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捷娃阐述了“族群民族和国家民族”这种区分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区分似乎确认了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整体性，另一方面，也确认了民族是一种独特的具有整体性的个体。第一种情况下，强调了个体的道德和政治取向的主导地位，成员享有平等的主权。民族自身的自由源于其组成个体的基本自由，而民族尊严反映了人的个性的自然尊严。自由和尊严体现在政治体制中，就是自由民主的原则。如果把民族看做是集体存在单位，那么它被赋予了超越个体的道德优越感，民族拥有自己的意志、利益和目标，它们不取决于以个体存在的人们的意愿。
认真分析学者的民族主义观点，不难发现，学者把民族概念定位于国家民族的思想。民族等同于国家，把它作为政治，甚至是法律范畴来看待，因此民族主义的表现可能是自由主义的。
而持有族群民族观点的学者认为，认同性会转化为生物客观现实，人生下来就是某民族的成员，他不能丧失也不能改变这种共同性，在极端情况下，他能够隐藏共同性。族群民族的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目标没有明确的认识，族群精英是族群民族主义的传播者，他们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往往是激进和专横的，不需要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自由，民族的主权是一种集体性的体现。
学者提出，国家民族的基础是文化传统，它产生并成长于族群生活中，对俄罗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民主进程和国家社会形成的考验中，族群民族获得了新的性质和特点，同时，又没有丧失自己的文化传统，族群共同性的自我意识和历史记忆。族群民族主义将成长为国家的社会属性，不同族群成员享有人权和各种自由等等。
§§§第三节斯达拉沃伊托娃（СтаровойтоваГ．В．）
的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理论研究一、否认民族自决会导致冲突
俄罗斯民族学者、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斯达拉沃伊托娃是把民族主义相关问题与社会道德和品质联系起来的极少数学者之一。学者认为，道德和思想品质问题本身就是民族自决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特别是当代激进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迸发，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政治道德缺失和对待建立在法律基础上民族自决的错误态度导致的。法律，其中包括国际法，不总是与建立在简单的公平感基础上的自然法规相符合。随着成文法律的发展，社会发展方向与族群文化的根本离得越来越远，这个根本是传统认可的，建立在善与恶的认识之上，传播于某文化内部的社会调节形式。族群成员对其公平性的认识，本身不是社会思潮，而是一种先验的感觉，经常不受逻辑的控制。正因如此，处在不平等地位的族群，曾遭受过压迫、不平等和屈辱对待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集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对政治中的道德原则更为敏感。
斯达拉沃伊托娃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待要求平等和公平的人们漠不关心，从而引发了不同地区的民族自决问题，当人们的要求得不到支持和满足时，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权利而积极战斗。“结果是，发生的暴力事件不是自决运动，而是对这个运动的镇压和封锁。正是否定自决，而不是争取自决，导致了冲突”。因此，一个民族内部为公平而进行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伴随着战争武力和残暴的族群清洗。国家政府应更多地考虑到族群最初的和平意愿，他们本身希望自身的权利要求以和平的方式实现。
二、自我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学者同样关注了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问题研究。结合族群认同的心理根源和现代民族主义的特点，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道德问题在民族自决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在族群心理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文化是一种心理，它容纳吸收了族群历史创伤和胜利，是对本族群的心理感知和一种历史记忆。因此人主观对文化同一性的认知比客观的历史事实更为重要。她认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一群人们，他们相信他们之间是用存在于文化中的同源之线联系着的。
斯达拉沃伊托娃指出，欧洲传统人类学中人的族群认同概念不仅与文化紧密地联系着，与族群在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形成过程中所生活的环境也有关系。自然条件决定着族群的经济类型，季节周期决定着生活方式，地形条件能在人们的神话和心理中找到反映。文化、族群地域、客观历史和历史记忆不仅是自我认同和了解自身的基础，同样成为人们友爱、同情、忠诚和团结等情感的最深刻源泉。
斯达拉沃伊托娃赞同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观点：“满足民族感情不是工业化出现的先决条件，而是工业化普及的产物”。学者特别强调，工业社会首先满足了成长的民族主义的要求：文化和政体的一致性。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苏联集权思想拥护者的部分学者和政党人士、西方自由理论学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低估了民族主义这种政治和心理现象的影响力和作用。如果前者认为民族主义出现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市场竞争，认为克服它的武器是国际主义思想意识，那么自由主义分子则倾向使用血缘和地域返祖理论来解释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把民族运动看做是向上的团结力量，而反对者认为这是野蛮的力量，自由市场的优势可以克服族群文化的返祖特点。
当民族主义得以在政治或者思想意识中表达时，会转化为深刻的心理现象。它往往首先表现为人们最初以和平的方式提出得到公正的愿望和要求，愿望和要求被忽视的情况下，就会激发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升级。民族自决包含着巨大的民族主义潜能。斯达拉沃伊托娃多次指出，自决是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关心文化和精神生活繁荣，自我维护统一体的权利。
三、判断民族自决的标准
斯达拉沃伊托娃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总结出了民族自决的标准，它们和民族文化发源地的自然发展条件和历史等因素有机地联系着。可以从四个标准判断民族自决状况：1．确定争议领土的历史所属性的愿望；2．居民的族群构成；3．本地区居民意愿的自由表达程度；4．对于改变难以承受的生存现状和后果的责任感。学者认为，人们对集体的共同命运的选择权利还需要个体自身的完全承认，现实中，集体的自决权利与个人和国家的权利相比，是排在第二位的。世界将会成为新一轮强烈的族群冲突、民族主义运动浪潮的见证者。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成熟的冲突中，亚洲和非洲的某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中包含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出发点是为了谋求公正及和平的意愿。引发民族冲突的不仅仅是土地资源之争，也是人们坚守本民族在居住土地上的独特性，保护自己文化、精神和道德家园的斗争。
§§§第四节斯盖维奇（СикевичЗ．В．）的族群民族主义观点
一、族群风险
斯盖维奇研究和说明了族群因素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体系中的巨大的作用。学者把族群民族主义作为族群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社会研究。通过研究苏联不同地区的族群关系状况，学者得出结论，族群关系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指标是族群风险水平，它是指族群因素对社会秩序稳定性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命令式决策产生的负面后果。构成族群风险的主要因素如下：
1．国家或自治区的主体居民或者某个地区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数量比例关系。如果前者数量远远高于后者，那么族群风险就会降低，比如，在亚美尼亚和立陶宛就是这种比例关系。如果少数族群人口的比重增加，风险就会加大，这种情况出现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哈萨克斯坦。在多族群聚居地，不断涌入少数族群临时移民或者难民潮时，地区的族群风险也会相对增长，比如，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
2．某个地区存在着族群领土争议，特别是如果这些争议被用来当作国家政治宣传的工具时，族群风险也会加剧。高加索地区和波罗地海沿岸地区就存在着较高的族群风险。
3．国家法律中存在具有族群歧视色彩的侵犯人和公民权利的条款和规定，如限制非主体族群的居住期限，必须掌握主体族群语言等等，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
4．居住在飞地的少数族群争取民族—国家自决的意图。克里木，北奥赛梯首府弗拉季等高加索的近郊地区都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威胁，而且飞地离居住着本族群主要地区的距离越近，族群风险就越高。
5．不同地区相邻的族群文化差异。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传统相近，以及宗教的同源性都能够降低族群风险的程度。俄罗斯族人生活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同源，风险就会降低；属于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族群生活在一起会加大风险，如俄罗斯族人生活在中亚地区。
6．在主体族群的权利明显或者潜在地与人权和公民权违背的地区，族群风险会增大，实现和贯彻国家民族政策方针难度较大的多族群地区，风险度也会提高。
二、族群民族主义和文化适应进程
族群民族主义和文化适应进程的因素具有共同的性质，决定着任何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族群关系。在苏联，曾经存在过一个特有的导致族群关系不稳定的因素，那就是2530万的俄罗斯族人（苏联所有俄罗斯居民的17％以上）居住在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
族群民族主义在苏联时期就具有自己的根源和传统。在新的俄罗斯，它成为民族紧张和族群风险的主要因素。俄罗斯历史上，几乎在所有的民族地区都进行了几百年，至少是几十年的大规模有目的的俄罗斯化。不可否认，俄罗斯化给民族地区带来了显著的利益，少数族群人们学习俄罗斯文化，从而间接地了解了欧洲文化，他们有了本族群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俄罗斯专家的到来加快了本地经济发展，促进了当地族群的发展，但同时也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部分族群文化非族群化，特别是少数族群（北部边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族群）和同源族群（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族群自我意识的减弱，可能最终会对族群共同体的存在产生威胁。换而言之，发生了西方民族学家提出的文化植入过程。
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内，俄语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俄语成为高校授课的主要语言，在大城市的公文处理和商务沟通中俄语几乎把当地的族群语完全排挤出去，而本地语言更多地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使用，只是在农村不同程度地继续发挥作用。在与宗教斗争的幌子下，不仅土著族群成员受到“排挤”，他们的族群文化和风俗习惯也被不同程度地铲除。在1988—1989年所进行的“苏联大学生民族关系”的调查中得出，只有58％的乌兹别克大学生熟练掌握母语，同时他们中有78％的人能够流利讲俄语。在乌克兰，语言的非族群化更加明显，即使在家庭范围内，也只有67％的乌克兰族大学生用乌克兰语交流，55％的人用乌克兰语与朋友交流。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语在日常工作交往中不再使用，即使与自己的父母交流，被受访的哈萨克大学生只有三分之二使用哈萨克语，40％的人用哈萨克语与朋友交流。在白俄罗斯，国家主权建立的时候，本族语几乎成为死亡的语言，63％以下的白俄罗斯大学生认为本民族的语言是母语，而且，他们中的97％可以流利地说俄语，只有39％的人会说白俄罗斯语。
在当代俄罗斯，族群感情和语言、文化、精神道德方面的需求成为族群民族主义的基础，它们可以演变成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并导致族群风险。执行民族政策的工作效率低，或者联邦中央、自治区政权对人民的语言和精神道德问题关注不够，都会导致在族群相互交往过程中，不同族群人们之间的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文化移入。斯盖维奇通过大量的社会现象研究，揭示了族群民族主义的巨大作用。和其他俄罗斯学者一样，他同样对西方学者的观点感兴趣，也认为民族主义是争取民族利益的表现。
族群民族主义是族群风险的因素。这种现象被定义为：它是某个族群固有的群体信仰；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对共同的土地、种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忠诚；是对超自然社会结构神秘主义的忠诚，争取主权的精神力量；是族群的文化语言共同体的意识；是民族问题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政治和心理；是排外性，即对所有外人的敌意。
学者发现，在一部分国外学者的著作中，族群民族主义的社会意义被低估，而强调了其精神内容。另外一个极端则是，忽视民族主义的精神组成部分，即其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传统，把民族主义作为单纯的政治学说来研究。
在任何情况下，民族主义都是族群自我意识和族群感情的衍生物，是族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意识和感情的概念化和形态化。学者提出这样的见解：正常的根深蒂固的族群认同和族群自豪归属感急剧强化和变形时，就转化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民族主义喜欢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进行活动，但它们的重点是不同的：爱国主义首先是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民族主义是对其他某个民族或者所有“异己分子”的仇恨，而对“自己人”的依恋往往不再重要，“自己人”有时会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牺牲品”。
斯盖维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主义理论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者经常把某些人的错误转化到无过错的客体上，为自己的失败和过失找到“替罪羊”。在某些情况下，被转嫁过失的对象可能是整个族群。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催化剂仍是族群意识的政治化，国家政治层面上民族主义概念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应该做到：让人们意识到政治对于保护族群文化财富的作用的同时，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维护具有统一自我意识的族群群体，把他们的行为纳入法律管辖的范围。民族主义情感会产生对“他人”的害怕、仇恨、无法容忍等心态，认为“异己分子”有侵略性，不友善，有暗藏的或明显的阴谋等等，这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都能明显发现。
这种敌意会导致人们认为本族群群体具有所有可能的优点和美德，成为对其他族群人们的傲慢和蔑视态度的心理辩护。人们应该明白，民族主义作为现实情感感性认知的产物总是非理性的，很少能够解释其对“他人”的负面印象的原因，仇恨某个“异己分子”的理由有时是很荒谬的。民族主义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变成唯一的正确的模式，不可避免地煽动对异己思想的迫害和侵略。
三、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