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们说过了，世界上不会找出两片相同叶子的。小时候以为这是胡话，后来经历的事情越多才越觉出这话的深刻来。我想，一个人也是大自然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世界上同样不可能找出一个完全和我一样的人来了。因为这世界上，有一枚唯一的绿叶于十八年前被我摘走了。那叶子的绿色曾经是我生命的颜色，现在我还死死记着它，说明那绿色仍是我这已脱下军装之人的生命之色。
1979年1月初，我受命到大西北的戈壁滩去采访原子弹实验基地的军人们。当时我正穿一身草绿军装，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热血军人，那种不分年节不分冬夏不分东西南北的采访生活已经习惯了。那回我在西北呆了三个多月，春节也没赶回沈阳与家人团聚。跟原子弹实验基地那些男女老少军人相比，这丝毫算不了什么，人家长年累月都和亲人们分离着，在那片少水缺草无花无树的戈壁荒滩一心从事国防事业。有天忽然下了大雪，大戈壁白茫茫一片。这样的落雪日子对军人们是个节日啊！风沙和干燥都被埋住了，尤其解决了一冬的吃水问题。战士们用脸盆将新雪一盆一盆端到锅里化成水，然后再一盆一盆把融雪装进水窖里。水有了，但，不多几天雪又被不息的戈壁长风抽干，余下的又是难挨的寂寞。除了工作，敲敲脸盆，或把几只饭碗装了不等的水用筷子击打一番就是娱乐。深尝了那寂寞之苦，任何一点儿新鲜都是一场欢乐。有回早饭后我独自一人在小招待所院子里转，忽然发现眼前光秃秃的小树上神奇地长出一枚绿叶，似闪着光芒在微风中轻轻抖动，那简直就是一首配了乐的诗嘛！我以为视觉发生了错乱，揉揉眼再看仍是一片绿叶。奔到眼前才看破是绿纸剪成粘t去的。我激动地在这枚绿叶前站了好久，仿佛一遍一遍在读一首诗。用不着査找作者是谁了！我已经听说过，当地寥落的牧民们把每个身穿绿军装的军人都当一棵绿树或一片绿叶看的。而我们的战士为了不使自己黄萎，是怎样挖空心思补充着自己的叶绿素哇！也许我太自私太贪婪了，未经允许竟把那枚绿叶摘下来，寄给远方的妻子。
我说，这是一枚永远能为我们生命注入叶绿素的活叶！很少写长信的妻子破天荒寄我一封长信，她说你安心在那儿采访吧，爸爸的精神病没犯（其实已经犯了），和那儿的战士们比，咱们是太享福了。请放心，我会照顾好爸爸和孩子……
人民解放军这棵大树上有如此之多不朽的叶子，是因为她有无论土地多么干旱贫瘠都能吸到水分的无数根须。
几年后，我在祖国的大东北又听到一个关于裙子的故事。那是一条绿色的裙子，至今那条绿裙还和那枚绿叶在我记忆之树的同一枝条上鲜绿着——黑龙江上有一支巡逻艇部队，这部队里有一个家住南方的连长。他妻子每年只能在深冬封江了巡逻艇不能航行了，所有人员都集中到营房休整时来部队探亲，这位连长便结婚数年都想象不出穿裙子的妻子会是什么样儿。一个隆冬的夜晚，千里迢迢到部队探亲的连长妻子烧暖了屋子哄睡了孩子拉严了门帘子窗帘子，然后让丈夫猜她要干什么。连长猜了好多次也没猜对。从遥远遥远而来的妻子要干什么呢？她让丈夫转过身去，当丈夫转回身时看见的是穿了一件薄薄的短短的绿色连衣裙儿的妻子。这是当兵的丈夫第一次看见妻子穿裙子啊，穿在冰冻三尺白雪皑皑的北国黑龙江畔一座军营。这位普通之极的妻子算不上一片绿叶，但她是使军队之树长青的一条温柔的根须。
清明烧纸
我远房从没见过面也从没听说过的一个姨，千里迢迢从老家黑龙江到沈阳求我办个事。怕我不给办，也没打个招呼就把我七十多岁的岳父同路给搬来了。
这使我心里很不痛快。岳父也真是的，既不是亲姨，又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你这么大年纪了，折腾出个好歹谁负责？想是想，我还是二话没说，当天就把事给办了，剩下的就是陪他们喝酒聊聊家常。
老姨家住农村，岳父住县城，相隔也有百八十里路。老姨是那种半巫半仙没文化的劳动妇女，挺能干也挺能取巧同时也挺迷信的。几口酒下肚她就相相我和我爱人的面，号号脉，又神神叨叨发气功似地测巴了一阵子说，你们俩都有病啊，好像是头疼和心疼。今天是清明节，鬼节，你们没给爹妈和别的亲人烧纸吧？好像好几年没烧了。这不行，得烧啊，当多大官儿也不能忘了爹娘祖宗。总不烧纸还能不得病？
有头疼和心疼病及好多年没给父母等故去的亲人烧纸这两件事儿都叫老姨说着了，但我根本不相信这两者有什么联系，也根本不相信老姨能掐会算。城里人尤其当干部的有几个磕头烧纸的？倒是她的提醒和岳父的帮腔使我想起了故去的父母和其他亲人。离开故乡多年，生活越来越好了，渐渐忘却了和父母在一起的艰难日子，也渐渐忘记了父母和父母当年的教诲，变得人情世故越来越淡漠，甚至连家乡活着的亲人们也漠不关心，过着孤独寂寞不太与人往来的城里人的封闭日子，不求人也不愿帮人。
几杯酒勾起了许多乡情。借着酒劲儿，我说烧就烧吧。一点儿都不是相信九泉之下的亲人能收到钱什么的，就当开追悼会或向烈士墓献花圈那样，完全是为了提醒和教育自己。岳父和老姨见我真的同意了烧纸，竟受了莫大感动，说我是党员干部，亲自去烧纸叫同事看见不好，想叫我买来纸他们替我去烧。中国老百姓的心好蠃得，你只要真心实意和他一道办两件他们要办的事，威信马上就有了。烧纸这事我不能在长辈面前搞特殊化，就说给自己父母烧纸的事怎能由别人代？
我真的买了黄纸还有印着冥王府银行副行长关羽像的大面值阴曹纸钱及纸香，一一分好写了已故亲人的名字。岳父年纪太大我没让他下楼，只由老姨指点着到楼外选择地点去烧。
老姨领我到了大街上，她说烧纸必得在路口才行。
夜色下，大大小小的路口燃着无数纸火。那跳跳跃跃的无数火焰映着跪的蹲的无数烧者，也把我被酒兴刺激起的乡情撩拨得更加浓烈。我按老姨说的规矩也选了一处路口蹲下，将纸钱一一摆好。老姨认真地划定方位，又弄个小小的仪式，让我烧一份就叨念一下收钱人的名字，再磕个头。她说不叨念一下名字会被别人收去的。我仍不可能把老姨的话当真，不过受了她虔诚劲儿的感染，想起了小时候奶奶领我们上坟的情景，不免愈加激动。父母生前的样子和嘱咐过我的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他们真像站在我眼前了一样。我父母都很不幸，死得也都很早。他们生前受过亲友们许多帮助，但因无力回报而生出许多亏欠和遗憾。记得小时候不识字的母亲曾对我说，你长大了能当个队长就好了，咱家就也能帮别家办点事了。母亲说的队长其实指的不过是生产队的队长。我家住在一个镇上，亲友们大多是镇里蔬菜生产大队的社员。我家的许多闲难都是蔬菜队的社员尤其是队长帮助解决的，队长是我二舅，母亲的弟弟。母亲说的能当个队长就好了，就是期望我能出息得管点事，像二舅那样有能力帮大家做点事。父亲是教书先生，他没有说出当家庭妇女的母亲的话，他的嘱咐是一定要读好书，考大学，有出息。蔬菜社的人们生活都很富裕，但不重视读书，因而没出过什么像样的人物。父亲和母亲虽然说法不一样，但目的都是期望我能出息成个有用的人，不光自家有用，而是对大家也能有用。现在我在家乡人眼里算是出息成个人物了，不然怎么会千里迢迢搬了岳父来求我办事呢？现在我能办点事了，却越来越不愿替人办事了。想想小时候家里日子艰难求人的难处和得到人帮助时的感激之情，现在真是有点辜负了父母的教诲和期望，且不说党和国家的要求了。本来生活上比一般吃住都犯愁的老百姓已好得许多，但还总是发牢骚，不肯尽全力为大家做事，真是有点忘本有点对不起父母，要得病呢！面对烧给父母的纸钱这样一想，既悔又悟，还突发出一个奇想，这么多烧纸的有没有人想到给雷锋烧点呢？他可是没有亲人和后人了。他一生做了那么多好事，若烧纸的人里没一个想到给他烧的，那有多悲哀呀。
于是我把已划着了的火柴又吹熄了。我从那些分叠好了的纸钱里又分出一份，再用笔写上雷锋收，然后才一一烧了，并且一一叨念了请他们收钱的话，还给他磕了头。此仍无意恢复什么迷信礼仪，只是为了巩固一下自己的诚心而已。我还想，给雷锋磕头也是应该的，他六十年代去世时就二十二岁了，到现在已有七十多，也是长辈了。
老姨边烧边说我心眼好，还赞同说真是该给雷锋这样的好人烧烧纸了，来沈阳的火车上那些青年人就瞪两眼看我们这大岁数的人站了一路。
我没再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了，只是默默反思着自己。父母活着的时候盼我有出息，用古人的话诠释一下不就是期望我“生当为人杰”吗？为人杰而不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你这人杰有什么用呢？
清明节那夜的纸，我烧得十分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