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猎按季节之不同又各有俗称，《左传》隐公五年所云为“春、夏苗、秋弥、冬狩”。另一说为《谷梁传》桓公四年所云：“四时之田，皆为宗庙这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鬼、冬曰狩。”春狩猎择取不孕者；夏苗狩猎不得乱猎，仅取其害谷者；秋弥狩猎可杀其大者；冬狩围猎；遭兽可以无所择也。《左传》隐公五年杜预注：“、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弥，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取之无所择也。”又《公羊传》桓公四年疏：“冬时禽兽长大，遭曾可取不以夏田者。”南朝、梁、沈约《均圣论》：“春免其怀孕，夏苗取其害谷，称弥冬狩，所害成多。”
先秦的四时田猎有与祭祀和军事操练结合进行之俗，据《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记：每年仲春二月，教民“振旅”司战，司马立大旗集合民丁，排列阵势，操练辨别鼓、铎、镯、饶的用途，并教他们坐下、起立、前进、后退、急行、慢行、散开、密集等队形规则，然后进行春的田猎。这时有关人员树起丧旗，举行貉祭，貉祭即，出兵时举行的祭祀。告诫 丁各种禁令，然后击鼓，包围禁区，最后将火熄灭，献上捕获的禽兽来祭祀土地神。每年仲夏五月，教民野外“茏舍”露营，像振旅一样操练布阵，识别各种微志，以辨别夜间的军事行动，然后进行与春差不多的夏苗的田猎，最后驱兽车停下来，献上捕获的禽兽来祭祀宗庙。每年仲秋八月，教民“治兵”习战，象振旅一样操练布阵，辨别旗号和物象的用途，然后进行秋弥的田猎，与春的田猎俗规一样，最后把网收拾好后，用捕获的禽兽祭四方之神。每年仲冬十一月，教民进行军事检阅式的操练，然后进行声势浩大的冬狩的田猎。这时用旌旗树立成左右两座进出的军门，各级长官率领自己的车卒和步卒围猎，险难的地段人在前、车在后，平易的地段车在前、人在后。摆好阵势后，举行阵前貉祭，并派出一辆驱赶野兽的战车，中军将用鼙鼓指挥擂鼓，鼓手们都擂鼓三通。各路司马都摇响铎铃，车卒和步卒们都起立击鼓前进，步卒们还口衔箸枚禁声。捕获大的野兽就交公，捕获小的就归自己，抓获的野兽都割下左耳为凭证。到了围猎区的尽头，鼓声齐鸣如暴风骤雨，军士们也高声欢呼喊叫，回来的路上在郊外用猎获的禽兽祭祀四方之神，进城后又献禽兽祭祀宗庙。
先秦俗规，狩猎有礼制规定，《礼记·王制》云：“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臣，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四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其中最要紧的是天下打猎不四面合围，前开一出路，使禽兽可逃遁而示；诸侯不成群绝杀禽兽。
先秦俗规，“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礼记·王制》。就是昆虫还没有冬眠时，打猎不得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得捣毁鸟兽的窝巢。所以，《礼记·月令》亦云：孟春正月“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
先秦俗规，季春三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兽之药毋出九门”，《礼记·月令》。九站：指路门、雉门、库门、皋门、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等天子皇城的九处城门。就是这时捕猎鸟兽的罗网、毒药等不得放出九门。孟夏四月“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礼记·月令》。就是这时要经常驱赶野兽，不让它们伤害五谷，但不可举行大规模的田猎。
4.祭祀山神
先秦之时祭祀山神的风俗早已有之，《尚书·尧典》即云：“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礼记·祭法》亦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风怪物，皆曰神。”祭山云祀，俗规多用，又俗称“度”或“祛”，即埋性帛玉币于地下，悬即挂牲牢于树上，《尔雅·释天》云：“祭山曰悬”邢疏曰“谓埋藏之”；“悬谓悬其牲币于山林中”此外，还有一种投祭之法，即投性牢祭品于山谷，以飨山神而求福佑，此俗民间最为流行。
先秦祭祀山神因等级不同，祭祀亦不同，主要有：
望祭，就是君王祭祀名山大川，不亲至其所，遥而祭之。《周礼·地官·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祀记·王制》亦云：“柴而望祀山川。”用牲畜和谷物祭祀。
望衍祭，也是望祭之一种，只是祭礼较轻，仅用币祭山神。《周礼·春官·男巫》云：“男巫掌望祀、望衍”。郑玄注：“衍，读为延，声之误也。望礼谓有牲粢盛者；延，进边，谓但用币致其神。”
秩祭，就是依礼分等级举行祭祀。《尚书·舜典》云：“望秩于山川”。孔安国传：“东岳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谓五岳牲礼，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
力祭，是诸侯在其封国内祭山神之祀。《礼记·典礼下》云：“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
时祭，是四时常祀。《周礼·地官·牧人》云：“凡时祀之牲，必用牲物。”郑玄注：“时祀，四时所常祀，谓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礼记·月令》记述季冬之月的祭祀时云：“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五、手工业风俗
1.“六工”与“百工”
先秦的手工业，起初基本上为官府经营，故“工”本为职官的一类，故《尚书、尧典》云：“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安国传：“工，官”。在商代时有“六工”之称。《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郑玄注：“此亦殷时制也……土工，陶瓬也；金工，筑冶凫栗锻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也；兽工，函鲍裘也。草工，染色之工也。”《周礼·考工记序》：“设色之工”。清孙诏让正义：《曲礼》说天子六工……无设色而别有草工……合考《说文·部》……草为栎实正字，其物可染皂。疑染工或可谓之草工，亦即设色工也。”及至周代以后，遂俗称“百工”。按先秦的传统“工”即官，“百工”即百官之意。后又指司营造建、制造等事务的官，《周礼·考工序》：“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但西周的工奴也统称为“百工”，《伊簋铭》云：“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蔡铭》：“司百工，出入姜”。春秋以后才演化成各种手工业和手工业工匠的 称。《周礼·天官·大宰》云：“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墨子·节用中》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论语·子张》亦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左传》襄公十四年也云：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2.作坊流行
先秦手工业工人劳动的场所一般流行集中在作坊里。商代已有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如在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北均发现商代早期的铸铜作坊遗址，前者发现多种碎范一千多块，还有几种坩埚；后者发现碎范一百多块。《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在安阳小屯村东南发现商代晚期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遗址，在不少房屋内堆积着许多陶范，在房屋外有大量的碎范和坩埚残片。《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1年第2期。在郑州紫荆山北还发现商代早期的制骨作坊遗，发现有一千多块骨料及废料，骨笄和骨笄的成品和半成品，以及制造骨器的磨石。《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在安阳北辛庄发现商代晚斯的制骨作坊遗址，除大量牛、猪为主的骨料和磨石外，还有青铜制的小锯、刀、钻等制骨工具，以及骨笄、骨锥等骨器《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1年第2期。在郑州发现商代制陶坊遗址，共有陶窟14座，10余座中地半地穴式的房屋以及陶杵、陶拍子、陶印模等制陶工具。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商代的作坊均为官营性质。
周代以来，官营作坊更为流行，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当时的宫营作坊有30多种，“凡攻术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治凫、栗、段、桃；攻皮之工、通、绩、钟、筐、；刮摩之工、玉、、雕、失、磬；搏埴之工，陶、。”在官营的作坊内由工师领导和监视工人工作，《管子·立政》云：“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多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吕氏春秋·季春纪》亦云：三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天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仆为淫巧，以荡上心。”按俗规，每年从3月到8月，是周代官府工匠被片调到官营作坊役的时间。官营作坊为了防止偷工减料或掺假作伪，要为制成品上勒刻工匠的姓名。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与官营作坊流行的同时，春秋以来民营作坊也逐步兴起而流行。前已述及，官营作坊每年3月至8月征调工匠服役，3月解冻之前和9月霜隆之后则停休工，此时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就可在自己家内开设作坊或来料加工，或自备原料加工，可使其保有市场而不虞竞争。这种家传的秘方、绝技俗规传不传女，此俗延习甚久。
周代还有在城市入肆的作坊。按俗规在城市开设作坊店铺要以类相从，在市内划分若干区域，俗称为“肆”，《论语·子张》即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种边生产边销售的城市作坊亦延习甚久。
此外，春秋以来还有一些被俗称为“闲民”的手工工匠带着简单的工具，转徙乡里沿门求雇，为雇主加工制作，获取工资。《周礼·天官·大宰》云：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九曰闲民，无常识，转移执事。”这种流佣式的“闲民”也延习甚久。
3.制铜风俗种种
青铜文化是先秦、尤其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手工业的高峰，在长期的发展中遂形成从冶炼到铸造的种种风俗。
（1）从坩埚到竖炉
先秦很长一段时期俗用坩埚炼铜。在与夏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中就有坩埚出土。在郑州南关外发现商代早期的坩埚有两种，一种是缸或大口尊等陶器，内外涂草拌泥；另一种是完全用草拌泥制成。安阳殷墟发现的坩埚壁胎全以草拌泥；用泥条盘筑法制成。《中华文明史》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6页。在殷墟还发现一种坩埚是红黄色形的一种陶质器皿，形似底朝上的盔，俗称“将军盔”。最大的“将军盔”炼锅每次能炼出122公斤的纯铜。刘屿霞：《殷代冶铜技术研究》，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
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特别是商代后期制作大型青铜器的需要，竖炉炼铜之俗遂流行起来。安阳小屯苗圃就出土过许多泥条盘筑而成的炉壁残块。洛阳北窑发现的西周铸铜竖炉有大小两种，大的用泥圈叠成，直经达160厘米。湖北大冶铜绿山出土的春秋时的结构和大小基本相似的炼铜竖炉，炉体近似竖立腰鼓形，用红色粘土、石英砂、铁矿粉、高岭土等耐火材料夯筑而成。竖炉分为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炉基设有T形风沟，起保温、防潮作用，以防止炉缸冻结；炉子有2个风口，以改善火争分布状态，提高炉温；出铜口的门坎稍稍内倾，使炉缸内留一定的铜液以保持炉温；炉身四壁稍稍内倾，既利于保持炉温，又利于炉料运行。
用竖炉冶铜，还有依据火焰的颜色来辨别冶炼过程的风俗，《周礼·考工记》云：“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兰次之。然后可铸也。”
（2）石范、陶范、和铜范
赞助秦之初铸造铜器俗用石范。目前出土最早的石范大约是夏代的，此外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有石质斧范，唐山雹神庙出土有石质斧范、刀范、矛范，玉门火烧出土有石质镞范。石范虽使用次数较多，但不易加工，且不耐高温，故很快耐高温且易加工的陶范取代。年代最早的陶范也出在与夏代相当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中。商代中期以后，陶范大为流行，在郑州南关外就出土了1000余块陶范，在安阳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片和坩埚片。春秋战国后，陶范更为流行，山西侯马牛村古城铸铜遗址出土陶范3 多片，其中可合成套的有1000多块。《中华文明史》第2卷第198页。
春秋之时除陶范流行外，还出现了铜范。《小校经阁金石文存》曾载有春秋“卢氏”空首布铜范，战国前期又有平首布“梁一”铜范、“虞一新”铜范等《中华文明史》第2卷第200页。当时铜范主要用来铸造钱币。
（3）加热合金
先秦化铜俗用内加热法，即把铜矿石和燃料放入坩埚或竖炉内点火，坩埚从上口、竖炉从炉腹下部送风，以使铜矿石变成液态，去除杂质，并渗入一定比例的锡、铜，冶炼铸造出独具特色的青铜器。铜、锡二元和铜、锡、铅三元合金之俗至迟兴于商代晚期，春秋后更流行开来，《周礼·考工记》云“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章，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铸器，桃氏为刃。金有齐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周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削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之齐；金锡丰，谓之鉴燧之齐。”
（4）锻焊热镀
春秋之后，随着青铜文化的发展，锻、焊、热、镀等工艺也迅速流行起来。
锻，就是把铜坯料加热后用于锤等锤击或加压的加工之法。俗规多用于金泊工、小件青铜器、半成品以及局部加工等方面。如琉璃河西周早期的青铜戈、成都战国青铜戈、矛等我锋刃都曾锻打过。《中华文明史》第2卷第201页。
焊，就是利用熔点比焊件低的焊料和焊件连结处一起加势焊溶化后，渗入并填满连接处而使焊件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加工方法。此法俗称“钎焊”于春之时兴起，战国后广泛流行。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春秋中晚期墓出土的55号鼎曾多处使用了纤焊。
热，就是对铜器进行退火、淬火和回火的热处理加工之法。如成都战国青铜戈、矛均进行过退火热处理。淬火、回火则主要用于铜境上，如战国的铜镜多数作过淬火、回火的热处理。
镀，就是在青铜器上镀铜、锡和镀金银。据考证镀锡之俗兴于二里冈文化期，商代晚期和周代大为流行，许多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都镀了铅锡。《诗经·秦风·小戎》中多次提到的“鋈”字，就是指镀锡。锡金银则始于春秋时期，西汉时始俗称此法为“鎏金”，如河南浙川春秋铜戈上有鎏金铭文。
4.制陶风俗种种
制陶工业因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故在先秦战有重要的地位，从制作到烧制有种种风俗。
（1）从“土工”到“抟埴之工”
制陶工业在商代俗称“土工”，居“六工”之首《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在周代则俗称“抟埴之工”《周礼·冬官·考工记》。
周代的抟埴之工俗规分为二种，一种俗称“陶人”，主要用陶轮制作、鬲之类的炊器；另一种俗称“瓬人”，主要用模型制作簋、豆等礼器。
（2）灰陶、白陶、原始瓷
灰陶是先秦陶业生产最普遍，人们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陶器。其呈灰色厚胎。用易熔粘土作原料制成的为泥质陶，用作炊器的灰陶加砂制成的为夹砂陶。灰陶一般喜用绳纹。
白陶是高代陶业的代表，用高岭土制成。因烧成后呈纯白色，陶质坚硬，故俗称“白陶”。白陶一般喜刻凸出纹，外形美观，其器形和纹饰与铜器近似。在河南安阳和辉县均有出土，在商代为珍贵器物，为贵族所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