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梦杰屡屡得手，收取了大量的回扣的同时，他也为彻底埋葬自己掘下了坟墓。早在2003年12月，北京市农行就曾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称温梦杰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为此，主管副行长曾专门找温梦杰谈话，但温梦杰矢口否认，没有承认收受回扣一事。
2004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温梦杰用巨资购买建外SOHO的商品房，其支出明显超过了合法收入。根据举报线索，办案人员迅速前往北京红石建外房地产公司进行查证。红石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2002年11月温梦杰以其妻的名字购买了建外SOHO上千平方米、价值3400万元的3套预售商品铺面房，到2004年6月底已付款3200余万元。而支付购房款项却来源不一：除了银行贷款、少量现金之外，还有大量支票付款及境外汇款。
让办案人员纳闷的是，一个银行的处长哪来这么多钱？办案人员决定逐项查清资金来源。在对一笔以吴某名字还房贷100万元的款项进行查证时，通过银行调取录像，侦察员意外地发现交款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着眼镜、手拿装满现金手提包的中年男人正是温梦杰！
检察官们迅速找到温梦杰的妻子，就购买建外SOHO房款一事进行核实。其妻证实，建外SOHO的3000余万元房款主要是温梦杰出的，至于他哪来的钱，她并不清楚。
2004年7月24日，温梦杰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在温梦杰被拘捕前，他与妻子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对这3套商品房的最后分配，其中一套价值1600余万元商品房归妻子所有，而这3套房产的房款里，究竟有多少是温梦杰妻子的投入，温梦杰说不清楚。但是，有据可查的是，温梦杰把受贿和贪污的公款，几乎全部投入这3套商品房里了。
温梦杰被拘捕后，面对如山铁证，他百般开脱自己。他所列举的索要回扣的理由荒唐可笑：一是想从业务单位要回扣，用来稳定技术人员的队伍，提高福利待遇。二是考虑是科技处公司化运作，科技处的人员从公司拿工资、费用的做法在农业银行内部争议很大，不会长久。三是每次各个分行的科技处长会议中，都会讨论如何稳定科技队伍的做法。温梦杰想采用收取回扣的做法，用来稳定科技队伍。还有一个考虑是农行科技处的一些大学生都跳槽了，很可惜，他想把从业务单位要来的回扣，变成一个合理合法的形式，成立一种什么基金，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补贴，作为稳定队伍的一个保证。
温梦杰当然不是活雷锋，如果是为单位谋利益，他何必费那么大的心机？何必要以触犯法律为代价？这些辩解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可笑。
更可笑的是温梦杰自己认为收受回扣只是“商业惯例”而已，他认为自己拿的不是国家的钱，银行与业务单位签订的合同价格都是在总行规定的允许范围之内的，他要的钱都是供货方的利润的一部分，没有给国家给农行带来损失。温梦杰难道不明白，这已经不是损失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
眼看纸里包不住火了，温梦杰还天真地说：“我愿意把向供货方索取的钱款全部退出来。同时我希望司法机关在处理我的问题时考虑到我的贡献，考虑到我拿的业务单位的钱没有给分行造成损失，从轻处理。”
2004年7月24日温梦杰被逮捕，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后，侦查员终于彻底查证数百笔与购房有关的往来款项。温梦杰共索取贿赂款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的犯罪事实也清晰起来。很快，温梦杰被起诉到了法院。
2005年10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温梦杰仍然进行最后的狡辩，把自己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贪污说成是想办基金会，为单位职工谋福利，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
在法庭审理中，文质彬彬的温梦杰不停地搓着双手，在被告席上挪动着身体。这位手握大权的处长，多次为自己的敛财行为进行可笑的辩解。
“我要的这1000多万是利润返还款，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更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单位员工谋福利。”温梦杰说：“金信思创实际上承担了科技处近100名员工的福利、车辆、奖金等开支，月初我要考虑这些人的工资从哪儿出，月底要考虑奖金从哪儿出。”
在采购电脑等设备的过程中，温梦杰说自己是以金信思创负责人的身份向供货商要了四五次钱，他说供货商之所以愿意给钱，是为了培育市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但是，自称是为员工谋福利的温梦杰在拿了钱后，却把钱转入用其妻子名义购买的建外SOHO商品房和阳光100商品房账下。
好一个一心为职工着想的好领导！好官员！甘愿冒着以身试法的危险，为职工绞尽脑汁“收受”巨额贿赂。当审判长一针见血地问他：“既然是为了职工，那么单位的其他领导知道此事吗？单位如何向你讨回这笔钱呢？”温梦杰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单位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
为部下谋福利何必遮遮掩掩？温梦杰的辩解不能获公诉人的认可，因为他如果是代表金信思创向供货商要钱，完全可以在供货商要平账时出具金信思创的发票，而他却私下通过一个朋友的公司出具发票，并给了朋友手续费。公诉人认为，温梦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贪污公款，已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
经过两天的连续审理，法院认定：温梦杰在1999年2月至2004年2月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共计1073万元。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间，温梦杰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并利用这1500万元，以妻子的名义在建外SOHO购买了一套房子。法院认为，被告人温梦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亦构成贪污罪。温梦杰所犯受贿罪、贪污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所犯受贿罪的罪行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且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予从重处罚；所犯贪污罪的罪行亦极其严重，本应判处死刑，鉴于所贪污的公款已被追缴，对其所犯贪污罪可不立即执行。
2005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温梦杰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温梦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温梦杰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7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温梦杰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很好地保护我自己。”在被宣判死刑后，温梦杰表示要上诉，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社会风气和商业惯例的驱使。
温梦杰的发家和破灭史是一部生动的商业贿赂反面教材，它说明：打击商业贿赂，首先要从“实权人物”身上开刀。
为什么温梦杰能频频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诚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市场竞争太残酷，谁愿意得罪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呢！很显然，正因为希望得到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的帮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多数生意伙伴才不得不委曲求全，把白花花的银子奉送到温梦杰的手中。
像温梦杰一样，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诸多行业中，也都存在着一些“实权人物”，他们具有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实权人物”官位并不大，但所在岗位却很要害，具有较强的审批权、决定权，在行业内的企业一般得罪不起。温梦杰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北京农行系统电脑设备、软件的采购，其本人则对上述业务进行审核、管理，岗位着实要害。
第二，“实权人物”往往负责大额公共资金的投向和兑现，具有较大的财权。温梦杰与供货方签合同一签就是几百万元，在生意伙伴看来，他就是个财神爷。正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老温每次向我们要钱都是在合同签订后、农行付款前，他就是抓住了我们的心理。”温梦杰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个财务大权，才能让生意伙伴甘心受其宰割。
第三，“实权人物”所从事的工作通常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外人难以染指。如温梦杰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北京农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专业性极强，他本人是“海归派”，在专业技术方面是行家里手，领导信任、群众佩服，可也许正因为此，温梦杰的身边少了监督的眼睛，结果是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骇人听闻。而在很多科技领域，我们更屡有耳闻一些技术过硬、思想带病的学科带头人因商业贿赂而倒下。
在各种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实权人物”参与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商业贿赂的发生。因为从客观上说，“实权人物”代表着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与一般的市场主体相比，拥有不可比拟的市场资源，很可能成为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的腐蚀对象；从主观上说，“实权人物”可以不计较成本，在招投标以及资金监管等体系不很健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因一己的好恶而舍本逐末、以次充好，因为钱并不是他自家的。
如此说来，商业贿赂的顽症在“实权人物”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而“实权人物”一旦被商业贿赂击中，其损害却不仅仅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法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商业贿赂成为一种“潜规则”时，当规则的制定者却成为“潜规则”的执行者时，人们的目光将越过简单的交易公平问题，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平正义。当前，中央正加大力量，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我们在此呼吁：打击商业贿赂，必须有实在的举措盯紧“实权人物”。
一个科技处的处长，在6年时间里竟索取贿赂、贪污公款达1500多万元，的确让人心惊。回过头来看他的犯罪道路，贪婪无疑是温梦杰犯罪的内因，但是，如果单位有一套无缝可钻的严密采购体系，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他的贪婪也作不了这么大的怪。在缺乏监管的状态下，温梦杰的贪婪才有了发酵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