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宿我没睡好，想了好多。我们确实是没什么隔膜的战友，经常互相开玩笑，在玩笑当中体现着友谊。有次我们集体上街，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他忽然对我说：“上次xx婚礼钱你还没交呢！”他指的是我们作家班一个同志结婚，我们五个解放军叔叔每人出一份钱共同买一件礼物，由他先塾钱承办，然后分头将钱交他。我记得我已交过了。但我这人有时马虎，以前出过类似的事，所以有些犹豫说：“我记得好像交你了？”他说没交，肯定没交，我这记性没错。我想那就是我又马虎了，当场掏出钱来要交。他说算了，算了，中午也饿了，你就用这钱请我们吃中午饭吧。我说那也是你请我们哪。他说别计较那么清楚了，反正用这笔钱吃。我们几个就一同进了饭馆。点菜时我还故意多点，不让他把这笔钱省下一点儿。我们几个吃得非常愉快，回校后他才告诉我们，那钱我确实交过了，等于捉弄我请了次客。我也想法捉弄他。有次我们作家班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搞联欢，有个女文学爱好者对他挺崇拜的，和他说了不少话。我们乘机恶作剧，制造了一封外国语学院女学生写给他的信，约他某天晚饭后在我们学校大门口等她。他接信后真的如约在大门口等起来。那时正值深冬，路边积雪很厚，那晚又刮北风，他就那么虔诚地等着。我们假装路过问他干啥，他说等一个亲戚小孩。我们才开心地大笑着走开了。我们这一笑，他才猛然醒悟是上了当，打着喷嚏回到宿舍，一时成了笑柄。这样的友谊关系，却一下子因我过分的话破坏了，实在不该，实在可惜。我又进一步反思，我当了学委会副主任，大家尊重我，常了我就有些忘乎所以了，说话好伤人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又到那战友屋里当其他同学面向他道歉，而且我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我认为我错了，我必须向你道歉。他虽然没说接受，却没再骂。以后我主动和他说话，涉及到他的事我格外关照几句，我们关系又逐渐正常了。有回一块去广州参加笔会，我俩的车票号正好是面对面。坐下来后他终于说：“你是好人！”我说：“我错了！”同学们都说：“别假谦虚了，兆林你确实是好人！”这件事使我认了道歉的力量。
也该感谢“非典”
生活曾一再提醒我，应该写篇关于学会感谢的文章，感谢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从而才能面对崇高、邪恶、善良和残酷共存的世界，更积极更健康地生活与进取。比如，我知道的一个战士，战争夺去了他的一条腿，他成了每天拄拐走路的残疾人。可是他说，我要感谢连长，他为了救我，和三个战友一起牺牲了，他们两条腿两只胳膊和整个生命都不存在了，而我才失去一条腿！还比如，我认识的一个诗人朋友，他当年写作最闲难的时候，一个著名诗人不仅没帮助他发表作品，反而说他语言老掉牙了，不配再写诗了！我的朋友伤心过后，发愤重塑自己的语言风格，十年之后终于成了比那个著名诗人更著名的诗人。别人骂那个著名诗人太损，我朋友却说，我应该感谢他，不叫他太损，我不会有今天！还听说一个小伙子向一个姑娘求爱，那姑娘把他臭骂一顿，说你连工作和吃住的地方都没有，竟敢向我求爱，百万富翁都被我拒绝好几个了！小伙子用这侮辱激励自己，后来成为杰出的企业家，而那侮辱他的姑娘已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但小伙子仍十分感谢那姑娘。由此我想到今年神不知鬼不觉突然降临中国的大坏蛋“非典”，它已经作恶半年了，光是中国人的命就夺去了几千条。全中国十三亿人，没一个不认识它，没一个不恨它的，我却忽然感到，这个“非典”，似乎是上帝派到中国暗访卫生情况，并借此来推动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也应该感谢感谢它的。
没有“非典”的光临，中国人哪会今天这样勤快地洗手，自觉地消毒，主动地锻炼身体，慎重而科学地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年，人们是太放肆、太随心所欲了。一门痰，不管含不含菌，张口就随地飞扬出去^一泡尿，不管是否患有糖塚病，憋不住了，当街或公园里睁着眼就能撒出去。随地乱扔果皮甚至垃圾的恶习，以及大大小小的饭店和许多公共场所日积月累形成的卫生死角，这些口子都在各级领导的带头参与下杜绝了，清除了。住宅楼的走廊，单位的厕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干净过。还有那些不要命的吃法，蛇啊蝎呀活老鼠哇活猴脑儿啦，什么都敢吃，越是野生名贵禁猎的越想吃。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典”的传染源来自野生动物，尤其怀疑到南方的一种野生动物果子狸。有年去广西，接待单位就弄过一次果子狸给我们吃，味道并没让我感到如何美妙，但东道主一再说它的珍稀贵重以及如何难弄，我们便盲目地感到自己已是龙体贵宾了似的。哪想到那狡猾的小野狐狸一直怀恨着吃它的人们呢，今年终于伺机报复了。现在谁再弄了果子狸来让我们吃，我是不可能再吃了，我想别人也不会再吃了。什么事都是有规律的，什么人不拿规律当回事为所欲为，都会遇到秋后算账那一天。
被撤职的高层部长、市长以及中下层局长、村长们，也是应该感谢一下的。是他们为其他政府官员们敲了警钟：也许别的事怠慢一点受个小处分可以了事，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可以制人于死地的传染病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甚至不说实话不报实情，那是要摘乌纱帽没商量的！我们国家以往对渎职罪似乎不如对贪污腐败罪重视，出了这方面的罪过引起的民愤也不是很大，所以对渎职的人只是罚以异地为官大家也都理解。而这次，是就地拿下！这实在是我闰吏治法制化的一大进步。这有“非典”的一份功劳。
还有，“非典”对中国传染病防治的一整套法规制度以及各项设施的完备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啊！“非典”还启示我们，以后不管再遇了什么新事物，不管这新事物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应该重视，特别是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重视。科学是最了不起也最得罪不起的，谁敢轻视它得罪它，谁就是最愚蠢的傻瓜或聪明过度的投机分子，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当然，最该感谢的是那些舍生忘死舍己为人的白衣战士们，他们用爱心、健康和生命，创造出无比珍贵、可以传世、可以医治后人心灵疾病的精神药物——人道主义的爱心。那些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看似平平凡凡的医护人员，关键时刻真的很了不起，世界上若没了他们，人类还要常常遭遇的病魔尤其是传染病魔可怎么抵挡啊。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广州某医院一个护士长介绍她在抗“非典”日子里所写的日记，好久没流泪的我一下子流了好多泪。她除了舍生忘死地救人，还没忘了写日记。那日记不仅文字好，精神境界也高，不是如有的人所记的都是些标榜自己的东西，而她总是看到别人美好的地方，并且尽量记了下来。她在电视上说的和日记上写的都朴实得美极了，好几次她说着说着自己就不由自主流下泪来。那泪对于我，就是无价的心灵之药啊！写到此，我还是想，没有“非典”，我怎么会知道世上有个她呢？我的泪腺又怎么会重新治好了呢？
在那遥远的火车上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索伦镇从军。索伦，是白阿线上的一个大站。白阿线，是吉林省白城市通往中蒙边境阿尔山镇的一条铁路线。当年，日本侵略军曾派重兵长期占领过那一线，不仅有军营、火车站，还有巨大的军需仓库和多处飞机场。苏联红军很大一个军团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开进中国与日军作战的，所以白阿线—带，既残存着日寇的侵略遗迹，又保留着苏军的烈士墓。我们部队之所以从辽南调驻白阿线上，就因为“苏修”是我们当时的头号敌人，我们到那里后的一切工作都得从打仗出发，天天要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人人得日夜处于战备状态。这就使本来平平常常的生活充满了紧张。什么事一紧张，自然就多了惊险。我在白阿线上那些历险，如果把紧张的时代背景抹掉，肯定一件也不会发生了。
那时我是炮兵团的新闻干事（类似于记者），全部任务就是采写新闻稿件，并且争取及时发表。新闻稿件是最讲究时间性的，我每天都得抢时间，几乎达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我常常是不通过收发室正常邮寄稿件，而利用当天的火车快速发出，有时是找乘火车的军人捎。从我们团驻扎的索伦往上还驻扎着好几个团的部队，所以每趟车上都有不少军人。有时来不及上车找人，就求列车员帮忙。特别重要的稿件我就亲自赶火车送往长春或沈阳了。有一次稿件比较重要，为了找个认识人梢走，我在火车开动时还没来得及下车。当我挤到车门时，车速已经很快了。我不顾乘务员制止，纵身跳下车。虽然没造成什么事故，但胳膊肘和膝盖都摔破了。还有一次，听到火车快进站的汽笛声我还没粘好信封。我和另一位报道员跑进站台时火车已经开动，我俩就在车尾拼命追。那是冬天，我们都穿着棉衣和大头鞋，车越跑越快，我们就越加挣命地追。最后只我自己勉强抓住尾门的扶手，让车长和几个乘客给拖上去了，上车后只觉得心要从嗓眼跳出来了。另—位报道员是南方人，穿北方的棉衣时间不长，任怎么拼命跑还是被甩下了（这位战友后来被解放军报调去当记者，不幸牺牲在采访途中）。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现在看，似乎丝毫意义没有，可当时心情真就是那么着急。
还有一次，我连夜赶往沈阳给部队的报纸送稿。正是中国北方最寒冷的冬季，我穿着羊皮大衣、羊皮帽子和羊皮大头鞋，手上戴的是用布带挂在脖子上的羊皮手闷子，南方人是想象不出内蒙古的白阿线冬天有多冷的o车窗上的冰霜有手指头厚，车窗缝儿都被很厚的冰霜冻死了，用手使多大劲儿也别指望能开启它。车厢内的厕所也冻结着坚如磐石的便物，想想深夜奔驰着的车厢外会是怎样的冷吧。
车里人十分拥挤，不少人没座儿站在过道上，谁想通过一节车厢必得费好大力气。我很饿了，想过到餐车去吃夜饭，而餐车和我所在的车厢还隔着四五节车厢。我便想了个简便方法，当火车在一个小站一停，就跳下去，通过站台往餐车跑。跑到餐车下一看，立时傻了。餐车的外门不开！不仅不开，而且也像每个车窗一样，被冰霜封得严严实实。那个小站只有两分钟停车时间，我要往回跑时，车轮已经转动了。站台很黑，没人发现我是怎么回事，而我的东西包括要送的稿子都在车上的包里，我不能改乘别的车了，我只好纵身跳上餐车门的踏板。上帝啊，我连手套也没带呀！幸亏我的手很干燥，不然零下三十多度的铁扶手会把我抓上去的双手粘下两张皮的。白阿线大草原的夜风冷酷如刀，很快我的双手就僵硬了，继续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把双臂抱插进门扶手里，这样双手就可以抄进棉袄袖里。可是风肆意穿透棉衣和棉鞋，时间一长，不仅露在外面的脸，全身都将冻僵，甚至手脚失灵掉下车去，冻死在铁路边。餐车门玻璃的霜也一指多厚，但里面的灯光可以照出站在过道里排队买饭人的身影。我不敢松开手敲门，只能用脚踢门。那踢声被隆隆的轮声吃去了许多，好半天没引起车里注意。我又倒出一只手来，摘了帽子，用头撞门玻璃。脚踢、头撞加声撕力竭地喊，靠近门玻璃排队买饭的人终于发觉了门外有人。于是屋里的人开始营救我。可是门缝冻的冰太厚了，简直胶粘铁焊的一般，我都听见里边人们猛砸猛踹声了，那门就是不开。原来，门是用一条很结实的宽木板条别住后，连木板一块被冰霜冻死的。里面的人心很齐，呼喊着把门撞开了裂缝，又呼喊着撞断了别门的木板，但那门死赖着就是不开。我脸和脚都已冻木了，后来听里面有人建议紧急停车，也听见车长说再努力一下，还弄不开再请示刹车。我受着感动，有了信心，喊着说能坚持住，万不得已别刹车。后来车门还是被打开了，我被拽进车厢时手脚和脸已冻得僵硬，但毕竟是脱了险。
我深切体验到了危难时候渴望救助的心切，也体验到了得救后的感激之情，因而这次历险也对我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一遇有难需助的人和事时，那次历险的情景便跳出来向我发出号召，赶快伸出手去吧！我就尽量把自己虽然并不太有力的手伸过去……
k头被战争砸个包
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年头，我是呼吸着备战的紧张空气生活的，所以关于战争的场面，诸如壮烈啊残酷啊生死无常啊，等等，脑中留有许许多多从文学作品和部队流传下来的印象，而属于亲身经历的，却只有一次。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的时候，放寒假，有朋友相约到老山前线去见识见识，我们就赶在春节前飞过去了，为的是能赶上一次较大的作战。
我们住在作为师作战指挥部的一个大山洞里。山很陡，像桂林一带的山，洞也像桂林那样的巨大溶洞。仗是夜间开打的，我在作战室听到指挥员下达炮兵齐射的命令后，很快就听见洞外的群山一起怒吼起来。那才叫地动山摇啊，我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振奋得相互冲撞着，不由自主跑到洞口去看从头顶飞过的炮火。山谷的t空被火网罩住了，连绵不断的炮火带着尖锐的嘶叫飞向远方，很快又反馈回密集得分不清次数的爆炸声。先我还把这炮声当最美的音乐欣赏，用小采访机录了几盘带子，但不几天便发觉这些家伙们的恐怖了。有天晚饭后我们几个采访的伙伴到洞外散步，晚霞很红，群山很绿，整个山谷幽幽静静，诗情画意得简直没法形容。可是忽然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我们前方不远处。我们跑回山洞被训了一顿才明白，指挥部之所以选在既高且陡的大山脚下，是因为炮弹发射有个弧度，没法落到较陡的山根洞口，所以指挥部规定，任何人不准超出洞口以外五十米闲走。尤其晚饭后，敌人好打打冷炮，各部队都有因此而伤亡的。我们虽然避了很多危险，但仍然亲见许多早上出去还好好的一个人，晚上回来就少了胳膊缺了腿，或血肉模糊认不出是谁了，躺在担架上正说着话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