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本篇论述了用兵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主要阐明了以下几点：一是强调“凡兵之道，莫过于一”，就是用兵要集中兵力，集中指挥，行动一致。部队的行动如能达到“一”的要求，就能“独往独来”，达到“阶于道，几于神”的境界。二是“存”和“亡”、“乐”和“殃”虽然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因此，应存时虑亡，乐时虑殃，灵活用兵，促使形势向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三是在两军相遇、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要取得胜利，必须示形动敌，欺骗敌人，声东击西。四是兵贵神速，击敌不意，即“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用兵的原则是什么？”
太公回答道：“一般用兵的原则，没有比指挥上的高度统一更重要的了。指挥统一，军队就能独往独来，所向无敌。”黄帝说：‘统一指挥基本上符合用兵的规律，几乎可以达到神妙莫测的用兵境界。’运用统一指挥这一原则，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显示这一原则，关键在于利用态势；成功地利用这一原则，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古代圣王称战争为凶器，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它。现在商王只知道他的国家存在，而不知道他的国家已面临危亡；只知道纵情享锭，而不知道他已面临祸殃。国家能否长存，不在于眼下是否存在，而在于能否做到居安思危；君主能否享乐，不在于眼前是否享乐，而在于能否做到乐不忘忧。现在您已思虑到安危存亡的根本问题，至于其他枝节问题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
武王问道：“两军相遇，敌人不能来进攻我，我也不能去攻打敌人。双方都设置坚固的守备，谁都不敢率先发起攻击，我想袭击他，又没有有利的条件，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回答说：“要外表佯装混乱，而内部实际严整；外表伪装缺粮，而实际储备充足；实际战斗力强大，而装做战斗力衰弱。使军队或合或离，或聚或散，装作没有节制纪律以迷惑敌人。隐匿自己的计谋，保守自己的意图，加高巩固壁垒。埋伏精锐，隐蔽肃静，无形无声，使敌人无从知道我方的兵力部署。想要从西边发起攻击，则先从东边进行佯攻。”
武王问道：“如果敌人已经知道我军情况，了解了我方计谋，那该怎么办？”
太公答说：“作战取胜的方法，在于周密地察明敌情，抓住有利的战机，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给予迅猛的打击。”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
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
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
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例证”
“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是本篇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核心就在于料敌虚实，明察战机，并能紧紧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而速乘其机，复疾击其不意”。郑庄公在繻葛之战中取得胜利，就是正确运用这一原则的结果。
春秋初期，郑庄公凭借国力强盛，侵伐诸侯，不听王命。周桓王为保持王室独尊地位，于十三年（前707年）秋，亲率周、陈、蔡、卫联军伐郑，郑庄公率军迎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北）。联军以周军为中军，陈军为左军，蔡、卫军为右军，布成一个传统的“品”字形三军之阵。郑庄公则一反传统战法，以中军和左、右拒（左、右两个方阵）布成一个倒“品”字形的“鱼丽之阵”。
开战前，郑大夫子元首先观察分析了联军的阵势，发现其左、右军都很薄弱，尤其是左军，阵形混乱，人无斗志。于是他向庄公建议：先以我右拒攻敌左军，陈军必定败走，周王的中军也会受到震骇而发生混乱；再以我左拒攻敌右军，蔡军、卫军就会支持不住，效法陈军而败走；然后集中兵力进攻敌中军，就能获得全胜。庄公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向联军左军发动攻击，陈军一触即溃。失去左翼配合的右翼蔡、卫军，在郑军猛烈攻击下，也纷纷败退。周中军为左、右军溃兵所扰，阵势大乱，郑军乘势合兵而击，桓王中箭负伤，大败而归。
此战郑军的实力弱于联军，但因郑庄公和子元善于料敌察机，变换阵法，先弱后强，逐一攻击，各个击破，终于获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