的变法条令。
有一个国王给孩子们每人一些花籽，叫他们去种花，当花朵盛开时，再把盆花送到王宫来。国王事先悄悄地把花籽煮过，不可能发芽了，可是到了规定的日子，孩子们都把一盆盆艳丽夺目的花儿送来，他们都是为了得到国王的奖励，换了花籽种出来的。只有一个叫宋全的孩子，双手捧的是没有鲜花的花盆。宋全凭着诚实的美德，赢得国王的赏识，得到了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通达。孔子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实严谨，即使到了边远的部族国家，也能够通达。说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严谨，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立时仿佛看见‘忠信笃实’这几个字显现在前面，坐在车中仿佛看见这几个字在辕前的横木上，能够做到这样，便能够处处通达了。”子张便把孔子的话记在束腰的大带上。
孔子的意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求子张把“忠信笃敬”作为座右铭“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有理走遍天下”，做不到这一点，则“无理寸步难行”。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有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无信不立”、“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古训，已将诚信深深融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血液里。然而，一部分国人却偏离了诚信的方向，使我们的身边充斥着种种令人汗颜的不诚信行为。
然而为什么践踏“诚信”、损害“诚信”的现象会屡禁不止？
法国老太瑞70岁时，有个律师同她订了一份契约。契约规定：老太有生之年，那律师每月付给她2500法郎的生活费；老太去世之后，她的房产归律师所有。然而，令律师意想不到的是，这生活费一付就是30年，直到律师去世，老太还健在。而律师总共付出了90万法郎，就是按分期付款购房30年也足够买下三四套这样的房子。这件事本身，也许会被某些人当做“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笑料，而从诚信的角度看来，这正是遵守诚信的最好典范。因为这名律师完全可以利用他的法律知识，想办法终止已经让他“吃亏”了的契约。但他没有。他为了继续遵守诚信，宁愿吃亏，履行契约，直至死亡。
实现诺言，遵守诚信，有时可能让人失去很多，但同时也会让人得到用金钱换不来的东西——尊重。其实不仅仅是商家，我们每个人都应遵守诚信，诚信是对每位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诚”是对人的态度，忠诚、诚实；“信”是做人的态度，守信、信誉。诚实守信，也就是诚信。形成诚信的社会风气，既要有制度作保障，同时又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以诚相待。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在一般情形下，或者说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孔子的话当然是不错的，一个人没有忠信笃敬的品质，就会像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或所谓“嬉皮士”一样，缺乏专注、进取的精神，很可能一事无成，自然也就无所谓通达了。但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处于尔虞我诈的现实之中，一味地忠信笃敬，不多一个心眼，做到知己知彼，那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落入他人所设置的圈套之中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确实要像子张一样记住圣人的教导，把“忠信笃敬”这几个字作为我们的座右铭。但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也要多长一个心眼，在忠信笃敬的基础上来一点通权达变，不要愚忠。这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反映在“忠信笃敬”上的辩证法。
为此，孔子又说到要胸襟宽广而明察。他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即：“不预先揣度别人的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的不诚实，却又能及早发觉欺诈与不诚实。这样的人是贤者了吧！”
不轻易去猜测揣度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是胸襟宽广的表现，却又能及早发觉欺诈与不诚实是明察秋毫的睿智。能够做到这两方面，当然是贤者了，而且是大大的贤者。
从实际情况来看，太明察的人往往疑心重多忌刻，凡事都对人防一手，容易把人想像得很坏，所以显得心胸不够宽广。而一般心胸宽广的人又往往把人想像得太好，对人缺乏心计和防范，所以不够明察。
这两方面的矛盾在圣人的论述中被统一起来了，这当然是高标准严要求，我们一般人是望尘莫及，难以做得到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就只有努力提高修养，争取做得好一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