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充满着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为后人所崇敬和传颂。
秋瑾1879年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小官僚家庭。秋瑾从小聪明伶俐。她七岁时，听到书房中哥哥的读书声，就走到书房，对教书先生说：“我也要读书，和哥哥一样。”先生就教她几个字，谁知秋瑾一学就会，先生很喜欢她。从此，秋家的书房中又传出一个女孩的读书声。秋瑾还在母亲单夫人的指导下，学会吟诗填词。在外婆家，她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使枪舞棒等各种武术。她不仅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而且养成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在一首词中写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在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绳索，妇女的自由受到限制，还要遭受缠脚的摧残。这与秋瑾的性格格格不入，引起她强烈不满。当她看到，厦门街道上，洋人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情景，更是愤怒，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在北京，她受革新派人物和维新刊物的影响，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她自称“鉴湖女侠”。立志要用热血唤起妇女的觉醒，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1904年春，秋瑾不顾家庭的反对，变卖了首饰，踏上留学日本的征途。她到日本后，一不学医，二不学师范，她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参与组织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十人会”；发起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她又创办了《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政府，争取男女平权。不久，又加入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当孙中山到日本时，秋瑾与孙中山见了面，对孙中山的主张十分佩服，随即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她在日本奔走联络发表演说，宣传革命，介绍爱国青年加入同盟会，她将名字改为“竞雄”。经常穿男装，佩戴从日本商店买来的“倭刀”，练习武艺。她成为留日学生中传奇式女杰。
她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妇女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鼓吹妇女解放，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同时她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与同盟会会员陈墨峰在寓所里研制炸药。一次不慎，引起爆炸，陈墨峰的脸和手都被炸得流出了血，秋瑾的手臂也给烧伤。秋瑾果断地让别人把陈墨峰送进医院，自己留下处理了现场，当巡捕闻声赶来追问时，她说是做饭不留神着火，引起爆竹爆炸。巡捕抓不住把柄，只得作罢。
1907年春天，秋瑾离开上海回到老家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重要据点。秋瑾在校内增设了体育专科，购置了枪支弹药，又从各地抽调许多革命党人，到校担任教官，聚集好几百学生，到绍兴城外大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秋瑾也身着男装，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的野外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发展为光复会会员，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为了联络同志，秋瑾日夜奔波在杭州、金华、绍兴等地。徐锡麟与秋瑾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同时起义。
但是，在起义发动前，有的义军首领擅自行动，被清兵打散；有的义军首领因走漏风声被捕殉难；清政府派出爪牙，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被迫提前起义，但虽然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孤立无援，终于被俘，反动派将他挖眼剖心处死。
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给整个行动计划带来严重困难，形势十分危急。当清政府得知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派出一标（相当于团）兵丁前来绍兴镇压。在这紧急关头，大通学堂师生建议马上起义。秋瑾则认为，绍兴力量太弱，不能以卵击石。不少同志劝她立即撤向安全地带，但她哪肯只身出走，她婉言谢绝了。她将重要文件交给了同志，随即疏散了大部分学生。
7月13日下午，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撞开大门，一涌而进。秋瑾带着一部分学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秋瑾等六人不幸被捕。
当晚，敌人连夜审讯。秋瑾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绝不出卖战友。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起义失败的悲愤。
清政府无计可施，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杀害，临刑时，秋瑾视死如归，昂首大笑，声震寰宇。终年31岁。
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