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当雅林大使退出外交生涯时，他作为西方资深外交官已是一位世界名人了。可他并没有躺在功名簿上闲度晚年。离开外交界对他意味着的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心爱的志向，去重新操起他青年时代的素昧追求——对东突厥语和突厥学的研究。他重新整理了以前在喀什收集的维文手抄文献。从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他陆续在隆德大学的《少数民族文献》杂志翻译及发表了十来篇有关维文文献的研究论文。它们涉及的内容有：（1）《古斯塔夫·拉奎特收藏的卡西姆阿訇给凯末尔·艾芬迪的信件》。此文详细地研究了拉奎特博士保存的新疆南疆地区的卡西姆阿訇写给远在土耳其的艾芬迪先生的书信。书信中大量介绍了南疆的维吾尔族的民俗习惯，如马帮运输，称呼举止，婚姻，娱乐，陵墓，跳大绳舞仪式（萨满教仪式），生老病死和葬礼，法律诉讼及维族谚语等。（2）《来自南疆的瑞典传教会报告中的有关引起民俗学兴趣的资料》。该文是从传教士收集的调查材料中选出了南疆维族中的治病习俗，及风土民情如算卦，祭祀，祈雨，圆梦以及苏非教团等。（3）《苏非苦行僧和革烂得（非正统的苏非派游方信士）》。此文根据维文资料探讨了苏非和革烂得的区别。在文中，雅林介绍了革烂得在维文中的意思，以及西方传教士对其活动的观察，革烂得和乞丐的不同。末尾还附上了30年代时，瑞典传教士在喀什地区拍摄的革烂得照片两桢。（4）《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在新疆的接触》。该文介绍了喀什汉城的内地戏剧演出，以及回城的穆斯林对这些中国戏剧的反应。（5）《无贼的城市》是对一个流传于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的译文。（6）《瑞典国家档案中的东突厥斯坦摄影资料》。它介绍了瑞典传教会在1892年至1938年这40年中所摄下的照片资料，这其中包括喀什地区农、牧业生产，手工作坊，副业生产，商业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内容。据雅林介绍，这批摄影资料共有两千多幅。这是对20世纪30年代南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和历史资料。（7）《有关东突厥斯坦［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新疆的称呼——笔者注］一些维吾尔人使用兴奋物的笔记》。它介绍了南疆大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文章，文章揭露了一些维吾尔人有服用罂粟头、罂粟籽，鸦片，葡萄酒，大麻，烟草，鼻烟等现象，以及服用这些兴奋物对人体的有害性。（8）《维吾尔人从头到脚的服饰》。这是一篇根据维吾尔文的资料对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民间服饰和纺织品的研究。此外，雅林还著有《东突厥语——英语习语词典》《流传中亚的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喀什的文献材料》以及《论阿富汗的突厥部落的分布》等。雅林对新疆地区的中国穆斯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不愧是填补了一些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内的空白。尤其是有关新疆苏非与革兰得的研究、新疆麻扎崇拜等的研究，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更是弥足珍贵。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派万象更新的局面。1979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雅林大使在耄耆之年来华访问。在北京，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以及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们进行了交流和座谈。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他还挤出时间参观了一些地方，并同国家民委和中国伊协的有关同志进行了友好的交谈。然后，他搭乘飞机去中国西北的穆斯林聚集区进行访问。当他乘坐在去乌鲁木齐的飞机上时，他情不自禁地用他近半世纪前学的维吾尔语亲切地同周围邻座的维吾尔族乘客交谈起来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乌鲁木齐逗留数日后，他又被安排去喀什参观，雅林大使内心是多么激动呀！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踏上喀什的故土！这次的重访喀什是在半世纪的动乱、战争以及冷战的铁幕阻隔和他繁忙的大半生外交职业之后才实现的。在喀什，他重访了瑞典传教会的故址，艾孜卡尔清真寺，一些著名的历史性麻扎，并和一些维吾尔族干部、宗教职业者、群众作了交谈。喀什之行后，他又访问了吐鲁番。
访问结束回国后，雅林大使以题为《重返喀什噶尔》一书介绍了他这次访华的整个过程。作者以饱蘸深情的笔墨讴歌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新疆的巨大变化。他谈到了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宗教政策，穆斯林民族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新疆的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作者还忠实地描绘了中国在粉碎“四人帮”、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之后，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表现的蓬勃生机，以及社会所调动起来的新的生产积极性。这是一幅百废待兴的图景。此书以瑞典文出版后，很快被译成英文和其他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
20世纪80年代末，雅林大使将自己收集的维文文献如数地捐赠给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以供后人们研究、借鉴。他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这批维文文献的性质和内容分类，以及在国际范围内在东突厥文化学研究上的交流和合作的必要性。
雅林大使不仅大量地倾注于对维吾尔语和维吾尔文化的研究，还表现了对回族研究的强烈兴趣。1990年底，我自费去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宗教历史的博士学位时，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和这位老外交家有了私人之间的友谊。那是在1991年春，当我的第一篇论文《有关云南回族社会的历史资料介绍》为研讨会讨论后，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扬·雅赫比（Jan Hjarpe）教授将它的副本寄送给雅林大使阅读。一个星期后，雅林大使给雅赫比教授写了一封亲笔信。当我的导师将信转给我看时，我看到了这位80多岁老人的苍劲有力的字体。他的信有如下几行是有关我的论文的：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王先生的《有关云南回族社会的历史资料介绍》这一论文。我们应该鼓励王先生将这一如此重要的研究工作完成。我相信，王先生在您的指导下，在隆德大学古老的学术空气熏陶中一定能成功地完成这一工作。”
当我读了这些字后，的确感到鼓舞和振奋。是啊，一位高龄的知名老人和外交家在百忙中认真地读完了从遥远国度来的一位无名鼠辈的学生以不流畅的英文写的论文，并给予热情洋溢的鼓励和支持。在导师的叮嘱下，我和雅林大使开始了书信往来。数次，我将递交给研讨会的论文寄送他一份，每次都收到他的及时的简短回信。在一封信中，他告诫我对“东干”一词的解释务必请查阅某书中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另一次，他还指出了我对中亚女苏非“布维”一词的拼写错误。有一两次，他告诉我西方有关中国回族研究的新消息，要我去查阅这些资料。
1993年6月的一天，雅林大使在隆德市公共图书馆报告大厅作《瑞典收藏的波斯文献及其研究》学术演讲。我慕名去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雅林大使。大厅里座无虚席。雅林大使的报告数次为听众的掌声所打断。报告结束后，我加入了听众想与大使握手的长长列队。当轮到我和大使握手时，我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雅林大使听完后，以有力的声音说：“你就是王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当我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和关怀表示深深的感谢时，他幽默地说：“不必客气了。我读你的论文时，还了解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讯息。”由于后面还有不少人等候着与他握手，我不敢多言，只是最后希望他身体健康！他最后的赠言是：“如果我遇到有关对中国穆斯林研究的新讯息和资料时，一定会告诉你的。”我们紧紧地握着手。这是一双虽然苍老但仍是温暖的手。我觉得他给予我的握手和交谈的时间比给其他人的都要长。这是相隔遥远国度、相隔近两代人年龄人的奇特握手。不少听众向雅林大使献花。在花海和人流中，我感到友谊和热情。
此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简短的信，还交换过圣诞节的贺卡。每次在我写给他的信后，总能很快地收到他的回信。1996年4月底，当我的博士论文印出来后，我寄送一册给他。和以前一样，我很快又收到他的回信，译文如下：
亲爱的王先生：
感谢你寄来的书。我祝贺你最后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是一份辛劳之作，我一定会尽快阅读它，并相信一定能获得不少有用的知识。我衷心预祝你在论文答辩中一切顺利！
你的真诚的
贡纳尔·雅林
我攻读完博士学位后就返回我的祖国。在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中保存着雅林大使给我写的信和寄送的贺年卡。回国后的几年里，一遇圣诞节来临前夕，我总是通过我的瑞典导师向雅林大使问好。1997年，我应一家杂志之约写一些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穆斯林的稿子。当我写着以上这些介绍雅林大使的文字时，当时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到，一个历经人生沧桑的瑞典老外交家和学者对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研究倾注了如此深厚的情谊和爱，这是多么感人肺腑啊！难道这一点本身不会激励后辈们循着老一辈学者的足迹探索和前进吗？那时，我在心里默默祝愿着，祝愿遥远星球的那一边90岁高龄的慈祥老人身体健康和长寿。现在，当我整理这篇介绍雅林大使的文章时，这位曾经历经世界风云的瑞典老外交家和学者已经永远地离去了。我觉得我应该正式发表这篇文章，让我国的民族学者和宗教学者知道这位不平凡的外交家和大学者。因为我认为，他对真理和和平事业的追求以及他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精神应该是我们后人难以忘怀的。特别令我个人感动肺腑的是他对一位默默无名的异国学生的热情指导和关怀，在知识理念上与普通人容易沟通的善良心灵。我仅以这些微薄的文字对一位远在北欧的伟人和学者的英灵表达个人的纪念。愿智慧之树在不分国籍的知识土壤上继续开花结果。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I. Materials to the Knowledge of Eastern Turki： Tales， Poetry， Proverbs， Riddles， Ethnological， and Historical Texts from the Southern Parts of Eastern Turkestan with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Gunnar Jarring.《东突厥民族知识的材料：来自南疆的故事、诗歌、成语、谜语，以及民族学和历史学文献》.
II. Texts from Kashghar， Tashmaliq and Kucha. Lund： C.W.K. Gleerup， 1948.《来自喀什噶尔、塔什马立克和库车的文献》.
III. Folk-lore from Guma. 《来自皮山的民间故事》Lund： C.W.K. Gleerup， 1951.
IV. Ethnological and Historical Texts from Guma. Lund： C.W.K. Gleerup， 1951.《皮山的民族学和历史学文献》.
Return to Kashghar.《重返喀什噶尔》。
原文刊登于牟钟鉴主编的《民族与宗教》（第二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弗莱彻教授对中国苏非教团的研究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Fletcher，1934—1984年），是美国最有语言天赋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研究中亚苏非教团的佼佼者。他的英年早逝象征着这一领域内的一颗明星的陨落。
弗莱彻生于1934年。还是麻省的初级男校学生时，他就崭露出非凡的语言天才：他学习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1957年他在哈佛大学斯拉夫语系获学士学位。除主攻俄语外，他又学蒙古语，并受到弗郎西斯·克利夫斯——一位蒙古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而开始学汉语。1958年他考取哈佛远东语言系的研究生。在克利夫斯教授的指导下，除学蒙古语外，他还学满语。1965年弗莱彻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蒙古编年史的资料来源》，从哲学角度来探讨历史学。在哈佛研究生院学习期间，弗莱彻扩展了自己在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兴趣。他在费正清教授的指导下学清代史，同时又向几种新的语言进军：阿拉伯语、突厥语、藏语和波斯语。在学习中他得益于哈佛大学数名著名专家的指导。1966年他任远东语言系的助理教授。此后他专攻历史学研究，倾心于研究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的诸大帝国历史，以及宗教复兴和改革运动等。在专业讨论会上，他可以说流利的中文、中亚语言和阿拉伯语。七十年代后期，他为《剑桥中国史》和《剑桥内亚史》撰写了有关这两个地区从14世纪至20世纪期间历史的章节。以后，他专注于有关中国西北和中东地区的纳格什板底教团的研究。
在阅读和寻找有关中国西北新老教之争的资料时，弗莱彻走访了克劳德·毕敬士先生。毕敬士曾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又是一位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专家。他曾在汉口创办了《穆民之友》的英文杂志，专门报道中国内地的穆斯林情况。在毕敬士的家中，弗莱彻发现了一封由一位名叫泰勒的传教士写给毕敬士的信。信中记录了甘肃的哲赫忍耶门宦的道谱，特别是马明心在也门求学的记载。此后，弗莱彻又查看了穆罕默德·塔瓦都阿记载中国伊斯兰教的阿文资料，这使他相信中国哲赫忍耶门宦与也门道堂的联系是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