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清真寺办的经汉兼容的教育以外，还办有专门培养阿訇的经堂教育。比如，穿心街清真寺于同治九年（1870年）招收三名海里凡（阿拉伯语音译，学经的学生）学习伊斯兰教各学科知识。这是上海地区兴办经堂教育的最早记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穿心街清真寺阿訇沙瑞桢也办过经堂教育。后来民国初期的薛子明阿訇也在该寺招收过海里凡。孙金福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276页。此外，日晖港清真别墅的韩礼堂阿訇也办过培养经学生的经堂教育，费用由当时的回族士绅蒋星阶先生负担。参见笔者对86岁的回族老人马维寿先生的访谈记录，2006年7月31日上午于他在国际花园的私宅中。美国传教士还于1910年之前拍摄过日晖港清真别墅的经学校的照片。我曾经在西方传教士办的教务杂志中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张，并作了翻拍。现保存于我的《上海伊斯兰教文化存照》（即将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档中。此外，穿心街清真寺还刻印过一些经书，包括穿心街清真寺阿訇王瑞堂先生编写的《五功总纲》（又名《经汉杂学》），是一部用汉文音译阿拉伯文经书的经堂课本，用南京口音标注阿拉伯语经文的发音，是专供识汉字但不识阿拉伯语字母的居住上海的南京籍穆斯林教众做礼拜和其他仪式时使用的。当然，与清真寺兴办的普通教育相比，传统的经堂教育的规模不很大。
三、结论：为什么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积贫积弱的清末社会中发挥了如此显赫的作用？
通过对上述的地方志和其他史料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知：上海城区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团的出现应当是在咸丰年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是在同治年间。此外，上海城区穆斯林社团的穆斯林信众主要由南京籍的回族移民所构成。他们大多是商人和小生意者，但也不乏著迹于政界和军界的社会活动家。上海城区穆斯林社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上海开埠后的近代商业经济腾飞紧密相关。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这样的宗教社团组织的驱动力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出于与汉族商人或称为“苏州帮”商人组织的竞争的需要，这样的竞争要求穆斯林商人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利益以免被欺负和敲诈；由于穆斯林社团在文化传统、教育制度、饮食习惯、信仰观念与非穆斯林的相当大的差别和隔阂，建立统一管理的社团机构有利于保持穆斯林的伊斯兰传统的独特性和自主地位；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和社团规模的扩大，加之清真寺本身的扩建和清真寺寺产的增加，上海城区穆斯林也迫切需要成立像董事会这样的统一的宗教社团机构来管理社团事务和协调关系；作为少数民族和信奉非汉族文化的边缘宗教群体，上海穆斯林为了在主流社会中的生存争得一席地位，他们必须在自己的社团中优化自己的组织建制，同时以尽可能的公平和民主的手段产生筛选社团领袖和处理社团事务，以这样的方式来确保活力和竞争力，减少社团内部的摩擦和增强团结，争取获得最优的社会效益和利用最大限度的社会文化资源得出最佳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相对复杂的都市港埠或都市环境中，由于深受近代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穆斯林社团必须建立自己的董事会组织来适应上海出现的许多民间社团组织和社会多样化的局面而求生存和发展。最后，清末的中国社会因内外矛盾的挤压使得封建王朝的统治处于最薄弱的状态，甚至行将解体，这就为地方的社团自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地方长官的政治能力比较干练，那就能为地方社会的繁荣创造有利的局面。幸运的是，上海知县田宝荣先生是个非常开明和练达的官员。据介绍，田宝荣是上虞人，在江南为官十多年，曾经先后在7个州县任职，有很好的理政经验和能力。他先后在崇明、吴县、阳湖县、青浦、江宁、上元、通州和松江、上海等地为官。《董事会志》说他爱民勤政，宽严得中，去暴锄奸，化行俗美。“凡有利于民者，无善不举；有害于民者，无弊不除”。比如，他在崇明时募捐督修海塘，并缉获海盗大王。在青浦时正法匪首，恢复治安，还兴办学堂，发展养蚕业。在上海任职时，则加强治安，改良监狱，倡行新政，使得商家和人民都爱戴之。对于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一事，他认为“同乡共教，敬恭笃桑梓之情，进步求良商务，收公会之效，不有董事联络，何能挈领提纲？此中外所以重团体也。户口既多，民情各异，遂至丝棼难理，职等有鉴于此，以为无领袖不足维系人心，有权衡方能解决事体。是以公集投票，禀鉴核恩准，分别发给照会、谕单，藉洽舆情而昭郑重。”《知上海县事照会事》，《董事会志》，前揭书，第13页。所以，他对上海穆斯林申请建立管理清真寺和社区董事会的报告很快给予批准，并按照规定发给照会，并在知县衙门前予以晓谕，显示了地方官员对民间宗教社团活动的积极支持和倡导。因此，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清真寺董事会的事件也是上海在清末时期出现政治和经济非常活跃状态的一个社会缩影。
由于上海所处的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作为港埠的上海是比较早地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所渗透，因而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影响。上海的穆斯林是中国伊斯兰教社会中最早地采用民主方式选举董事会总董事和协董及其他负责人来管理社团组织的例证。以差额办法遴选出的社团领袖被证明是非常有能力、有公益心、素质好、处理事情干练、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才。他们出来担当社团组织的领导重任能够确保穆斯林社团的最大利益和生存手段，因而能够适应上海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复杂环境。加之伊斯兰教的早期传统中也有民主政治的成分，比如“舒拉”（协商）制度。东西方文明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类同性。
从历史资料来看，上海清真寺所建立的董事会职能部门比较齐全，分工明确，机构完善，在财务和管理方面又具有复查和监督作用。从管理的科目来看，有宗教教务、教育、筹议、财会、审计、工程维修、物资、节庆、寺产经营、坟地、丧葬、接待等专职部门。像这样的大型宗教社团管理机构在全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所拥有的清真寺产业包括地产、房产和现金收入的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充分体现了上海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团的经济实力和自养能力，同时也反映了上海穆斯林群众的生活水平及宗教热忱。清真寺强大的基金会和自己财产的支配能力足以保障了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清末时期上海城区穿心街教坊的穆斯林居民也只不过一千多户，但在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忌日活动中出席的代表却达到近千人。可见上海城区穆斯林信众参与宗教活动的热情和信仰程度和水平。如此高昂的宗教信念和自觉热情对处于世俗化倾向比较强烈的城市氛围中的少数族信仰群体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是不被强势文化淹没的必要手段。
坚定的宗教信仰和热忱需要宗教教育的后盾。正因为如此，上海穆斯林社团重视与时俱进的新式的伊斯兰教育，兴办了“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大力促进宗教教育和以清真寺为基地的穆斯林文化普及教育的发展。从学校开设的课程来看，既有相当大的宗教教育成分，也包含了许多涉及近代教育和科学知识的课程。学校要求学生除了学习《古兰经》、圣训、教义知识和教法知识以外，清真学堂还吸收了近代西方教育的先进经验，向穆斯林学生教授外语、美术、算术、体育、绘画等其他门类的知识。学生们不但学习阿拉伯文以外，清真学堂还强调汉语教学和汉文化的培养。教育的拓宽和重视可以增强宗教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学习能动性。当然，董事会聘请的老师们都是具有献身精神的老师，这些老师对学生的悉心培养和奉献精神将对穆斯林社团的宗教教育推动很大。教育不再是富家子弟的专利，一般平民的子女，甚至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或失学的孩童都可以获得教育的权利。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主办的“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集经汉教育于一体，既强调伊斯兰传统教育又强调以近代西方科学教育为蓝本的各科知识的普及教育，这确实不逊于北京牛街清真寺王宽阿訇
王宽（1848—1919），字浩然，回族，北京人，阿訇、中国伊斯兰教育家、学者。1906年朝觐麦加，并游学考察土耳其等国家。1907年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次年在原址创建“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对传统经堂教育进行改革。1912年在北京倡导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并任副会长。民国初年支持孙中山，拥护共和。举办的清真寺新式教育。由此观之，上海伊斯兰教界的清真寺教育与北京几乎同时期地开始了教育的改革和创新，而且科学文化的课程设置力度要比北京大得多。而国内外学界通常都忽略了上海伊斯兰教界在新式教育方面对中国回族社会的贡献。
综上所述，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不仅是上海城区伊斯兰教界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社会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社团组织类型的创新之举，也是中国伊斯兰教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现在应该对这段历史中上海穆斯林社团对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贡献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原文登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第50-55页。
清末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样板作用及借鉴意义
1909年（宣统元年）上海穿心街（后来改名为福佑街）清真寺成立了董事会。它的诞生是因为当时上海清真寺的礼拜、节庆活动规模愈来愈大，宗教学堂的教学任务也日益繁重，加之穆斯林坟地的管理以及其他事项和要务的紧迫处理和调节内外关系的需要等。那时上海伊斯兰教界召集百余名穆斯林代表参加成立董事会大会。孙金福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269页。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和宗教研究所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伊斯兰教子课题》以及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T0406）成果。通过投票公选，根据得票数的最多而排列遴选了马廷树为总董，金彭庚和哈少夫为协董（即副总董事）。也有人把哈少夫的名字写作哈少甫的。据粗略统计，整个清真寺董事会总共有83位董事所组成，分掌10个部门，包括掌教、教育、财会、查账监督、维修、物资保管、文书、节庆、寺产管理、坟地和殡葬等部门。成立后，清真寺董事会报请上海县知县田宝荣并获得批准。次年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举行了纪念董事会成立一周年的庆祝活动，出版和印行了《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此书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所收藏，但木函上的标题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与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的藏本封面标题《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汇志》稍有不同，然而这两个藏本的目录、序和骑缝上都印有《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的标题。本文参照了《上海宗教志》和《上海民族志》的用法，最后决定还是用《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比较妥当。在此我感谢日本敬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对我的帮助和提供的信息。线装书一册。在反复阅读了《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此后简称为《董事会志》）并了解了董事会成立的历史缘由和它的基本概况后，我个人觉得该文献是研究清末民初上海地区伊斯兰教状况和清真寺内外关系的重要资料。因为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当时国家、地方、宗教社团三者间在上海的互动关系。学术界以往对穆斯林社团组织的研究以及对社团与政府和地方关系的研究着墨不多，如今以新的视角对该文献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中国伊斯兰社会中的样板作用和对其他地区穆斯林社团的借鉴意义。
一、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
1．上海穆斯林社团与国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